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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遊牧民族（包括東北遊牧、漁獵、農耕混合體制下的民族和政權）的博弈是一條長期的主線。無論中原王朝和北方佔支配地位的遊牧民族如何更迭，伴隨兩大勢力長期的共生和博弈，在如何和對方打交道這個問題上，都積累了豐富經驗。
就中原王朝而言，他們的主要方案有哪些？實際效果又如何呢？
花錢買和平
比戰爭成本低，效果取決於對方意圖
從漢初和親到南北朝末年北齊、北周對突厥的拉攏，再到安史之亂後唐朝同回紇（後改名回鶻）帶有補貼性質的貿易，再到兩宋給遼金的“歲幣”，以及崇禎皇帝和皇太極失敗的談判，這些外交行動本質上都屬於花錢買和平。
從宏大的戰略敘事角度看，這是一種很憋屈的方案。但從財政上看，如果不能完全消滅對方，那麼這種方案毫無疑問是成本較低的。當然，花錢能不能買來和平，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王昭君。來源/電視劇《王昭君》截圖
在成吉思汗真正意義統一蒙古高原之前，草原世界的許多行事邏輯並不能用中原大一統王朝的思路來推斷。在匈奴、柔然、突厥、回紇等民族相繼統治蒙古高原的時代，草原世界遍佈著各種部落。這些遊牧國家內部，存在著王族旁支和諸多臣屬部落，雖然在外交和軍事方面通常聽命於單于或可汗，但在內部問題上更多是一種協商為主的聯盟性質，而統治草原世界的那個民族更多隻是一個盟主。
對這些盟主來說，他們的權力合法性一方面來源於祖先戰勝了草原世界的其他競爭者，有權在草原部落之間擔任軍事領袖和內部仲裁者；另一方面也作為談判者和戰爭首領，代表整個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
這種國家結構與其說是自身進化的結果，不如說是草原世界為了解決其自身組織問題、有效團結起來同中原（到後來還有中亞東部的定居國家）打交道而逐漸形成的。正因為如此，能否有效和中原王朝打交道，也決定了當時草原世界統治者對其他部落統治的穩固程度。畢竟，壟斷了和中原王朝的貿易權，就意味著財政上對各部落的絕對優勢，也意味著他們對其他部落統治權的穩定性大大增強了。
漢初，匈奴人的誠信頗有問題。在確定了和親且按照固定數目每年給匈奴人供奉後，匈奴人仍多次違約入侵、掠奪，並要求漢朝政府增加供奉的數量和型別。因為在西漢建立到漢文帝時代，匈奴仍在不停擴張領土，並徹底擊敗了宿敵月氏人，因此對各種中原物產的需求大為增長。
匈奴人。來源/電視劇《王昭君》截圖
除此之外，匈奴人還要求漢朝在邊境重開貿易。漢朝並不喜歡邊境貿易，其原因也是政治性的：一方面，這些邊境區域不久前還屬於韓、趙、燕等異姓諸侯國，邊境流通性太強的話，許多遺民會去投奔匈奴人保護下的諸侯王后代；另一方面，草原世界此時的冶金技術極為落後，鐵器極為稀有，如果廣泛開啟邊境貿易，走私這些物資就變得容易許多，漢朝對匈奴的技術優勢就會被抵消。此外，匈奴的強力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原中心世界觀的挑戰。雖然漢景帝時期，漢匈之間只剩下一些零星搶掠，但漢朝對和親政策的效果並不滿意，這也是為何到漢武帝時代，漢朝政策發生一百八十度大逆轉的原因。
相比之下，北周、北齊、隋末唐初對突厥人的拉攏政策，以及唐朝中後期和回紇人的貿易，都比漢匈和親有效許多。一方面，突厥人、回紇人的政治組織水平還不可能真正吞併漢地；另一方面，中原在相對實力較弱的階段，透過這種方式可以以較低成本來安撫北方邊界。這個階段的和平政策，反而雙方都能接受，所以較為穩固的。
