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OUL迪爾
1938年3月,在鄂豫皖游擊區活動的工農紅軍第28軍3100餘人被整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後,遵照上級指示,全員開赴皖西抗日前線,只在位於黃安七里坪的支隊留守處留下一支30餘人、28支槍的武裝警衛排,由原鄂東北紅軍第三路遊擊師長羅厚福(1955年大校)任排長,由從延安來的原紅25軍幹部張體學(解放後任湖北省長)擔任指導員。
抗戰之初,蔣軍由於在日軍的追擊下潰不成軍,在鄂東、皖西一帶丟下了大批槍支彈藥,這本是四支隊留守部隊擴大實力、開展廣泛抗日遊擊戰爭的大好機會,但部分同志受錯誤思想的影響,以為這樣會破壞聯合抗戰局面,便不準大家去撿槍,即使群眾撿到槍也讓其送去蔣軍鄉公所,結果使得留守部隊的發展受到很大限制。
張體學對這種做法相當不滿,便獨自轉移到黃岡農村地區,聚集了20多名紅軍時期的便衣隊員,又成立了一支紅色武裝。1938年10月24日,黃岡縣城淪陷後的第二天,張體學認為時機已到,便在黃岡張家灣地區正式打出“鄂東抗日遊擊挺進隊”的番號,這支部隊很快就得到了駐紮在附近的蔣軍第五戰區21集團軍的承認,並被授予獨立遊擊第五大隊的番號。
第五大隊仍由張體學擔任隊長,隊附則是曾在蔣軍擔任過營長的丁宇宸(1940年犧牲),他因不滿蔣軍連戰連敗而來投奔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則是黃州省立第六中學的中學生段亞傑(化名文祥,解放後任武漢市書記)。在三個人的共同努力下,第五大隊很快發展到730餘人,並在11月奇襲淋山河日偽軍據點,打響了鄂東敵後抗戰的第一槍。
蔣軍第五戰區21集團軍,是廣西地方部隊,下轄第7、48兩個軍四個師,是在武漢會戰失利後,奉命進入大別山建立遊擊根據地的。該部以安徽立煌縣(今金寨縣)為中心迅速展開後,即接到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指示:“軍民合作,共同抗日。”
集團軍司令廖磊也馬上召集各軍、師長開會,研究與鄂東皖西一帶地方武裝合作抗日的問題。
第7軍軍長張淦開完會後,得知第五大隊正在鄂東一帶活動,便對軍部參謀處第二科長黃增焯說:“我軍新到此地,人生地不熟,那第五大隊就是以前的紅軍,在此地活動多年,經驗豐富,現命你去尋找第五大隊,向他們討教些在此地打游擊的經驗。”黃增焯聽了心想,鄂東這麼大的地盤,要找一支居無定所的小部隊,這還是真是的麻煩差事。
黃增焯在麻城縣境內尋找了好久,一聽說這個蔣軍軍官要找紅軍,當地老百姓都說不知道。直到最後,黃增焯在閻家河鎮以東稻田邊的幾間茅草屋附近,遇到一個跟紅軍有點關係的老人,他再三向老人表示誠意,老人便讓他第二天到茅草屋裡坐坐。第二天,黃增焯走進茅草屋,發現第五大隊長張體學已在此恭候多時,才不由大吃一驚。
黃增焯拱手作揖道:“張大隊長,連日來我一直在尋找貴軍,想不到原來你們就在我的眼皮底下!難怪貴軍打游擊戰都這麼厲害!”張體學笑笑,答道:“我見黃科長苦尋我軍多日,足見誠意十足,故決定在此招待閣下,有能幫得到貴軍的地方我一定盡力而為。”黃增焯聽了十分高興,便把張軍長要他來請教游擊戰術的由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一番。
