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名，於三千年間沿用不輟，含義多有流變：從先秦的“中央區域”“城中”“邦國”“都城”之義，漢唐的“中土”“中原”之稱，再到近代演為與世界諸邦並列的民族國家之名，不僅詞形“中國”傳承不輟，“居中”詞義也一以貫之。
“中國”詞義的演繹，昭顯了中國人國家觀念以至世界觀念形成的歷史——從“天下中心”觀走向“全球一員”觀，這正是國人現代意識覺醒的標誌。
新的一年，讓我們重新瞭解“中國”！
文 | 馮天瑜 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聶長順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原標題為《中國》，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中國”得名
“中國”一詞較早出現於周初。1963年於陝西省寶雞縣賈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名“何”的宗室貴族之祭器），尊內底鑄銘文122字，記述周成王繼承武王遺志，營建成周（今洛陽），銘文轉述武王廷告辭雲：
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
（武王克商後，在廟廷祭告上天曰：我要住在中國（天下的中央），由此統治民眾。）
2022年1月26日，“何以中國”展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行，觀眾欣賞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西周文物“何尊”。圖｜中新社
這是迄今所見首出之專詞“中國”，意謂“天下之中央”。此“大邑商”指商朝（“邑”訓為“國”），因居中原，又稱“中商國”，簡稱“中國”，甲骨文學者胡厚宣說：“商而稱中商者，當即後中國稱謂的起源。”
故周武王稱自居“中國”，是對商代即“中國”的承襲。較早的傳世文獻《尚書·周書·梓材》亦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的用例，《詩經》《左傳》《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中國”一詞。
據學者統計，載“中國”一詞的先秦典籍25種，共出現178次——作“京師”義的9次，“國境內”義的17次，“諸夏領域”義的145次，“中等之國”義的6次。
“中國”初義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師（首都），與“四方”對稱，如《詩經·民勞》雲：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百姓夠勞苦的了，也該享受一下安樂了。撫愛這些京師人，用來安定四方。）
毛傳釋曰：“中國，京師也。”《民勞》篇四次出現“惠此中國”，其“中國”皆指京師。戰國時孟子追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
這些用例的“中國”，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師，裴駰《史記集解》引東漢劉熙（約生於160年）之說：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
上例為本義京師的“中國”，以後又有多種引申：初指西周京畿地帶，繼演為諸夏列邦，即黃河中下游這一文明早慧、國家早成的中原地帶。如《春秋公羊傳》載“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這裡的“中國”即指中原一帶，西周時主要包括宋、衛、晉、齊等中原諸侯國，此義的“中國”後來在地域上不斷拓展，包括長城內外，北至漠河，南至五嶺、海南島，西及蔥嶺，東臨滄海的廣大區間。
此外，中國還派生諸義，如指國境之內；中等之國；中央之國；等等。
以上多種含義之“中國”，使用頻率最高的是與“四夷”對稱的諸夏義的“中國”。
如《詩經·小雅·六月序》雲：
《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南朝宋劉義慶（403—444）在《世說新語·言語》雲：
江左地促，不如中國。
諸例“中國”，皆指四夷萬邦環繞的中原核心地帶，即中央之邦。其近義詞有“中土”“中原”“中州”“中華”“中夏”“諸夏”“神州”“九州”“海內”等。近代通用之“中國”，指以華夏文明為源泉、中華文化為基礎，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
2 歷史演繹之疆域
1.疆域變遷
“中國”是一個歷史概念，其所指範域在歷史過程中不斷異動。
中華先民心目中的世界，形態為“天圓地方”，古人把“中國”安置在這個“天圓地方”的世界之中央。以周代論，“中國”是以王城（或稱王畿）為核心，以五服（甸、侯、賓、要、荒）或九服（侯、男、甸、採、衛、蠻、夷、鎮、藩）為外緣的方形領域，作“回”字狀向外逐層延展，中心明確而邊緣模糊。
【注：“服”指祭奠死去親屬的服喪制，以喪服及服喪時間表示親屬之間血緣遠近及尊卑關係。】
在西周及春秋早期，“中國”約含黃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包括周王朝、晉、鄭、齊、魯、宋、衛等地，秦、楚、吳、越等尚不在其內，至春秋中後期以至戰國，這些原稱“蠻夷”的邊裔諸侯強大起來，便要“問鼎中原”，試圖主宰“中國”事務。至戰國晚期，七國都納入“中國”範圍，《荀子》《戰國策》諸書所論“中國”，已包含秦、楚、吳、越等地。
