1950年初，新中國成立伊始，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張治中以到廣州接女兒回國為名，從廣東番禺出發，坐船到距離海岸不遠的一個南海小島上，執行一項秘密任務。外界猜測，張治中此行的目的，是在某個地方跟國民大代表進行密談。但國民黨方面代表究竟是誰卻無從考證，一度成為歷史之謎。
張治中曾是國民黨的高階將領，位居上將，蔣介石麾下“八大金剛”之一，但他卻從來沒參加過反共戰爭，一直主張與共產黨合作，是共產黨的好朋友，素有“和平將軍”之稱。毛主席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在重慶談判期間，張治中為保證毛主席的安全，專門騰出了自己的住宅請毛主席辦公、會客、休息，並派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的部隊負責警衛。即使這樣，他仍然感到不安，又派自己的內弟洪世碌團長率領警衛團部署於左右，一旦發現國民黨特務有不軌行為，就馬上派敢死隊冒死出擊。另外，他還從洪世碌的警衛團挑選一個班的人，身穿便裝，在毛主席、周恩來等人的住處充當僕役雜務。可見，張治中對毛主席的安全是高度負責的。
重慶談判後，為了保證毛主席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張治中親自伴飛。據張治中女兒張素初稱，當過山西軍閥閻錫山機要秘書的傅朝樞曾告訴她，他見到過一份機密檔案，國民黨特務計劃在毛主席回程經過西安時，對他下手，後來因為張治中陪同未能執行。
之後，張治中調任新疆省主席，一到任就立即釋放了被盛世才關押在監獄裡的131名共產黨員，其中包括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並派人把他們護送回延安。而此時，蔣介石正在重慶準備召開軍事會議，為發動內戰做準備。張治中在新疆寫下萬言書，透過郭寄嶠帶給蔣介石。在信中，張治中力陳對共產黨採取政治方式解決是獨一無二的途徑，反對重起內戰。他在信中寫道：“我國經八年長期抗戰，民窮財盡，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
曾寫過《蔣介石評傳》的著名作家李敖曾評價蔣介石，稱他是將人才當奴才用。在蔣介石面前肯說話和敢說話的人很少，而在軍人當中，張治中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說話的一個了。在此之前，張治中已經上過一次“萬言書”，那是在“皖南事變”爆發後的1941年3月2日，他向蔣介石痛陳對共產黨問題處理的失策。可惜，蔣介石兩次都沒有接受張治中的建議。
最終，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也自嚐了惡果，兵敗如山倒。1949年初，蔣介石黯然下野，李宗仁上位主導和平談判，張治中又一次成為首席談判代表。在出發去北平和談前，張治中到溪口見蔣介石，當面勸老蔣出國，徹底交出權力未果，在北平談判期間，更是感到蔣介石留在國內是對和平的最大障礙，又一次上萬言書痛陳利害。張治中後來回憶自己最後這一封萬言書時說：“不知道蔣介石看後反應如何，事實已經說明他是不會接受的。”
1949年4月15日，國共談判代表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南京政府拒不執行該協定，導致和談破裂。蔣介石大罵：“文白（張治中字）無能，喪權辱國。”在這種情形下，張治中等人陷入尷尬境地。此時，周恩來緊急向南京地下黨發出一則絕密命令……
21日深夜12時，張治中接到南京方面李宗仁的電報，要求他將代表團起飛回南京的時間確定一下。代表團成員均已對南京政府徹底失望，更擔心南京政府“秋後算賬”，因此都表示願意留在北平。但張治中卻說：“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已破裂，理應回去覆命。我豈能不知回去的風險，大家願意留在這裡我不反對，可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覆命。”
周恩來得到了南京和談代表團將於24日回南京的訊息後，立即與李立三、林伯渠驅車直奔六國飯店。周恩來直率地說：“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海或廣州，國民黨的特務都是不會放過你們的。西安事變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
張治中一度心情非常苦悶，他說：“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現在如果站到共產黨一邊，人家會不會說我是‘投機’呢？這一問題在我腦海裡盤旋了很久，沒有想出一個答案。”見張治中仍不表態，周恩來急了：“我看，你這個人還是封建，你為什麼只對某些人存有幻想，而不為中國革命、中國人民著想呢？”說完，周恩來就告辭了。
4月23日，南京政府要派一架飛機來接代表團回去，周恩來藉口飛機跑道沒有修好，讓它過兩天再來。4月25日，周恩來又來到張治中的住處，愉快地說：“文白兄，我們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
張治中問：“什麼客人，我認識嗎？”
周恩來笑了笑：“你當然認識，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
張治中隨周恩來來到機場，他萬萬沒有想到，從飛機上走下來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一純、素素，以及弟弟張文心的夫人鄭淑華和三個孩子。張治中欣喜萬分：“恩來先生，你是真會留客啊！”
原來，周恩來早已通知南京的地下黨沈世猷，一定要設法把張治中先生的夫人及其子女安全送到北京。沈世猷是1948年打入湯恩伯司令部的，當張文心在淮海前線起義後，他一直跟張家兩位夫人保持聯絡，南京解放時，又將兩位夫人轉移到上海。4月25日，張治中過去的一位老部下，上海機場基地指揮官、地下黨鄧世章夫婦把兩位夫人和孩子送上了飛機。