張體學見黃增焯態度誠懇,便把他曾在紅25軍時學到的游擊戰訣竅教給對方:首先軍隊不能過於分散,不然很難快速集結,因為日軍行動極為隱蔽迅速,只有依賴群眾性的偵察手段,做到軍即民,民即軍,軍民合作無間,才能及時偵知日軍動向。有了群眾支援,即使日軍徵用本地人當嚮導,也很容易被游擊隊查到嚮導是誰,並將其以漢奸罪之名處決。
張體學又說道,桂軍都是職業軍人,又都是外地人,只憑他們根本無法對日軍展開有效偵察,反而極易因暴露身份而被日軍逮捕。像第五大隊,其偵察員就遍佈整個鄂東地區,最遠的甚至都潛伏在武漢,這也是第五大隊能在敵後堅持很久的原因之一。只要虛心學習,讓中下級軍官學會掌控部隊的訣竅,就能輕鬆掌握實行遊擊戰所必需的“化整為零,化零為整”戰術。
黃增焯聽得十分認真,還專門把張體學的講話記下來,帶回去給張軍長看,同時他也命隨從送上一點好酒好菜,作為回禮。廖磊和張淦在看到談話記錄後,也都對張體學的見解非常讚賞。此後廖磊還親自把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請來,在立煌縣開辦游擊戰講座培訓班,並強制要求第21集團軍的全部排以上軍官都要到這個培訓班輪訓一遍。
就在兩軍合作蓬勃發展之際,1939年10月,廖磊司令官因病辭世,接替他的是立場十分頑固的桂系將領李品仙。本來廖磊在世之時,還能抵制他們上級所傳達的要求消滅新四軍、游擊隊的命令,李品仙一到大別山,立即召開幹部大會,宣佈:“當前目標是禁止他們開展活動,我們要全面控制大別山,做到軍政絕對一體化!”
由於事先就知道李品仙會來搞事情,早在他剛到之際,張副軍長的培訓班就不再辦不下去、並折回皖東新四軍根據地了,受進步思想影響的廣西學生軍一箇中隊,以及大別山的一個縣長,也都跟著離開立煌縣,去投奔新四軍。李品仙聞之惱羞成怒,下令將表現進步第48軍補充團立即解散,並將副團長李偉烈槍斃。
在李品仙的暗中授意下,1939年8月末,湖北第二保安區司令、鄂東遊擊總指揮程汝懷指揮的遊擊縱隊闖入第五大隊的駐地夏家山,要求第五大隊立即撤出,將夏家山讓給他們,桂軍第7軍172師也派出兩個團前來聲援。張體學見敵強我弱,便召開緊急會議,大家經商議認為,為顧全合作抗日大權,只能先暫時把夏家山讓給他們。
9月1日,第五大隊在轉移途中,早已埋伏好的程汝懷部隊突然開火,將第五大隊團團圍住。張體學在警衛隊、手槍隊的保衛下殺出重圍,並翻山越嶺穿過封鎖線,與正在麻城陳家大灣活動的第六大隊勝利會合。其他指戰員則紛紛化整為零分散突圍,但最終還是有百餘名新四軍指戰員慘重敵人殺害,50餘人被俘。
最令人髮指的是,程汝懷將抓獲的張體學之妻、22歲的醫務主任戴醒群綁在樹上,威逼她發表與張體學斷絕夫妻關係的宣告,遭到戴醒群的拒絕和痛斥。喪心病狂的程汝懷居然命人先扒去身懷六甲的戴醒群衣服,接著用刀具殘忍割去其器官和四肢,最後再砍下其頭顱。張體學得知妻子遇害,幾乎要暈倒,並咬牙切齒髮誓到:“不殺程賊我誓不為人!”
程汝懷雖然甘願在桂軍摩擦事件中充當急先鋒,但畢竟他也屬於湖北地方武裝,實際上也是被桂軍清算的物件。1941-1942年,程汝懷部隊在一系列作戰中被張體學指揮的新四軍5師14旅擊敗後,李品仙認為其已沒有利用價值,便逼其辭職交出部隊。全國解放後,程汝懷雖然迎接解放大軍,但還是因過去的罪行而被逮捕,1951年病死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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