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國志4]身為華人卻不說中國話，新加坡前總理為什麼這樣選擇？

阿爾薩戈夫准將是個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須，出生於新加坡，加入了馬來亞武裝部隊。我很驚訝，因為他表現得彷彿自己是新加坡軍隊的總司令，隨時準備接管這個島國。當時，新加坡步兵團第一營和第二營各有大約1000人，由馬來西亞人指揮。他們把700名馬來西亞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團第一營和第二營，300名新加坡士兵則被調走，分配到馬來西亞各個部隊。

　　我估量了一下形勢，得到的結論是，東站必定是要提醒我們和那些將會出席國會開幕式的外國使節們，新加坡仍然在馬來西亞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責罵阿爾薩戈夫准將放肆，他會向吉隆坡的上司報告。他們必會採取其他步驟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權的是誰。因此，我覺得最好是默默同意。於是，新加坡共和國國會第一次開會時，我從政府大廈的總理公署到國會大廈，是由馬來西亞軍隊的電單車警衛隊“護送”的。

　　這件事情過後不久，1966年2月回日星期二，下午四點左右，吳慶瑞忽然到我在政府大廈的辦公室，向我報告一個壞消除：毗鄰珊頓道新加坡工藝學院的軍訓站發生暴亂。他發現最近入伍的各個部隊的新兵當中，有80％是馬來人，這使他驚訝，所卜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訓練工作，並凍結所有的職位。軍隊司令誤解了他的意思，擅自指示華族少校解僱所有的馬來新兵。這名少校讓所有的人到操場集合，叫非馬來族士兵離隊，隨後通知馬來新兵他們被解僱了。那些馬來新兵對自己遭受的種族歧視，一時之間瞠日結舌。當他們從錯愕中回過神來時，場面開始混亂。他們用棍棒和汽水瓶攻擊非馬來人，燒燬兩輛電單車，破壞了一輛史古打，掀翻了一輛小貨車。一輛警察巡邏車聞訊趕到，馬來新兵向它扔出無數的玻璃瓶，巡邏車無法越過翻覆了的小貨車。一輛消防車隨後來到，也同樣受到攻擊。

　　珊頓道沿路聚集了大批看熱鬧的群眾。附近工藝學院的學生離開課室，擁上陽臺和屋頂，居高臨下，觀看這場混戰。下午2點45分左右，鎮暴隊隊員乘坐鎮暴車來到現場，發射催淚彈。接著，受過特別訓練的鎮暴警察出動，逮捕暴亂者，把他們押上囚車，載到對面的刑事偵查局大廈。暴亂者被扣留在刑事偵查局的四方院子裡等候發落，看看是要把他們控上法庭，不准他們保釋，還是準他們保外。

　　吳慶瑞擔心讓他們保釋的話，他們回到芽籠士乃和其他馬來人居住地區，散播他們如何道解僱的訊息，那可能在馬來人和華人之間觸發暴亂。我立即請英國最高專員約翰。羅布到我的辦公室來，把這件棘手的事情告訴他。由於當時新加坡警察和軍隊幾乎全是馬來人，會同情暴亂者，我要求羅布通知英軍司令待命，以防種族暴亂失控。我告訴他，我準備到刑事偵查局親自處理這件事。要是認為情勢可以緩和下來，我會讓這些人回家，否則也許要在提控他們後加以拘留。這一來，當天晚上365個家庭將會等不到他們的兒子回家，有關馬來人受到壓迫的謠言將會傳遍新加坡。

　　羅布表示他會據實通報，但是也謹慎地指出，英國軍隊不能干預內部安全問題。

　　我告訴他，總司令或新加坡駐軍總管應確保英軍至少能防止暴亂者失控，以免他們像1950年在一次涉及一名荷蘭少女的宗教暴亂中那樣轉而對付白人的事件重演。

　　接著，我召見社會事務部長奧斯曼握，討論應該如何處理那些人，看看我的做法是否行得通，並請他陪同吳慶瑞和我到刑事偵查局去會見暴亂者。在刑事偵查局的四方院子裡，我透過一個手提揚聲器用馬來語向新兵講話。我告訴他們，命令規定只招募新加坡人，而少校誤會了，以為不包括新加坡籍馬來人。