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草原世界的組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遼時代，透過對遊牧區域和華北北部漢地的有效分治，草原世界首次有了在漢地建立農耕政權的能力。這個時候，和平政策是否有意義，主要取決於雙方的實力對比和主觀意願：是否願意和能夠維持透過戰爭確定下來的現狀。
遼和北宋的澶淵之盟大約是一個正面典型，透過固定的歲幣，雙方在訂約後的一百多年基本相安無事。但這種相安無事很大程度是因為宋朝被迫忍氣吞聲：北宋在法理上放棄了燕雲十六州，遼也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安分。在宋仁宗時代和西夏爆發戰爭時，遼就趁火打劫、在邊境挑事，最終逼迫宋朝增加了歲幣數量。
澶淵之盟。攝影/老山貨，來源/圖蟲創意
至於南宋時代對金的歲幣，更多是戰場失利下的無奈之舉。最初的“天眷和議”，金朝以歸還河南、陝西等諸多佔領區換取宋朝稱臣納貢，對宋朝來說其實不算虧。但是不久金人毀約，經過紹興十年和十一年戰事，尤其是淮西之戰後重訂的紹興和議中，宋朝是土地沒得到、歲幣還照交，吃了大虧。後來，南宋隆興北伐和開禧北伐都以失敗告終，錢自然得繼續交。比起遼這個鄰居，宋金之間的仇恨大太多。
總的來說，隨著草原世界遊牧民族組織能力的增強，歲幣的效果越來越低了。
不計代價對攻
看上去最爽，實際沒那麼強
多年前，電視劇《漢武大帝》裡，陳寶國飾演的漢武帝那句“寇可往，我亦可往”的臺詞給許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從後人觀感上說，這種深入草原核心地帶，隨後封狼居胥、犁庭掃穴的全面戰爭，堪稱酣暢淋漓。唐玄宗時代和吐蕃的戰爭中，雖然對手在西邊而不是北邊，但同樣符合這種不計代價對攻的定義。任何時候，全面戰爭都是最燒錢的政治行動。
經典臺詞“寇可往，我亦可往”。來源/電視劇《漢武大帝》截圖
先說受降，看似兵不血刃，成本也高得離譜。如渾邪王率所部四萬人降漢，漢武帝給他們的賞賜讓國庫為之一空。
至於深入漠北、封狼居胥的戰爭，其成本更是高得超乎想象。衛青、霍去病的一系列戰役，雖然大捷，付出了數萬人的傷亡、十多萬匹優良戰馬的損失。
霍去病塑像。攝影/曉舟攝影，來源/圖蟲創意
唐玄宗時代，在西北方向對吐蕃的戰事也算對攻戰術巨大開支的典型案例。唐玄宗一改武周以來對吐蕃縮短戰線、採取守勢的策略，把吐蕃作為頭號對手，不計代價的火拼，也就是杜甫所言的“武皇開邊意未已”，最終在青海湖流域和西域都壓制住了強敵。但為了應對無限增長的邊事開支，唐玄宗不得不任命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大規模清理隱戶，同豪強士族爭奪人口，把官方掌握納稅戶口從他繼位初期的300多萬戶增加到天寶末年的820萬戶。
唐肅宗影視形象。來源/電視劇《大唐榮耀》截圖
如何應對不斷上漲的軍費開支，更好地解決財政收入問題，成為玄宗朝人事變化與政治鬥爭的一條重要主線。李林甫、楊國忠相繼受到重用的一大原因，就是他們能滿足唐玄宗對吐蕃戰爭中不斷擴充的財政需求。這也意味著他們無法干預玄宗皇帝的擴張政策，在戰略領域是完全被動的，只能跟在瘋狂膨脹的支出後面修修補補。只要皇帝的擴張政策不變，即使沒有安祿山的叛亂，他們也遲早會有修補不下去的那一天。而吐蕃雖然被壓制，也沒有真正被削弱，反而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加快了擴張的速度，可見唐玄宗這個戰略看著解氣，實際效果有限。
