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春節，周總理與鄧穎超同志是同自己的侄兒周保章一起度過的，這也是周保章印象最深刻的春節之一。
按照老家的習俗，周保章作為晚輩，理應一大早給周總理和鄧穎超夫婦拜年。
但是，即便在除夕晚上，周總理夫婦也忙到了天快亮才上床休息。因為休息的時間太晚，他們過了中午才起床。
鄧穎超告訴周保章，這是革命鬥爭時期養成的習慣，現在已經改不了了。
周總理與鄧穎超
他印象更深刻的是午飯的窩窩頭。工作人員端上來的窩窩頭一共就只有四個，三個在下，一個在上，壘成了一個小山似的樣子。
這些窩窩頭也不是白麵做的，就是普通的玉米麵窩窩頭。做法也和老百姓家的一樣，底部有一個圓圓的孔，只是個頭要小一點。
周保章心中多少有些困惑，作為一國之總理，過年的時候連個餃子都不包，只吃窩窩頭？但他也沒有說什麼，伸手就要去拿一個。
誰想鄧穎超同志立刻阻止了他：“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你是客人，去盛大米飯吃吧。”
周保章原想辯一句，自己是晚輩，理應吃粗糧。但周總理同樣頷首示意他去吃大米飯，他只能“客隨主便”，聽從長輩的話了。
周保章
這是他吃過最難下嚥的一頓大米飯，倒不是說飯不好吃，而是自己吃更好的食物，看著身為總理的伯伯吃窩窩頭，他的心裡一直不是滋味。
接下來幾天，周總理和鄧穎超吃的東西更讓他驚訝：他們和普通市民一樣，經常吃粗糧，每一個月的口糧都是按照市民定量供應標準來的，沒有一點特別之處。
這麼說不完全準確：當時國家給周總理夫婦的糧食計劃是每個月每人26斤，但為了節約，周總理和鄧穎超每人分別只要了15斤和13斤。
周總理與鄧穎超通知在西花廳
走的時候，周保章執意留下了自己的一份糧票，他不能因為自己的到來讓七伯七媽原本就不豐盛的伙食更加差一些。
鄧穎超同志當時說：“如果有困難，也可以不留糧票。”周保章連忙喊道：“我不困難，我應該拿。”
這是作為侄子的周保章從周總理處學到的重要一課：永遠保持勤儉節約，永遠與人民在一起，不因自己的身份而搞任何特殊化。
令周保章感到慶幸的是，作為周總理最親近的侄子之一，這不是他從總理處上的唯一一堂課。
可以說，他每次與周總理接觸，都能學到些有益於自己一生的東西。
周總理與鄧穎超同志
周保章是周總理堂弟周恩彥的兒子，因他的祖父，也就是周總理的三伯父正是將周總理帶離淮安的賙濟渠，兩家人之間的走動一向比較頻繁，關係也十分親近。
1938年，周總理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工作時，周保章與妹妹周保莊還被過繼給了周總理與鄧穎超同志做嗣子女。
當時周總理本人沒有參加過繼儀式，鄧穎超同志參加了，還摟著兩個孩子與在場的其他親戚照了一張相。
兩家人關係之親密同樣可以從另一件事中看出來：周總理任職期間，利用周恩彥在國民政府粵漢鐵路局任職的特殊關係，將武漢辦事處的一架秘密電臺架設在了周恩彥家二樓。
周保章記得很清楚，當時家裡的小孩子被叮囑了很多次：“絕不許上樓玩耍！”
新中國成立之前，周總理與家人的聯絡並不多，他忙著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而奮鬥。
1946年初，周恩彥原本想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送到延安讀書，但因為時局急速變化，兩個孩子最終都只能留在國統區讀書了。這成為了周保章和哥哥周保常終生的遺憾。
因是周總理親戚的關係，國民黨對周恩彥一家看管十分嚴格。1949年國民黨已經是強弩之末的時候，仍不忘迫害這一家人。
他們給了周恩彥兩個選擇：要麼加入國民黨，要麼坐牢。
考慮到自己一家老小，特別是五個未成年的孩子，再想想國民黨監獄中的殘酷景象，周恩彥被迫答應加入國民黨，隨著國民黨鐵路局遷到了廣州。
周保章
1949年11月廣州解放，周恩彥終於得知堂弟已經成為新中國國務院總理的訊息。他高興壞了，對著孩子們形容道：“這就是過去的宰相啊！我們趕快和他聯絡。”
周恩彥心中是有些希望可以藉助堂弟的“權力”謀一個好一些的職位的，但周總理給堂兄的回電只有七個字：“請到原單位報到。”
當時，周保章已經是一個參加過革命活動的中學生了。七伯來信時他也在父親身側，親眼目睹了父親收到電報後愣了許久。
這件事讓他印象非常深刻，自此他明白了，無論在什麼位置，不該走的“後門”就不能走，自己所有的職權都不能夠濫用。