　　迅速建立裝甲部隊由於擔心這些暴亂會蔓延到新加坡來，我們不得不迅速建立裝甲部隊。1968年1月，以色列要更換軍備而減價出售法國製造的AMX －13輕型坦克，新加坡決定購買。到1969年6月，30輛經過整修的坦克運到，同年9月又來了42輛。我們也買了170輛V22型四輪裝甲車。

　　英國人沒提出要像50年代協助馬來亞那樣協助我們建立一支軍隊。他們曾經在幕後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期間為新加坡爭取平等的待遇，卻引起馬來西亞的不悅。如今他們必須應付的馬來西亞，不僅是對他們有點不悅而已。他們也必定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聯合國和共和聯邦的馬來西亞已打好算盤，有意成為新加坡的軍事教官，以確保我們對防務的認識不會勝過他們。

　　我們必須收回兩營軍隊，恢復它們的新加坡身分，確保它們忠於新加坡。當時的財政部長吳慶瑞在新加坡獨立後，立即表示願意出任國防部長。任務很艱鉅，我們得從頭做起，他卻願意挑起這副擔子。當時他的全部軍事知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得來的。英軍在1942年2月投降之前，他擔任過新加坡義勇軍的中士。我叫他著手進行。吳慶瑞跟以色列駐曼谷大使莫迪凱。基德倫接觸，要求幫助。他是在幾次到曼谷出席會議時結識基德倫的。8月9日分家幾天後，基德倫從曼谷飛來新加坡，提出了一些有關協助進行軍事訓練的建議。吳慶瑞帶他來見我。1962到1963年間，基德倫曾經幾次見過我，要求我允許以色列政府在新加坡開設領事館。他向我保證東姑已經同意了，我們不必等到馬來西亞成立後才做決定。我告訴他，既然東姑同意了，領事館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後設立不會有問題，但是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前設立，肯定會使基層馬來穆斯林情緒激動，以致發生爭端，打亂我的合併計劃。

　　他非常失望。不出所料，馬來西亞成立後，東姑沒允許以色列開設領事館，事實上也無法允許。

　　我聽了基德倫有關軍事訓練的建議，但是要吳慶瑞暫時按兵不動，因為我寄出了兩封信，一封給印度總理夏斯特里，另一封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總統納塞爾，要求他們提供緊急援助，協助我們建立武裝部隊。我要等他們的回信。

　　在給夏斯特里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軍事顧問前來新加坡，協助我們建立五營軍隊。兩天後他回信說：“真誠地祝願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榮。”對我的要求，他隻字不提。納塞爾總統回信承認新加坡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卻跟夏斯特里總理一樣，對我要求他派遣一個海軍顧問前來協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衛力量的事，也避而不談。我原來也曾預料印度政府會小心翼翼，不想被人看成反對馬來西亞。不管怎麼說，印度是比較靠近我們的亞洲鄰國。但是納塞爾卻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選擇不理會我的要求，我很失望。也許他要同馬來西亞的穆斯林領袖保持伊斯蘭教的團結。

　　印度和埃及不肯給予協助，我於是叫吳慶瑞繼續跟以色列人接洽，但是秘而不宣，保密越久越好，以免引起新馬兩地基層馬來穆斯林的反感。1965年11月，亞克。

　　埃拉扎裡上校率領了一小隊以色列人前來。12月又來了六個人。他們膚色夠黝黑，我們管他們叫“墨西哥人”，以便掩人耳目。

　　須有一支可靠的軍隊我們必須有一支可靠的軍隊捍衛國家的獨立。東姑對分家改變主意我倒不怕，但是還有賽加化阿巴等其他影響力很大的馬來領袖。賽加化阿巴極力反對分家，連巫統秘書長的職位也辭去了。他可能遊說阿爾薩戈夫准將，告訴他作為愛國者，扭轉分家的局面是他的職責。阿爾薩戈夫和他那駐紮在新加坡的步兵旅，大可不費吹灰之力便使我和所有其他部長淪為階下囚。於是我們保持閉口不言的低姿態。吳慶瑞作為國防部長則狂熱地工作，以便儘快建立一些防衛力量。