司馬臺段長城。圖｜圖蟲創意
秦一統天下後，“中國”範圍更擴充套件至長城內外、臨洮（今甘肅）以東的廣大區間。班固（32—92）說：“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
漢唐以降，“中國”的涵蓋範圍在空間上又有所伸縮，諸正史多有描述，略言之，秦漢以下的大一統王朝，“中國”包括東南至於海、西北達於流沙的朝廷管轄的廣闊區間。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體奠定中國疆域範圍：北起薩彥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帕米爾高原，東極庫頁島，約1380萬平方千米。
19世紀中葉以後，帝國列強攫取中國大片領土，中國人民的英勇捍衛，使領土上避免更大損失。今中國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千米，僅次於俄羅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2.“王者無外”
自先秦，已形成“天下一家”觀念，認為天子是諸侯共主，諸侯國（外）土地皆歸天子（王）所屬，這便是“中國”疆域的“王者無外”觀（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四域皆在王者治下）。此語初出《公羊傳》：“天王出居於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秦漢大一統，“中國”疆域“王者無外”說更為張大。東漢班固《東都賦》雲：“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晉葛洪《抱撲子·逸民》：“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把“日月所照，雨露所及”之處皆納入中國之境。唐宋普遍承此認知，杜甫詩云“王者無外見今朝”；宋人田錫雲：“日南萬里，設都護以懷柔；漠北五原，化單于之獷驁。有以見王者無外，書軌大同。”
以文化一統，導致天下一統，是古華夏的一種流行觀念，認為凡有“向禮”之心，夷狄即歸向“中國”，這是“王者無外”疆域觀的一種思路；同時，華夏人又把文化普被四夷，達成天子“四海為家”，是“王者無外”疆域觀的又一種思路。
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中國觀的鋪演。這種雖宏大卻模糊的中國觀，影響久遠，又在歷史程序中不斷修正，逐步規範進較具體真切的“中國”框架之內。
3 歷史演繹之文化
1.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中國”原指黃河中游（包括汾河、渭河、涇河、洛河等支流河谷）這一華夏族的活動區域，時人認為地處天下之中，故“中國”具有地理中心意味；因都城建此，又衍出政治中心義；由於文化發達，進而派生文化中心義。
黃河中下游平原。圖｜圖蟲創意
戰國趙公子成駁斥趙武靈王（前340—前295）仿行“胡服騎射”時，如此論“中國”：
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公子成在趙王室圍繞“中國”“蠻夷”關係的辯論中，闡發了“中國”的文化中心內蘊。此後兩千餘年間，人們多在這一含義上論“中國”。
自先秦以至漢唐以迄明清，這種華夏中心的世界觀念和華夷二元對立的國際觀念，一直延傳下來，並得到強化，“四夷賓服，萬國來朝”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期待。直至近代遭遇工業化西方入侵，朝野還遲遲未能擺脫此種自我中心主義。
晚清記名海關道志剛（1818—？）1868年出訪歐洲（其時清朝已遭兩次鴉片戰爭打擊，被迫出使泰西），外人問及“中國”的含義，志剛答曰：
中國者，非形勢居處之謂也。我中國自伏羲畫卦已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以至於今四千年，皆中道也。
此言淡化“中國”的地理中心義，強化其文化中心義，將“中國”釋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國，志剛雲：“英吉利富強已極，頗有持盈之慮”，“法郎西誇詐相尚，政以賄成”，皆不合中道，故不為中國所尊敬。
2.文明中心多元論、文明中心轉移論
在“中國者，天下之中”觀念籠罩的時代，也有人以理性態度為自國作世界定位。
自周秦之際，華夏文明向東、西、南、北方向拓展，出現新的文明興盛區，固有的文明區有的退化，這使清醒的先賢意識到“中國”並非凝固不變的，中原並非永遠先進，如明清之際哲人顧炎武（1613—1682）指出：“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
這裡將“中國”與“外國”對稱，而且“外國”（指周邊夷狄）有超過中國的地方。
與顧氏同時期的王夫之（1619—1692）認識到文明中心是可以轉移的，他在《讀通鑑論》《思問錄》等著作中，對“中國”與“夷狄”之間文野地位的更替作過論述，用唐以來先進的中原漸趨衰落，蠻荒的南方迎頭趕上的事實，證明華夷可以易位，“中國”地位的取得與保有，並非天造地設，而是依文化不斷流變而有所遷衍。
