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我國曆史，明朝似乎是最喜歡拿“華夷之辨”學說來“說事兒”的中原封建王朝之一。那麼問題來了，在不同的時間節點，明朝人是如何評價元朝的？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坤輿萬國全圖

1）明朝中前期：元朝是“中國正統”王朝

1）朱元璋和朱棣的“元朝觀”

可能與大家想象的有所不同，實際上，明朝的開國君臣們，對於元朝的印象一直都比較不錯。

就拿明太祖朱元璋來說，他不僅宣稱“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還說“（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給予了忽必烈非常高的評價。

他多次強調，元朝一直都不是自己要推翻的物件，“（元末）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開拓疆域。當是時，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在《即位詔》中，他再一次表達了對元朝“正統地位”的認可，“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元世祖）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

朱元璋與元順年

與太祖朱元璋一樣，明成祖朱棣也認為元朝是“中國正統”。

1406年，明朝遣使致書蒙古烏格齊汗（明史料中的“鬼力赤”），“昔者天命宋主天下，歷十餘世，天厭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數世之後，天又厭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豈人力之所能也。”

簡言之，在朱棣看來，無論是“宋元更替”還是“元明更替”，本質上都是“天厭其德”的結果，“王朝更替”是“上天的旨意”。

明成祖朱棣和蒙古烏格齊汗

2）忽必烈入圍“歷代帝王廟”大名單

如果說這些文獻記錄多少有統戰之嫌的話，那麼朱元璋“以元世祖入祀歷代帝王廟”的舉措，深刻印證了明朝對元朝“正統性”的承認態度。

始建於1373年的南京歷代帝王廟，“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開基創業、有功德於民之主”。簡言之，在“開國”之初，明朝不僅視元朝為“中國正統”，更將元世祖忽必烈譽為“開基創業、有功德於民”的君主（拓展閱讀：忽必烈的執念：為什麼要一門心思“征服”日本？）。

後因歷代帝王廟失火，明廷於1389年改建新廟於北極閣。新廟建成後，文淵閣大學士宋訥（ne，1311—1390）在為新廟撰的《敕建歷代帝王廟碑》中，對入祀帝王的“入圍”標準，做出了極為詳細的解釋：

“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

宋訥(1311—1390) ，洪武十五年超遷翰林學士，改文淵閣大學士，再遷國子監祭酒

簡言之，“入圍大名單”的標準是相當“苛刻”的。在新的歷代帝王廟中，從三皇五帝開始算起，一共僅有16人。其中，秦漢以後的帝王，僅有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和元世祖忽必烈五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位入祀的帝王中，忽必烈是如假包換的“異族（蒙古族）”，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和恢復“中原大一統”的隋文帝楊堅，卻因為“功德”的原因，均被排除出了大名單。

由此可見，明初君臣和當時的主流知識分子們，不僅對元朝的“正統性”不存在異議，對於“異族”皇帝忽必烈也有著非常高的評價。

北極閣氣象博物館

3）“元承宋統”的官方史觀

在這樣的認知大背景下，由宋濂、王褘為總裁，汪克寬、胡翰等十六人全程參加纂修，最終於1370年定稿的《元史》，不僅將元朝視為“中國正統王朝”，甚至將元朝歷史上溯到了“大蒙古國”時期（《元史》首卷為“太祖（成吉思汗）紀”）。

中華書局版《元史》封面

除了官修史書之外，在明朝前中期的“科普性”歷史讀物中，這樣的認知在同樣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

比如初刻於1432年，屢次增修和重刻的“歷史教科書”《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中，對於元朝的評價是這樣的：“以宋為統，遼金分書之，元則直續宋統”，“元滅金、夏， 有中國，而猶分注其年，繫於宋統之下者，明天命之未絕也。”“元自世祖至元己卯滅宋方大書，承大統也。”

一言概之，此書不僅嚴格貫徹著“元承宋統”的準則，並明確承認了元朝“中國正統”的地位。有趣的是，這一觀點一度惹得錢穆先生頗為惱火：“所謂民族大義，光復漢唐舊統，誠千載難逢一機會，而明初諸儒似無此想。”