在接下來幾年的求學時光裡，周保章也從未向任何人暴露過自己同周總理的關係。
周保章
因在中學時曾經參加過中共領導的秘密活動的關係，周保章在解放後很快成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正式成員；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由組織上保送到軍事幹校，後加入軍隊，成為一名正式的軍人。
這期間為了避嫌，他從沒有與周總理和鄧穎超聯絡過。
直到1957年，成年後的周保章才第一次與七伯、七媽取得了聯絡，從那之後雙方經常通訊。
周保章收藏著絕大部分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寫給他的回信，這些信多是鄧穎超執筆寫的，也有些是秘書代寫的。
信件內容十分溫馨，其中除了彙報思想上的進步，談自己的人生之外，周保章也會與他們探討自己的家庭，甚至個人的婚姻、戀愛。
鄧穎超給周保章的信
當週保章在個人生活上遇到麻煩時，鄧穎超同志如同慈母一樣叮囑道：“青年人在戀愛的路上遇到波折，亦是難免的。把它當作經驗教訓，就可以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了。”
信中更多的內容，是周保章向周總理夫婦講述自己在基層的所見所聞。
黨和國家的大部分領導人在新中國成立後都擔心自己脫離群眾，毛主席如此，周總理也如此。
他們對基層群眾的生產生活十分感興趣，周保章注意到了這一點，因此經常將自己的經驗、人民的要求向他們反饋。
周保章
雙方的信件來往語氣、內容都十分親密。當週保章做錯了事情的時候，周總理夫婦會毫不猶豫地指出；當他做對了、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時候，也會得到表揚。
鄧穎超曾經在親屬聚會時當眾表揚周保章：“能夠做到思想全面、要求進步，很好。”
信件往來了幾年，周保章愈發萌生了赴京探望兩位老人的想法。
1959年9月4日，與周總理夫婦通訊約兩年後，周保章忐忑不安地在信中透露了自己想要國慶期間前往北京，探望七伯、七媽的想法。
1959年國慶是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的大日子，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都要前來道賀，各地方重要人物也被邀請前來觀禮。
可想而知，這兩天周總理該有多麼的忙碌。這封信投出16天后，周保章收到了鄧穎超秘書張元代寫的一封回信，信中講述了當時中央的規定：“凡在京幹部的親屬，儘可能不要在國慶期間來京探望。”
作為總理，他怎麼可能不遵守規定呢。
雖然沒能在國慶期間去北京看望七伯、七媽，但周保章對周總理遵守國家規定，絕不因公徇私的品格瞭解得更深一步。
只是，他終究有些遺憾沒能在這一年去看望兩位親人：1960年春節，因鄧穎超身體不適在南方休養，周保章仍沒能進京探望。
周總理與鄧穎超同志
儘管沒能見面，周總理和鄧穎超仍為侄子取得的成績而高興。1960年國慶，周保章照例寫信向七伯、七媽報告自己思想、工作和學習方面所取得的成績，還寄去了自己的照片和兩張獎狀。
收信後的總理夫婦十分高興，回信中鄧穎超同志開頭便稱：“親愛的保章侄……”隨信而來的還有一本總理夫婦珍藏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的一本。
在信中，鄧穎超解釋：“此書除原預購者外，也難買到零售本，子侄中向我們要的還多，都未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只破例寄給你一本，作為獎品。”
這本肯定他取得成績的《毛澤東選集》，被周保章保留至今。
周保章
隨著1961年春節臨近，周保章想要去看望周總理夫婦的心情日益熱切。
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他於1961年1月27日寫了一封信，30日鄧穎超便回了信，同意他春節期間去北京，並詳細叮囑了他下火車後的路線。
周保章沒想到的是，2月2日收到這封信後，轉天他又收到了1月31日鄧穎超寫的另一封信。
信中細細叮囑他北京的天氣比青島冷，要他注意增添衣服，不能受涼，不要在旅途中生病。這樣殷切的叮嚀，讓周保章在寒冬中也感受到了暖意。