楊國忠影視形象。來源/電視劇《大唐榮耀》截圖
所以，對攻戰術雖然看著爽，實際運作中的人力物力消耗過於離譜，從實際結果看，可謂代價沉重。
分化瓦解
離不開高水平的實際運作
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的組織程度往往較低，這就給分化瓦解的戰略留下了充足的運作空間。西漢末期和東漢前期對匈奴，隋唐對強盛期突厥，康熙時代對蒙古高原，都採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並堪稱這類案例中的成功典型。可以說，比起花錢買和平的受制於人、全面戰爭的驚人成本，這種分化瓦解策略效果最佳，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博弈最成功的案例都來自於此。當然也有翻車的，譬如北宋末年對金人的奇葩外交，本質上就屬於失敗的分化瓦解策略。那麼，這種戰略成敗的關鍵在哪？
首先，中原王朝自身的實力必須足夠強大。
成功的實行方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策略的實施方本身實力足夠強大。匈奴分裂前的國力同漢朝相差甚遠，隋唐作為中原大分裂結束後的統一王朝，實力並不比極盛期的突厥差。至於康熙時代的清朝，早在皇太極時代就實際控制了漠南蒙古。正是這些王朝本身的強大，給了他們縱橫捭闔、施展外交手腕的底氣和空間。
順治帝畫像。攝影/海德堡圖文設計，來源/圖蟲創意
作為反例的北宋，外交操作奇爛無比，但歸根到底，真正爛的是北宋軍隊，而不是外交手腕。北宋常年壓著西夏打的精銳西軍，連已經喪失大半領土、猶如喪家之犬的遼軍都打不過，自然更不是金軍精銳的對手。軍事爛成這樣再去操弄外交手腕，也難怪淪為笑柄。
其次，對方的集權和組織程度必須較低。漢朝對匈奴、隋唐對突厥施展分化瓦解策略之所以極為有效，是因為西漢末年匈奴已經分裂。隋朝時突厥擴張過快導致名義上的可汗下面山頭眾多，而唐初分裂後的突厥更在天災和內戰的雙重打擊下局勢一片混亂。康熙時代，蒙古高原的政治組織退化，屬於漠西蒙古的準噶爾入侵屬於漠北蒙古的喀爾喀，清朝作為漠南蒙古的共主接受了喀爾喀人的求助，趁這個機會將漠北蒙古也納入了清朝版圖，隨後又逐漸吞併了準噶爾控制下的漠西蒙古。
相比之下，作為典型失敗案例的北宋末年，北宋相繼拉攏了郭藥師、張覺等降人，但既不能真正和他們有效合作，又不能對投降過來的人有所擔當。而此時金帝國的完顏家族在創業初期精誠團結，根本沒有可以外交運作的空間。僅僅一代人之後，金帝國就陷入連續內訌之中。但由於其入主中原後政權組織度很高，無論是金熙宗時代在全世界歷史上血腥和激烈程度都能排上號的多次內亂，還是海陵王完顏亮被弒殺後金帝國陷入的短暫混亂，宋朝根本無法從中獲得什麼實質性利益。
金熙宗影視形象。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最後，軍政天才高超的外交手腕可以事半功倍的達成目標，這裡最有名的是裴矩，他周旋在突厥汗國各位大小汗王之間，有效擴大了他們之間已經存在的矛盾，最終讓突厥汗國永久分化為東西兩部分，並且其中的每個部分也是諸可汗林立。透過他的天才運作，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突厥對中原的威脅基本被消除了。但是天才的發揮同樣受到國力限制。北宋末年，同樣有著讓金帝國折服、在金國第一代開國貴族中混得風生水起的北宋外交家馬擴，他第一次出使金國時就用驚人的箭術征服了在場的金國貴族，其縱橫捭闔的外交天賦一點不比裴矩差，但由於宋軍戰鬥力太差，他的外交天賦完全喪失了意義，最後被迫親自下場，在河北地區上山打游擊。他的外交天賦對自己的命運還是產生了影響：在第一次參加義軍被俘後，被他魅力折服的金國王子既沒有傷害他，也沒逼他投降，給他第二次起兵的機會，並且最終成功南下投奔了南宋。