青年時代的錢穆

2）“排蒙心理”的發端與蔓延

通常來說，中原王朝每當受困於“外族”威脅或國內民族矛盾異常尖銳時，“華夷之辨”的學說通常會大行其道（拓展閱讀：“華夷之辯”的沉浮：10至13世紀中華世界的分裂與再統一）

1）全民“排蒙”心理的蔓延

學界普遍認為，“華夷之辯”學說在明朝的“死灰復燃”，始於15世紀中葉。至於“罪魁禍首”，無疑是被斥為“北虜”的蒙古勢力。

伴隨著土木之變（1449）和庚戌之變（1550）的先後爆發，不僅讓明蒙關係陷入了冰點，更給了“華夷之辯”學說的“野蠻生長”的，開闢了“極為廣闊的空間”。

拓展閱讀：

• 理性討論：“北狩”的明英宗，有沒有受到蒙古人的“尊崇”？
• 一文概覽：為什麼景泰帝和于謙“不得善終”？
• 一文概述：俺答汗之於蒙古，做出了哪些貢獻？

“土木之變”與“庚戌之變”主題畫作

2）大受追捧的《諭中原檄》

在明朝全民“反蒙”的輿論大環境下，自弘治（1487—1505）時期開始，太祖朱元璋於1367年10月釋出的《諭中原檄》，因其慷慨激昂的陳詞，受到了知識分子階層的強烈推崇。原文如是寫道：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這篇檄文，最早見於《明太祖實錄》（1418）。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錄中，本文不僅沒有作者，也沒有篇名。

直到弘治年間，學者程敏政（1446—1499）在編輯《皇明文衡》時，首次將該文納入其中，並命名為《諭中原檄》，文章作者署名為宋濂，更將文章排在《皇明文衡》一書之首。除《皇明文衡》外，佚名《皇明詔令》、高岱《鴻猷錄》等書，也將《諭中原檄》納入其中。

簡單地說，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諭中原檄》具有十分強烈的象徵意義，尤其是 “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一句，更是被賦予了鮮明的“排蒙”意味。

《皇明文衡》首頁與程敏政

3）日益尖銳的“排蒙心理”

到了嘉靖（1522—1566）年間，明朝社會各界“排蒙”和“仇蒙”的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歷史記載，因為不堪俺答汗所擾（拓展閱讀：讀書筆記：為什麼俺答汗要三番五次主動向明朝“納貢”？），嘉靖皇帝“最厭見夷狄字面....世廟晚年，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

與統治階層一樣，知識分子群體的“仇蒙”心理也頗為嚴重。士人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寫道：“餘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焉。”

嘉靖帝和俺答汗

4）忽必烈被“開除”出歷代帝王廟

不過，說到明朝“仇蒙”情緒的終極體現，莫過於官方將元世祖忽必烈“開除出歷代帝王廟大名單”的事件。

1530年，明廷決定在北京（阜城門內保安寺故址）新建歷代帝王廟。次年，翰林修撰姚淶（1488—1538）便以元朝“為中國之大仇恥”為由，上疏“請罷元世祖祀”。不過，新的歷代帝王們建成後（1532），依然維持著”十六位神主”的格局。

忽必烈招降日本的詔書

不過，這樣和諧的局面並未持續多久。1545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fei）兩度上疏，極言當黜祀元世祖以正祀典。

“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駆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小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

在他看來，“必除胡君之祀”的舉措，既可以彰顯太祖朱元璋“驅胡攘夷之功”，也具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深刻意味。顯而易見，在明蒙關係陷入冰點，舉國“排蒙”的輿論帶動下，這樣的說辭迅速激起大多數人的普遍支援。

不久，入祀歷代帝王廟近二百年的元世祖忽必烈，被“攆出了”歷代帝王廟。與此同時，包括木華黎在內的著名蒙古將領和重臣，均被“驅逐了出去”。

北京歷代帝王廟

3）“排蒙”背景下的“元朝印象”