鄧穎超
1961年的春節是2月15日，周保章收到信後算算時間距離春節也不遠了。他帶著緊張與激動的心情開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匆忙之中馬虎了一下，忘記帶自己的毛巾。
當他到了西花廳發現此事時，已經是準備要洗漱的時候了。當時，周保章看到盥洗室裡有幾條毛巾，雖然不是新的卻也很乾淨，便隨手拿了一條用了。
沒想到，此事招來了鄧穎超同志一頓嚴肅的批評：“你七伯從不允許任何人亂拿、亂用公物，那是公家辦公室的毛巾，是秘書、警衛們工作用的，不問一下是不應該拿、不應該用的。自己沒帶，應該去買一條。”
聽完七媽的批評，周保章內心十分慚愧，一是慚愧於自己做錯了事情，二也是慚愧與剛來西花廳就給自己的伯伯伯母添了麻煩。
周保章講述與伯父伯母在一起時的故事
鄧穎超同志批評完畢，便給了他一個購物本，讓他憑此去買毛巾。
這又讓周保章震驚了一下。他沒想到國家主要領導人買一條毛巾這樣的小事，都要憑證供應。
他拿過那個購物本，發現和普通老百姓家裡的一樣，各種物品在表格欄都有記載，毛巾欄中剛好有兩條毛巾的份額還沒有買。
他拿著這個購物本，自然會在西單商場引起別人的注意。營業員看到購物本上戶主的名字時立刻警惕了起來，眼前的人不是周總理本人，也不是他的警衛員，想來營業員也是怕有人偷拿了總理家的購物本。
於是周保章被盤問了很久，那本購物證也被翻了好幾遍，他這才買到了一條毛巾。
周保章
周保章自己感嘆，現在說這樣一個故事，或許都沒有什麼人信，畢竟毛巾在現在是再普通不過的東西了。
他有些遺憾這條毛巾自己沒能儲存下來，但周總理不搞特殊化、與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刻在了他內心最深處。
在西花廳這段日子，周保章從處處細節中看到了周總理與鄧穎超嚴格遵守規章制度的品格。
他剛到的那天，鄧穎超便交給了他一個特殊的“任務”：給大哥寫信。
原來，當時他的哥哥因為是周總理的侄子，又取得了一些成績，便有一些小小的驕傲。用鄧穎超的話說：“我正在發動大家幫助他。”
鄧穎超
信寫得很快，但寫完給鄧穎超看的時候，卻惹得鄧穎超十分生氣。原來，其中有一句提到“七伯作為我們黨和人民的領袖”，鄧穎超覺得十分不妥，她嚴厲批評道：“你七伯不是領袖，只能稱‘國家領導人’！”
這事還沒有過去，在年夜飯快要結束的時候，鄧穎超同志當著周總理，還有許多警衛員同志的面又提起此事：“保章年紀輕，不懂事，竟說他七伯是黨和人民的領袖，這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國家的領袖只有一個，那就是毛主席。”
對於一個剛二十幾歲的男孩來說，這樣當眾被“公開處刑”讓周保章覺得十分尷尬，已經批評過的事情又說一遍，似乎也沒有這個必要。
但隨著他後來自己思考，再加上經歷的事情多了，他愈發懂得周總理和鄧穎超這是在維護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團結；當眾說出來，也是警告身邊所有人，要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鄧穎超
另一樣讓周保章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能自己動手的事情，絕不假手於人。
到北京後，與七伯七媽吃第一頓飯時，周保章本來想動手給周總理盛飯，也算作為晚輩的禮節。周總理手一擋便說：“不用，我自己來。”
某一天下午，他又看到鄧穎超同志自己拼了兩張桌子在縫補被子。那時的鄧穎超已經57歲了，眼睛也不大好，周保章主動上前幫她穿線，陪她一起縫補。
他一邊縫被子，一邊心中暗暗感慨：這西花廳裡有警衛員，有醫務人員，還有專門的炊事員，但鄧穎超都沒有麻煩他們動手。這樣平等的精神，也是自己應當學習的。
鄧穎超與周總理
臨走的那天，他也對周總理的忙碌有了新的認識。那天晚上吃過晚飯後，周保章本想早點出發去車站，但鄧穎超攔住了他，說：“你伯伯還沒回來。”
等了一會兒，周總理便趕了回來，只說了兩三句話：“今天晚上我有會，不能送你了。”“希望你堅持在基層，多寫信來反映基層的情況。”
就是與侄子道別這麼兩分鐘的時間，也是周總理事先安排出來的。
想起周總理一夜夜地堅持辦公，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滿滿的，周保章心中溫暖又感慨：這樣忙碌為人民服務的總理，實乃人民之幸！