這麼看，分化瓦解的難度反而是最高的，既要自己有強大實力，又要對方有隙可乘，還得有天才級別的運作。
躲在長城後面拒絕往來
一種特殊的案例
比起前面這些常見案例，明朝的情形既獨特又極端。朱元璋時代對從北京逃出、流亡到北方的元朝廷殘餘勢力進行了多次兇猛打擊，雖然一度遭遇挫折，但在1388年藍玉領銜的捕魚兒海之戰大獲全勝後，北元朝廷的權威事實上土崩瓦解。在朱元璋統治末期和朱棣發起“靖難之役”的日子裡，威權掃地的北元朝廷內訌程度遠比中原激烈，十多年內就有五位自稱北元皇帝的統治者死於自相殘殺，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對草原上的統治權逐漸從實至名歸淪為純粹法理。到公元1403年，贏得了內戰的朱棣正式掌握大權時，草原世界已經變成了各種遊牧部落聯盟。在這期間，明成祖朱棣有效利用“以夷制夷”的傳統手段，多次親征阿魯臺、馬合木等新崛起的勢力，大致控制蒙古高原的秩序。但等他死後，蒙古高原的局勢完全超出了明廷的掌控。
朱棣影視形象。來源/電視劇《大明風華》截圖
明朝的大部分時期，蒙古高原的政治組織程度很低，比起成吉思汗時代到北元滅亡這段時間，毫無疑問是一盤散沙。在草原世界的亂戰中短暫佔據上風的軍閥，並沒有從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時代那種權威。因此，他們亟需和明朝進行邊境貿易：從漢地獲取物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草原世界的政治組織程度越低，草原上的強者越需要透過和中原保持貿易來加強自身權威，因為這意味著他們能代表整個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
但是明朝卻很難接受漢唐時代的貿易狀態。蒙古對金和南宋的征服是草原世界有史以來第一次完全征服中原世界，殺戮所帶來的痛苦記憶和恐懼感，都是漢唐時代未經歷過的。西漢後期到東漢初年的匈奴、隋末唐初的突厥、唐中後期的回紇，雖然時不時會在邊境地區搶掠一把，但通常都滿足於從維護貿易秩序和中原政權的額外饋贈中獲利，有時還會為中原王朝當僱傭軍去對抗其他敵人。現在從北元分裂出來的瓦剌、韃靼等部落的訴求其實和這些案例很相似，達延汗中興黃金家族後也沒有更多政治訴求，但元征服的記憶註定讓明朝不可能同意這種名義稱臣下的邊境貿易，而是選擇和這些勢力盡可能不相往來。而明朝定都靠近草原世界的北京，更讓這種邊境的緊張感加劇。明長期在邊境駐紮軍隊抵抗入侵，拒絕進行邊境貿易，更不用說各種花錢買和平性質的補貼。直到1571年，也許是迫於邊境的軍事和財政壓力，明朝最終和俺答汗領銜下的大部分蒙古首領重開邊境貿易。
明代長城。攝影/kintarapong，來源/圖蟲創意
明朝這種躲在長城後面不往來的策略，追溯其前因後果，並不難理解。但這種情況帶來的一大後果是，無論中原王朝還是草原世界，大規模軍事作戰水平都在這種低烈度的邊境衝突中急劇退化。東北方向的後金人將成為這種軍事能力退化的最大受益者，並最終成為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的共同統治者達兩個世紀之久。
END
作者 | 黑色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