看到張治中跟家人團聚，周恩來認真地說：“現在文白先生的家人安全了，我們也放心了。至於您是走是留，我們不會強求的。您如果選擇離開，我馬上給你們全家安排飛機……”
“不要說了，恩來先生，我決定留下來了！”
留在北京後，張治中很快就投入到新中國的籌建當中，在國名、國旗等重要問題決策上，都提出了影響甚大的建議。當主席告訴張治中，希望他能利用過去的關係，斡旋新疆和平起義時，他欣然應允。立即給自己的保定軍校同學，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嶽發電，分析了新疆和平起義的癥結和處置辦法。新疆和平解放後，張治中又親自飛赴新疆，協助彭德懷工作，又一次扮演了“和平將軍”的角色。
此時，“和平將軍”的和平使命仍然沒有結束，蔣介石政府在大陸潰敗後，竄逃到臺灣島上繼續頑抗。1950年初，張治中遵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率領由屈武、李俊龍、餘湛邦等人員組成的特別工作小組，透過香港的舊友故交對逃臺的國民黨政要做勸說開導工作，達到促成兩岸和平統一的目的。也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秘密任務”。
當天，張治中帶著家人從番禺出發，坐船到一個小島上，晚上就住在島上一座兩層樓裡。按照計劃，張治中要在小島上跟蔣經國、陳誠見面。然而到了夜裡快兩點鐘的時候，葉劍英突然發來訊息，讓他們趕緊搬家：“國民黨特務已經知道你們住在這裡了，趕緊離開這裡。”張治中連夜領著家人搬了住處，第二天果然被情報言中，國民黨的飛機就把那棟兩層樓炸掉了。
“葉帥救了我們全家。”張治中的兒子張一純後來回憶說。
不久後，張治中又以個人名義給蔣介石寫信，勸其放棄反共立場，此後“朝鮮戰爭”爆發，形勢發生變化，爭取蔣介石的計劃暫停了下來。抗美援朝戰爭後，張治中特別選派老部屬張樨琴專門負責兩岸高層意見溝通，雙方對此事均絕對保密。1964年，蔣介石在高雄接見過他。初期的聯絡方式是透過遊艇在公海上秘密進行，雙方按照事先的約定交換信件物品。
1954年，張治中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作題為《告逃在臺灣的人們》的對臺廣播。規勸國民黨方面放棄“反攻大陸”的不切實際的想法，殷切希望在臺灣的老友、部屬、學生“主動地儘自己一切可能靠攏祖國和人民。”作為原國民黨高階官員和將領，他的講話產生了熱烈的反響，並對在臺人員產生了極大震撼。
1955年春節，張治中再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作對海外僑胞的廣播，對“反攻大陸”進行了駁斥。1956年，周恩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佈，爭取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方針。張治中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並在接受《團結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和平解放臺灣是有可能的，期待第三次國共合作。在同年11月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90週年的文章中，張治中再次呼籲“國共”再次合作。
當記者問及港臺一些親美蔣的報紙誣衊周總理的和平建議是“和平攻勢”和“中共荏弱”時，張治中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共產黨在抗美援朝和中美會談中對美國尚且如此強硬，何況臺灣。之所以提出和平解放臺灣，是不願意看到臺灣生命財產的損失”，“當然也是對國民黨和解之意，”還有一個因素是反對美帝國主義侵佔臺灣的行徑。張治中還表示他在和平解放臺灣運動中過去做了一些工作，如對臺灣廣播，發表文章或用其他方式對現在臺灣的舊好加以說服勸導等，是有了一些影響的，準備以後再做更多的工作。
1957年到1958年張治中又在兩次廣播講話中指出：“現在和平解決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方針是整個爭取，以上層領導為爭取物件。”還語重心長地說：“你們離開祖國多年了，人壽幾何，經得起幾回滄桑鉅變？鳥倦尚且知返，人情誰不思鄉？你們回來吧，家人親友在盼望你們，祖國人民在召喚你們！”1958年12月，張治中又在民革“四大”就臺灣問題發表看法，認為以蔣介石為物件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是完全英明正確的。此後，他利用各種機會，以演講、發表文章、作廣播講話，呼籲“愛國一家，和為上”，“爭取透過和平途徑，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來”。
從1956年到1958年蔣介石先後委派宋宜山和曹聚仁回祖國大陸試探情況，並得到中央領導接見，在會談中張治中經常在場，向他們介紹情況，進行疏通解釋。這些會談雖然大都沒有結果，但對於促成蔣介石積極抵制美國企圖分化中國的圖謀不無益處，尤其體現在1958年金門危機中，海峽兩岸實際上結成一種統一戰線，共同對抗美國，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1959年國慶十週年時，張治中再次在對臺廣播中敦促臺灣方面：“如你們是抱有愛國思想的中國人，能夠回到大陸上來看看。最好辭修(即陳誠)、經國或親來，或派人來，我想你們也一定會把成見與偏見丟開而額手稱慶的。”
張治中機要秘書餘湛邦生前曾說，1969年張治中去世之前，除了口授政治遺囑外，還念念不忘“對臺工作希望大家繼續做下去”。張治中曾說：“臺灣一定要解放。至於怎麼解放，何時解放，且待將來的事實來證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