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微博中所說的歷史事件和時間點，都是錯誤的。
體工大隊模式，最早是賀龍老總覺得西南軍區隊伍參加群眾運動會成績不好，於是派楊白冰、許志奮帶人全國蒐羅運動人才和教練人才組織的“戰鬥體工隊”。由於戰鬥體工隊在西南區人民運動會、全軍運動會上成績斐然（專業打非業餘），於是各地方、各系統紛紛效仿。
在結合51年國家體訓班（最早只有籃、排球兩個班）、行政區體訓班的形式後，56、57年，基本成為覆蓋各地方的“專業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日後又逐漸發展出來選拔和管理兩套並行體制。
因此，所謂的“軍管”或者“軍訓”體工隊，從70年前便有。各軍區和總部的專業體工大隊，直到10年前還都存在在各個專案中。
何況國足軍訓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體工隊的專業選材模式，讓國家隊在上個世紀中期，起到了促進新中國國際交流溝通、緩解國際政治壓力的作用，是外交環節十分重要的工具。而且專業選材的政策供給，能夠在經濟貧瘠時期快速縮小與國際水平的差距。
綿延至今形成的少體校——體工隊——國家隊三級選拔制度，其中體工隊/少體校是中國體育選拔的基礎，也是人才梯隊構成的主要部分。
包括足籃球在內的職業化較好的專案，迄今為止體校-體工隊模式，仍舊是人才選拔的主要來源。
甚至CBA建立了近20年，才有李根這第一例純粹意義上的職業球員轉會合同。
而體校-體工隊模式，顯然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模式——因為大部分訓練比賽經費、場地設施、投入成本，基本都是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撥款構成的。所以，體工隊的特點也很典型：
1、在非職業專案上具有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辦體育的優勢；
2、為提高基礎羸弱的競技運動水平，有顯著作用；
3、由於財政供養，所以體工隊成績與政績榮譽緊密繫結，體工隊運動員和體育管理機構下的個體，不具備常規意義的“個人成就”，統計價值高於個人成就。
例如1958年年初（大躍進時期），國家體委提出“10年或更短時間內，在主要專案上趕上和超過世界水平”，具體指標是“10年內，4千萬人達到勞衛制水平，8百萬人達到等級運動員標準”。9月，變更為“10年內，2億人達到勞衛制水平，7000萬人達到等級運動員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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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的1978年，國家體委就有“優秀運動隊向院校化過渡”的方針，因為：
1、體工隊撥款包袱較多，訓練經費做不到專款專用；
2、投入產出不成比例，回報少、效益低；
3、競技梯隊單一，覆蓋面狹窄，選材結果難以保證；
4、快速提高的運動技術水平與運動員綜合素質偏低的矛盾突出。
因此，80年代繼全國體育工作會議、《國家體委關於優秀運動隊建設的幾個問題》、《國家體委轉發訓練局關於全國優秀運動隊文化教育經驗交流會議情況報告》等報告中，都提出了體工大隊“院校化”改革，使體育運動和文化教育一樣規範化、系統化、科學化，也為運動員獲得相應的文憑、退役後實現就業做好準備。
但是，80年代也正是各系統體工隊大放異彩的年代，除了直屬地方的梯隊以外，鐵路系統（火車頭體工隊）、公安系統（前衛體工隊）、軍隊系統（八一體工隊）……倚靠政策扶持和終身待遇等方式，斂集大量體育運動人才進行準專業系統訓練，在國內各項運動賽上獲得較好的成績。
院校制和基層群眾從事體育活動，和強大的“終身就業”功利性無法對抗，也就無法更好的拓展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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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體工隊模式在政策變革下，自90年代起逐漸減員縮水。
先是各級央企國企自90年代至今的“去行政化”“去辦社會職能”政策指引，漸漸由體工隊轉為體協或工會的組成部分。一再縮水，需求銳減。
到了本世紀初，很多專案的職業體育模式又開始衝擊體工隊模式。
職業化較好的主流運動專案如足球籃球，體工隊模式再也無法取得優異成績。地方政策扶持轉為“兩手抓”形式——一方面抓專業體工隊選材，一方面抓職業體育形象。
只有八一體工隊受限於形式等方面，無法進行純粹的職業化建設，減員縮編同樣很嚴重。終於在前些年徹底告別職業體育賽場。
而自1995年的奧運爭光戰略之後，職業體育人也開始被迫走向了體工隊職業隊並軌的路線，純粹的體工隊—國家隊的集中模式，則是那年的五字方針“小巧難女少”。
因為高度職業化的專案面前，漸漸體現出：
1，整體業餘化強的運動專案，成績較好，長期穩定；
2，整體職業化強的運動專案，成績較差，長期穩定。
例如體操，在全世界也只有幾萬名職業半職業和業餘選手，奪冠難度比起幾百萬職業聯賽註冊球員、近億參與人口來說，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而按照參與人口比例來拼投入的話，足球光靠財政撥款肯定遠遠不夠。
而金元足球的問題，是行政撥款以外的投入沒有有效流向，導致投入產出比更差。“唯成績論”“唯國際賽論”，低齡比賽和業餘聯賽的專業化發展遠遠不夠拱起高水平的的隊伍。
轉軍管，並不能解決參與人口的根本問題。而國際足球亞洲足球，也已經不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足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