　　新加坡的軍隊和警察的種族成分，使我們還須冒另一種安全風險。獨立了的新加坡不能延續英國人的老一套做法，把一個有四分之三人口是華人的城市的治安，交由馬來族警察和軍人去負責。英國人招募的主要是馬來人，他們多數在馬來亞出生，傳統上到新加坡來人伍。馬來人喜歡當軍警，華人卻避之惟恐不及，那是因為在中國的動亂和軍閥時代，士兵到處搶劫，留下了歷史包袱。問題是，新加坡政府已經不再是英國人或馬來人的政府，而是馬來人眼中的華人政府，軍隊和警察還會不會同樣效忠呢？我們必須設法吸引多些華人和印度人加入警隊和軍隊，以反映實際的人口比例。

　　分家後不久，應馬來西亞政府的要求，我們派出了新加坡第二步兵營到沙巴執行“對抗”任務。儘管當時兩國還未締結正式的防務協定，我們要表示對馬來西亞有善意，要跟它團結一致。這一來，整個淡馬錫軍營便成了空營。馬來西亞建議派一團馬來西亞步兵到淡馬錫軍營，我們同意了。我們的第二步兵營定在1966年2月完成在婆羅洲的任務，雙方參謀部談妥，到時馬來西亞軍隊會撤走。但是馬來西亞國防部長卻要求別讓新加坡的步兵營重返淡馬錫軍營，而應把新加坡一營步兵調到馬來亞本土，以便讓馬來西亞步兵團繼續留在淡馬錫軍營。作為國防部長的吳慶瑞不同意。我們要兩個新加坡營都留在新加坡。我們相信馬來西亞之所以改變初衷，是因為他們想在新加坡駐留一營軍隊，以便控制我們。馬來西亞人拒絕離開。於是回國的新加坡步兵營的先頭部隊必須搭起營帳，暫時駐紮在花拉公園。吳慶瑞急忙來找我，提醒我不能讓我們的軍隊在營帳裡呆太久，食堂和廁所裝置太差，很容易引發暴亂或譁變。他說，他的處境就像一位英國將領統率一支以義大利兵佔多數的軍隊。馬來西亞有可能利用這個局面，臨過阿爾薩戈夫准將發動政變。他勸我從歐思禮路的住家搬進總統府園地內的別墅，並安排辜加警衛在四周站崗，以防萬一。

　　在一連辜加警衛的護衛下，我和家人就在總統府園地內的別墅住了幾個星期。

　　不久之後，英國人騰出了在新加坡北部靠近三巴旺的卡迪軍營。我們把它讓給馬來西亞，他們在1966年3月中旬答應把軍隊從淡馬錫軍營轉到卡迪軍營。馬來西亞軍隊前後在卡迪軍營駐留了18個月，到1967年11月才自動撤走。

　　馬來西亞這種不講道理的做法加強了我們建立新加坡武裝部隊的決心，只有這樣，才能制止他們類似的恐嚇。他們的行徑，使我們益發痛下決心，咬緊牙關站穩腳跟，堅持到底，無畏的戰士吳慶瑞在致國防理事會的檔案中寫道：“新加坡和鄰國的人口相比，猶如小巫見大巫，讓自己因此而六神無主將是愚不可及的。重要的不是人口的數目，而是武裝部隊的戰鬥力……徵兵五年之後，透過動員戰備軍人，我們可以派出一支15萬人的部隊。利用上了年紀的人和婦女負起非戰鬥任務的話，最終我們應能派出一支25萬人的軍隊，由具備戰鬥力的18到35歲的人組成。人數雖然不多，他們卻朝氣蓬勃，受過良好的教育，準備保家衛國，他們的作戰能力是不容低估的。”參照以色列人的做法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是參照了以色列人的做法的，那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動員最多的人。我們認為必須讓新加坡國內外都知道，儘管我們人口不多，卻能在短時間內動員一支人數眾多的戰鬥部隊。

　　我們的任務十分艱鉅。必須改變人民的心態，使他們接受人民的軍隊，並克服不喜歡當兵的傳統觀念。“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句話，每個華族家長都懂。