王夫之還指出，中國不是從一開頭便十分文明，中國也並非唯一的文明中心，他有一種富於想象力的推測：天地之氣，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麇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如唐、虞、三代之中國也。
認為上古時“中國”之人如同禽獸聚集，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中國那樣擁有文明，這是理性的中國觀和多元的人類文明生成觀。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1981年5月在“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就如何把握“中國”這一概念，有幾點說明：
其一，我們的祖國“是各族人民包括邊區各族所共同締造的，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其二，“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範圍”；其三，中國“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漢族一家的中國”。其說有助於澄清關於“中國”的認識。
4 “萬國之一”的“中國”
以“中國”為非正式國名，與異域外邦相對稱，首見於《史記》載漢武帝（前156—前87）派張騫（約前164—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乃令騫因蜀犍為髮間使，四道並出。
這種以“中國”為世界諸國中並列一員的用法，漢唐間還有例證，如《後漢書》以“中國”與“天竺”（印度）並稱；《唐會要》以“中國”與“波斯”“大秦”（羅馬）並稱。但這種用例當年並不多見。
“中國”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家概念，萌發於宋代。
漢唐時中原王朝與周邊，維持宗主對藩屬的冊封關係和貢賚關係，中原王朝並未以對等觀念處理周邊問題；宋則不然，北疆出現與之對峙的契丹及党項羌族建立的王朝——遼與西夏，是兩個典章制度完備、自創文字並且稱帝的國家，又與趙宋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宋朝一再吃敗仗，以致每歲納幣，只得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以對等的國與國關係處理與遼及西夏事務，故宋人所用“中國”一詞，便具有較清晰的國家意味。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首次以“中國”作專論：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
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
石介雖仍持“內中外夷”觀念，但已經有了國家疆界分野，強調彼此獨立，“各不相亂”。宋以後，“中國”便逐漸從文化主義詞語向國家意義詞語轉變。
一個朝代自稱“中國”，始於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國書，稱己國為“中國”，將日本、高麗、安南、緬甸等鄰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襲此種“內中外夷”的華夷世界觀，有時也在這一意義上使用“中國”一詞，但仍未以之作為正式國名。
時至近代，國人逐漸從“往日之觀天坐井”，變為“測海窺蠡”，中國觀發生變化。
清末鄭觀應（1842—1922）突破“王者無外”、中國在世上“定於一尊”的傳統觀念，指出，國人必須“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方能改變“孤立無援，獨受其害”的窘況。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梁啟超論及中國積弱“發源於理想之誤者”有三，其二為“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
同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再次痛議：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
與無國名相聯絡，還有無國旗、無國歌等尷尬情形，至近代方逐漸得以改變，“中國”作為國名開始確立。
5 民族國家之“中國”
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概念，是在與近代歐洲國家建立條約關係時出現的。
歐洲自17世紀開始形成“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並以其為單位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國際秩序。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1648年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蘭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國在今德國的威斯特伐利亞舉行會議，簽訂《威斯特法利亞和約》，承認諸國領土、主權及國家獨立。此為民族國家得以確認的開端，被譽為“影響世界的100件大事”之一。