1）“華夷之辯”在明朝

在明朝，最早拿“華夷之辯”說事兒的，非江南大儒方孝孺莫屬。他認為，“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後也、夷狄也”。不過，他的主張遭到了當時主流知識分子的“訾笑”和“詆詬”。

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料到，他的“正統說”卻在百年之後，成為了支援知識分子們“正統觀”的最強武器。

方孝孺

2）元朝“中國正統”地位的動搖

伴隨著“全民排蒙”心理的蔓延，知識分子們對元朝正統地位的認識與評價，發生了180°的大反轉。

成書於1476年的官修史書《續資治通鑑綱目》，儘管依然沿襲著“元承宋統”的史觀，但在字裡行間，已經對元朝的統治，表達了些許不滿。

“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yi，有破壞之意）。第已成混一之勢，矧（shěn，有況且之意）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

《續資治通鑑綱目》內頁

在丘濬（1421—1495年）編纂的《世史正綱（1481）》一書中，有著比《續資治通鑑綱目》更為情緒化的議論：

“….自有天地以來，中國未嘗一日而無統也….而皆夷狄之歸，如元之世者也。三綱既淪，九法亦斁（yi，有破壞之意），天地於是乎易位，日月於是乎晦冥，陰濁用事，遲遲至於九十三年之久！中國之人，漸染其俗….忘其身之為華，十室而八九矣….”

《世史正綱》內頁

與《續資治通鑑綱目》一樣，丘濬不僅視元朝的統治“三綱既淪，九法亦斁”，還痛心疾首地表示，“中國之人（明朝百姓）漸染其俗….忘其身之為華，十室而八九矣”（拓展閱讀：讀書筆記：明朝日常生活中的“蒙古風”）。

坦誠說，以上兩本書對於元朝的評價，與明初《敕建歷代帝王廟碑》中的“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的認知，可謂大相徑庭。

丘濬（1421—1495），明朝著名的思想家 、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 ，被史學界譽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3）元朝形象的徹底顛覆

到了嘉靖時期，元朝原本的正面形象被徹底顛覆。以周復俊（1496—1574）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對宋濂等人主持編撰的《元史》，進行了大肆抨擊，“（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史臣大書元太祖，與宋寧宗並稱”，因謂“是書也賤夏尊夷，亂名沒實，蔑萬古帝王之正統，紊萬世是非之公議”。

由王洙主持編撰，成書於1546年的《宋史質》，更是徹底否定了元朝的“中國正統”地位。他將兩宋諸帝本紀列為《天王正紀》，而將元朝列為《天王閏紀》。

“按《通鑑》及《續綱目》俱以宋元並稱，祖宗號諡，視歷代帝王無異。今《史質》削‘大元’之號，而以閏紀名；去世祖皇帝等諡，而直書忽必烈等名；芟除其至元、大德等元，而概以一年、二年紀事。何哉？曰：所以辨人類而明天道也。”

《宋史質》內頁

由於《宋史質》裡的觀點實在是太過偏激，以致於同為“異族帝王”的乾隆嘲諷道，“....自有史籍以來，未有病狂喪心如此人者。其書可焚，其版可斧”（拓展閱讀：讀書筆記：乾隆是如何評價“遼金宋”“孰是正統”的？）。

4）結語

一言概之，“元朝印象”在明朝的“急劇惡化”，主要歸咎於明蒙關係的急劇惡化。對於“苦虜久矣”的明朝知識分子們而言，儘管他們很難藉助武力“幹掉”北元（蒙古），但完全可以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對元朝進行徹底的清算和批判。

從近代“中國”的內涵演變看（拓展閱讀：什麼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政權的“中國觀”），唯有強調“華夷一體”，進而構築更為與時俱進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才是維繫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昌盛的基礎（拓展閱讀：讀書筆記：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什麼如此重視民族團結？）

另外，“元朝印象”在明朝的“奇幻轉變”，再次印證了那句耳熟能詳的“名言”——所有的歷史，本質上都是“當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