　　我們決定在所有中學成立全國學生軍團和全國學生警察團，使家長讓子女跟軍隊和警察認同。我們要他們把軍警當做自己的保護者。過去軍隊和警察被看成英國殖民者壓制人民的工具，引起人們的恐懼和反感。我們要把這種情形扭轉過來。

　　軍人的勇敢必須受到人民的敬重。正如吳慶瑞慨嘆說：“在靠買賣為生的社會里，斯巴達式的生活方式不會自然而然形成。”我必須改變人們的態度，爭取年輕人參加體育和各種體力活動，從而增強他們的體魄，同時使他們培養起敢於冒險的精神，並樂於參加各種艱苦刺激而且不無危險的活動。要達到這個舊的，光靠宣傳是不夠的。在勸說和發表扣人心絃的演講之後，還需要有組織良好、人員幹練以及方向明確的機構。負起進一步的工作。主要責任落在教育部。只有改變人們的想法和態度，新加坡才能像瑞士和以色列那樣建立一支龐大的平民部隊。我們準備以十年的時間完成這個任務。

　　在慶祝新加坡獨立一週年的典禮上，我們以僅有的一點兵力激勵人民計程車氣。

　　公務員、國會議員和部長參加了速成軍官訓練課程，他們帶頭組織了人民衛國軍，兵士都是透過民眾聯絡所徵召的，多數是受華文教育的平民。人民衛國軍好幾個排在1966年8月9日首屆國慶慶典上接受檢閱，勇敢地列隊走過檢閱臺，雖威武不足，卻熱情有餘。在認出穿著制服，給太陽曬黑了的部長和國會議員時，觀禮臺上的貴賓和街道兩旁的群眾都熱情地喝彩。

　　代表各族的社群領袖高舉旗幟和標語牌，在遊行隊伍中行進。參加遊行的還有華人、印度人、馬來人和英國商界領袖。在政腑大廈前，他們在總統面前正步走過，人們向他們熱烈歡呼。還有來自工會、人民行動黨和法定機構的遊行隊伍，警察和消防隊也參加了制服隊伍的行列。對新加坡的軍事能力，馬來西亞人也許覺得沒什麼好害怕的，但是我們建立自衛部隊來保衛新生國家的決心和精神。卻使他們不得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吳慶瑞的計劃是在1966到1969年之間，建立一支由12個營組成的正規軍。我不同意這個計劃，建議建立一支規模較小的正規軍，加上動員平民的能力。平民應該接受訓練，成為後備力量。吳慶瑞提出不同的意見說。在大規模訓練平民之前，必須先訓練他所建議的12營軍隊裡的好些正規軍官和士官。

　　我不想把錢花費在規模龐大的正規軍的經常開支上，認為最好把錢用來建立組織和訓練國民服役兵團所需的基礎設施。實行國民服役在政治上有好處，對社會也有好處。吳慶瑞採取專業軍人的立場，認為必須在今後三年內建立一支正規戰鬥部隊，應付眼下來自馬來西亞的威脅。我認為只要有英軍和共和聯邦軍隊駐紮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人不大可能攻擊我們。縱使沒簽訂防衛條約，英國和共和聯邦駐軍也能起威懾作用。我要我們的整個國防計劃對準一個目標，儘可能動員最多的人民，並趁人民因為最近的經歷而具有強烈的愛國熱忱時，激勵他們執干戈以衛社稷。

　　吳慶瑞在1966年11月提出的修正計劃，主張動員大部分的人民，正規軍則保持為12營。我有意思讓新加坡的婦女也像以色列婦女那樣參與國民服役，因為那將能加強人民保衛自？國土的意識。但是吳慶瑞不希望他的新部門負起這個額外責任。

　　由於國防理事會中的其他部長也不熱心徵召婦女，我沒有堅持己見。

　　應付馬來西亞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計劃，最佳的威力量就是讓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裝部隊，它也得慮是否有能力鎮壓善於使用武器和炸藥的全體人民。除了採不管家庭和種族背景，平等對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一個團結的群體之外，我們也必須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裝部最高層一些最優秀的人員。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確保新加坡武裝部隊永遠服從政治領導層，武裝部隊的一切重要職能，如人和財務，都歸國防部的平民官員掌管。國防理事會贊同這些則。