周總理
思想上，周總理和鄧穎超十分注重教育這個侄子，生活上該有的關心也從來不少。1961年9月，周保章家裡遭了賊，他的衣服全部被偷盜了。
馬上進入冬季，當時一個人一年供應的布只有三尺一寸，完全不夠他做冬天的衣服的。
在心中把自己所有可能求助的人掂量過一次後，周保章還是懷著愧疚與無奈的心情寫信給了七伯七媽。
國慶節剛過，鄧穎超便回信了，隨信寄來一套周總理的新毛衣、毛褲，算作是救急。
除此之外，鄧穎超還收拾出了12件衣服，包括絨褲、綿綢衣服、背心、棉毛衫等，另八尺衣料寄給了他。
這些衣服多是周總理的舊衣服，有些甚至稱得上破舊。想想一國總理平時就穿這樣的衣服，而當自己有困難的時候，他仍舊立刻予以必要的幫助，周保章心中暖暖的。
周總理、鄧穎超夫婦，和家人的合影（右一為周保章）
周保章在青島市通用機械廠做了一輩子，到老了也“退而不休”，用大量的時間，不計任何報酬地向群眾講述自己與周總理的故事。
他的妹妹周保莊曾經多次當選為鐵道部、省市勞模，退休後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樓裡生活，她的鄰居們都不知道她是周總理的侄女。
對這個侄女，周總理和鄧穎超也是十分疼愛的。她十幾歲的時候覺得七伯、七媽的工作一定很忙， 不一定記得自己這個在基層的侄女，便不曾寫信與他們聯絡過。
1956年她的哥哥周保常去北京看望周總理夫婦時，周總理還特別問了一句：“保莊怎麼不給我寫信？”
這讓周保莊覺得溫暖不已，可這第一封信也不是那麼好寫的。
周總理
細細斟酌詞句後，她終於在1957年4月第一次給自己的七伯、七媽寫了一封信，彙報自己的思想和學習情況，敘說自己對兩位長輩的思念。
一個星期後，她便收到了鄧穎超同志的回信：“我一直記掛著你這個在奮鬥成長的侄女，希望你好好學習……”這封信言辭親切，周保莊讀了一遍又一遍，並細細珍藏起來。
原本，1962年時周總理夫婦邀請了她去北京過春節，但因周保莊當時有孕在身，出行不便，未能成行。
次年過完春節，她便和丈夫一同上京探望自己的25年沒見的七伯、七媽。鄧穎超同志回信同樣表示了熱烈歡迎，並細細叮囑了下火車之後的路線。
這次相聚只有短短的七天，而且因為周總理夫婦公務繁忙，只有在吃飯時才能看到他們。
周總理與鄧穎超夫婦
不過，周總理夫婦對這個侄女的疼愛之情是不假的。吃飯的時候，鄧穎超還記得小時候的周保莊愛吃雞蛋，專門叮囑廚房加一個炒雞蛋。
當時雞蛋是比較稀罕的菜，周保莊立刻推辭，但也沒能推過去。
讓她驚訝的是，這頓飯剩下的魚第二天被端上了飯桌，周總理和鄧穎超就神色如常地吃著剩飯。
飯桌上，她也像哥哥周保章一樣想要給周總理盛飯，當然也被擋回來了。
周總理還將桌子上散落的幾個飯粒隨手撿起來吃掉了。這樣樸素的生活，也給周保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總理與鄧穎超同志
在北京的第三天，周總理與鄧穎超帶著周保莊去看了一場揚劇，因為劇院需要安靜、不讓帶小孩子的關係，周保莊的丈夫便留在家中照看孩子。
在劇場中，周保莊發現七伯對揚劇很有興趣，七媽也很瞭解，但看了一半的時候七媽卻提前離場了。
後來周保莊才知道，七媽是怕冷落了家裡的丈夫和孩子，看了一半戲就回家陪著二人看電視去了。就這麼一件平凡的小事，卻被鄧穎超細心考慮了進去。
原本週保莊是計劃在西花廳住七天的，因發覺周總理夫婦忙碌之餘總是要考慮自己和孩子，她深覺自己一家人給七伯添了不少麻煩，因而第四天便計劃辭行。
臨走時鄧穎超說：“保莊也是搞婦女工作的，我給你寄一份《中國婦女》吧。”
自此，鄧穎超每個月都用自己的工資訂一份《中國婦女》雜誌給侄女，直到停刊為止。
周總理與鄧穎超
從周總理侄子、侄女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看到了兩個偉大而平凡的形象。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是開國總理，鄧穎超是無產階級革命先驅，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在生活中，他們永遠是樸素、平實，與群眾同在的，從不給自己、給自己的親友搞任何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