遠處東亞的清朝對發生在歐洲的重大事變全無所知，卻因與全然不同於周邊藩屬的西方民族國家（如俄羅斯）打交道，須以一正式國名與之相對應，“中國”便為首選。這種國際關係最先發生在清俄之間。
彼得一世（1672—1725）時的俄國遣哥薩克鐵騎東擴，在黑龍江上游與康熙皇帝（1654—1722）時的清朝軍隊遭遇，爭戰後雙方於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俄方稱《浧爾琴斯克條約》），條約開首以滿文書寫清朝使臣職銜，譯成漢文是：“中國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與後文的“斡羅斯（即俄羅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對應，康熙朝敕修《平定羅剎方略界碑文》，言及邊界，有“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等語，“中國”是與“鄂羅斯”（俄羅斯）對應的國名。
17世紀末葉清朝與俄羅斯建立條約關係還是個別事例，此後清政府仍在“華夷秩序”框架內處理外務，如乾隆皇帝（1711—1799）八十大壽時，與英王喬治三世（1738—1820）的往還信函中，英王國書恭稱“向中國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稱清方為“中國”，而乾隆皇帝復喬治三世書從未稱己國為“中國”，通篇自命“天朝”。此種情形一直延及嘉慶皇帝（1760—1820）與英王喬治三世的來往檔案中。
可見，直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國朝野只有內華外夷的“天下”觀、“天朝”觀，沒有權利平等的國家觀、國際觀。
至19世紀中葉，西方殖民主義列強開啟清朝封閉的國門，古典的“華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國家秩序”所取代，“中國”愈益普遍地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義逐漸淡化。
漢文“中國”正式寫進外交文書，首見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1842年8月29日）簽署的中英《江寧條約》（通稱《南京條約》），該條約既有“大清”與“大英”的對稱，又有“中國”與“英國”的對稱，並多次出現“中國官方”“中國商人”的提法。此後清朝多以“中國”名義與外國簽訂條約，如中美《望廈條約》以“中國”對應“合眾國”，以“中國民人”對應“合眾國民人”。
近代中國面臨東西列強侵略的威脅，經濟及社會生活又日益納入世界統一市場，那種在封閉環境中形成的虛驕的“中國者，天下之中”觀念已日顯其弊。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意識應運而生，以爭取平等的國家關係和公正的國際秩序。
而一個國家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擁有一個恰當的國名至關重要，“中國”作為流傳久遠、婦孺盡知的簡練稱號，被朝野所襲用。梁啟超、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揚棄中國為“天下之中”的妄見，但認為“中國”這個自古相沿的名稱可以繼續使用，以遵從傳統習慣，激發國民精神。
近代興起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更賦予“中國”以愛國主義內涵。
1900年9月24日，自強氏撰《獨立論》，稱“中國者，吾中國人之中國，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國者，吾中國人自己之責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此後，此一句式廣為使用。1905年還寫入《同盟會方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這便是在近代民族國家意義上呼喚“中國”，漸成國民共識。
梁啟超更作《少年中國說》，高唱：
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國際通稱Republic of China，簡稱“中國”，英文為China。自此，“中國”成為現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亦以“中國”為其簡稱。“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等短語亦隨之通用於世界。
“中國”一名，於三千年間沿用不輟，其詞義屢有遷衍：由初義“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為“萬邦之一”的正式國家稱號。“中國”詞義的演繹，昭顯了中國人國家觀念以至世界觀念形成的歷史——從“天下中心”觀走向“全球一員”觀，這正是國人現代意識覺醒的標誌。
《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本書擷取三十個關鍵詞，依生成機制，分為古典引申、語義假借、借形變義、新名創制、僑詞來歸、名實錯位六大類，在古今東西的時空座標上，追索其概念的生成、演變歷程，誠如陳寅恪所言“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