　　1967年2月，我提出修正法案，修正英國人於1952年透過的國民服役法令，被徵召入伍者服完兵役後，成為後備軍人。請求釋放了兩名在新加坡攜帶定時炸彈而原判死刑的印尼人。不過，他們還沒有機會奪走人命就被逮捕了，不像兩名突擊隊隊員那樣，殺害了三個平民。我們是一個弱小國家，如果就這樣屈服，不單是新加坡本國的法治，甚至是我們同鄰國相處所遵守的法則，都將被丟到一旁，新加坡往後將不斷面對外來的壓力，永無寧日。當時英軍仍然駐守在新加坡（雖然他們宣佈將在1971年撤走），我們如果尚且害怕執法，那麼，我們的鄰國，不論是印尼或馬來西亞，在1971年之後，就會肆無忌憚地騎到我們頭上來。於是，我們決定拒絕請求，依法處置。兩名突擊隊隊員最終在1968年10月17日被處決。當時我在日本進行官方訪問，二三十個印尼人聚集在靠近迎賓館的地方，當我乘坐的轎車經過時，他們高舉標語牌和橫幅，向我表示抗議。

　　與此同時，大批印尼群眾闖人新加坡駐雅加達大使館，瘋狂破壞一番，還砸壞新加坡總統的肖像，幸好沒像當年對待英國人那樣燒掉大使館。我們的大使PS拉曼曾經在新加坡廣播電視臺任臺長，是個勇敢的人。他雖然是泰米爾婆羅門人，但是信仰基督教。他和他的同事就如同1963年英國大使吉爾克里斯特面對印尼人硬闖英國大使館時一樣，鎮靜沉著地對抗暴徒。不過，新加坡大使館的職員可沒有一位風笛手在場，以示鎮定沉著。

　　第二天，印尼武裝部隊宣佈在廖內群島附近靠近新加坡的印尼領海舉行演習。

　　印尼海軍陸戰隊司令官甚至表示要親自率領特種部隊攻入新加坡。約千名示威學生向東爪哇部隊司令請願要求對付新加坡。據印尼報章報道，印尼軍方相信新加坡是受共產中國施壓，才處死兩人的。印尼政府在一星期後宣佈減少同新加坡通商，向出口物品施加限制。我們的情報人員評斷，儘管印尼未必會公開挑釁，但卻可能會進行顛覆活動。結果風平浪靜。

　　然而更嚴重的危機接踵而來。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降行大選數天後，吉隆坡發生了血腥的種族暴亂。新加坡的華人和馬來人都緊張起來，人人都擔心這場種族衝突會蔓延到新加坡。結果大家的擔憂變成了事實。逃到新加坡的馬來西亞華人，追述他們的親戚在那裡遭受的種種暴行。有關馬來人的野蠻行舊和馬來西亞武裝部隊處理當時情況明顯偏袒的話一傳開，不但使新加坡人提高警惕，也使他們感到憤怒。

　　在新加坡，佔多數的華人趁機為他們在吉隆坡的華族同胞報仇。5月19日，二三十名華族青少年，在蘇丹門靠近蘇丹伊斯蘭教堂的馬來人活動地區，攻擊幾個馬來人。第二天，我從美國返回新加坡，獲知在離萊佛士書院不遠的地方，一名馬來人被一群暴徒槍殺。這場衝突斷斷續續地延續了幾個星期。

　　6月1日，我到馬來人聚居地區芽籠士乃訪問。那裡發生了嚴重的種族衝突。

　　國防部長林金山陪同我前往，我們乘坐的那輛越野軍車由一名馬來警員駕駛，坐在司機身旁的是那個地區的警監。車子經過被部署在那裡的新加坡陸軍的馬來士兵面前時，我和金山立時覺察他們個個一臉怒容，非常不友善。即使是那位我認識了好幾年的馬來警監，也露出慍怒的神色。我強烈地感覺不對勁。我感受到馬來人的恐慌，情況跟1964年的種族衝突截然不同。當年，警察部隊和軍隊中馬來人佔多數，由吉隆坡的馬來領袖控制，這些領袖特別照顧馬來同胞，對華族則格外苛刻。這次輪到新加坡的馬來人擔心害怕。因為儘管警察部隊中還是馬來人居多，可是組成政府的新加坡華族領袖，可能會指示警察和軍人對付馬來人。我決心要向全體人民，尤其是現在佔了多數的華族清楚表明政府的立場：不分種族或宗教，政府將公正地執行法紀。

　　隨著警察採取強硬的行動，684名華人和349名馬來人被逮捕，但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證據而無法起訴所有的人，結果只有36人被控上法庭，華人和馬來人各佔一半。其中最嚴重的是指控一名華人企圖謀殺，最終他被判罪名成立，必須坐牢十年。

　　在整個衝突過程中，一名華人和三名馬來人遇害身亡，11名華人和49名馬來人受傷。

　　新加坡的種族關係兩極化到這個程度，真叫我們吃驚。即使是在警隊和軍隊中服務多年的馬來人，也變得對種族課題非常敏感，在馬來西亞發生種族暴亂時，他們輕易受到種族情緒的牽動。

　　我要確保警隊和軍隊的實力不會被種族情緒牽引力削弱。我也要搞清楚為什麼要在芽籠士乃部署那麼多馬來軍人，其實部署一支種族成分比較多元化的部隊，會讓那一帶佔少數的華族更安心。為此，我決定必須重新檢討加入新加坡武裝部隊的新兵的種族比例。

　　負責這項工作的林金山發現，儘管經歷了1966年的珊頓道軍訓站事件，新加坡武裝部隊招募的馬來人仍然過多。當時的國防部常任秘書波卡斯是我們最信任的官員之一，他曾經擔任政治部主任，認為不能信任受華文教育者，因為幾乎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接受華文教育。在招募軍士和准尉加入武裝部隊，以訓練我們的國民服役人員時，由於堅信受華文教育者容易變成華族沙文主義分子，同時比較傾向於支援共產主義，他寧可選用馬來人。我們有必要糾正這樣的偏見。這是個非常敏感的任務，由波卡斯領導的小組負責進行。一名年輕中校楊孟榮在之後的幾年裡推行了一項計劃，透過招募更多非馬來人，減少馬來人在軍隊中的比例。

　　我邀請了五國聯防的共和聯邦國防部長（馬來西亞、英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出席新加坡開埠150週年的紀念活動。1969年8月9日，敦拉扎克代表馬來西亞出席新加坡的國慶檢閱典禮，林金山安排一連AMX －13型坦克和V200型裝甲車參加檢閱。柔佛州的馬來西亞人當晚在電視上看到這些坦克和裝甲車，其他地方的人則於第二天在馬來西亞報刊上看到照片。他們受到了很大的衝擊。馬來西亞當時還沒有坦克。同一天晚上，在我招待各國國防部長的宴會上，敦拉扎克告訴吳慶瑞，馬來西亞有許多人對新加坡的裝甲部隊感到擔憂，他自己卻不會。他說，柔佛州有人擔心新加坡準備人侵，他建議林金山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前往吉隆坡，使人們相信新加坡對馬來西亞並無敵意。吳慶瑞在寫給國防理事會的檔案結尾說：“在整個可悲的事件（吉隆坡的種族暴亂）中，惟一令人高興的是，新加坡的裝甲部隊對馬來人的政治基地起了有所裨益的作用。”

　　幸好我們做了購買坦克和裝甲車的決定。五一三種族暴亂使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向兩極分化。我擔心的是，敦拉扎克已經掌權，馬來過激分子勢力抬頭，東姑可能不得不靠邊站，過激派領袖可能決定出兵南下，用武力把新加坡重新納人聯邦。

　　楊邦孝（他是我在劍橋認識的朋友，當時住在吉隆坡，後來成為新加坡的大法官）訪問新加坡的時候，我問他馬來西亞的公眾對新加坡武裝部隊有什麼看法。他說，1966年，人們把它當笑料，如今看法改變了。在吉隆坡，人們在雞尾酒會上傳說，新加坡武裝部隊軍事訓練學院培訓出出色計程車兵，這點獲得了英國最高專員公署官員的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