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剛堂認親瞬間
郭剛堂“尋子成功”的事情，曾因“郭新振”的去留問題觸發輿論爭議。從某種層面上而言，郭剛堂在“郭新振”的去留問題上反倒比輿論層面的圍觀者們看得更開。之所以這樣講，一方面在於郭剛堂“尋子成功”後確實很剋制，另一方面在於郭剛堂“談團圓後首箇中秋”時心境很開闊。
就比如在專題採訪《不再失孤》的敘事裡，迎著中秋的氛圍，郭剛堂談及“失子”、“尋子”、“得子”的細節和過程可謂感概繁多，所謂回溯過去24年所發生的一切，就好像是在複述別人家的悲喜。
要知道郭剛堂曾在“尋子成功”後接受媒體採訪時稱：“找到固然好，找不到總還是要生活”。言外之意，那些絕望的“摩托尋子歲月”更像是“自我消愁”的過程。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人兩個月瘦49斤，並且頭髮開始逐漸變白是什麼滋味。
然而這些維艱之苦卻並沒有把郭剛堂擊倒。按照郭剛堂的說法，從2006年開始就不再只是尋找自己的兒子，也就是從“郭新振”被拐的第9個年頭，他已經開始幫助更多失子（女）者們找孩子，緊接著在2012年還建立了“尋親網站”，2014年成立了“尋親協會”。
到此為止即便還不能說郭剛堂徹底放下自己的悲苦，但是卻可以確信他在悲苦之外正在尋找撫慰悲苦的意義。就如郭剛堂所言：“拐賣行為是一種超越謀殺的罪惡，所有被拐賣的孩子都是第一受害者”。言外之意，郭剛堂堅信被拐賣的孩子比親生父母更悲慘，基於此再去理解他尋子成功後的剋制，大概就更為容易些。
當然最為令人感到敬畏的是，當郭剛堂指著自己電腦裡儲存著的那些被拐孩子的照片時，卻感慨“這都是期望”，“這都是希望”，“這些人裡面有多少像你郭剛堂（郭新振）這麼幸運”，與此同時還較為深情地強調“找到找不到總有遺憾”，“即使沒有圓滿，但我們要找到自己的一個定位”。最後郭剛堂還發出宏大的樸素祈願：希望透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可以讓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在八月十五的時候，迎來更多的團聚。
要知道善意是人性，惡意也是人性。只可惜在現實的紛雜裡，談及人性是非總是更強調人性的惡意。以郭剛堂“尋子成功”的事情來講，輿論層面不自覺地指向兩極：“正極”、郭剛堂和妻子不容易，郭剛堂和妻子“很幸運”等等；“負極”、必須嚴懲“拐賣者”，養父養母也是“共犯”，“郭新振”只有離開養父養母才是正確的選擇等等。
一言以蔽之，人們雖然知道“正極”是當前最該被重視的事情，但是輿論呈現上反而更青睞“負極”。在這個問題上，輿論層面雖然強調血親彌合，強調親情補償，但卻並沒有設身處地的基於人本身的困境去考量。
好在郭剛堂十幾年前可能就已經想通，要不然很難在“尋子成功”後保持這般剋制（這裡強調認親後關係處理上）。只是回到感性的立場上，郭剛堂即便提前暗示自己“我不會哭”，但是在認親現場最終還是沒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緒，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到那兒就不行了”。
漢娜·阿倫特說：“意義永遠不可能是行動的目的，而在行動終止後，意義就不可避免地從人類的所作所為中產生了”。之所以要拿這句話註解郭剛堂的尋子故事，並不在於郭剛堂的“尋子行為”和“尋子結果”一定存有關係，而在於“尋子行為”讓“尋子結果”變得更為可貴，並且更為寫意的讓失子（女）悲苦顯現人間。
嚴格來講郭剛堂的“尋子行為”跟“尋子結果”關係不大（這裡指功效關係），甚至就《失孤》電影來講，也談論的不是“尋子行為”跟“尋子結果”的關係，更多是想剖開拐賣行為對於一個家庭的打擊有多重，與此同時也是為告訴人們血親之愛即是大愛也是大縛。
所以對於郭剛堂來講，他能從“自我救贖”轉向“救贖別人”，這就說明他已經從“尋子目的”轉向“尋子意義”，於此再去看待他對“郭新振”去留的剋制就更為容易。畢竟能在重擊中依然站起來的人，總還是有大徹大悟的精神存在。
只是回到專題《不再失孤》的公共敘事層面，就算郭剛堂發出再怎麼美好的祈願，那也只是他作為失子（女）者的一種希望，而對於那些依然在尋子（女）悲途中的失子（女）者們，還需要靠自己去掙脫大愛中的大縛。
就如郭剛堂談到每年中秋節的儀式感時，他說會放孩子那兒一份（碗筷）。言外之意，心心念唸的兒子不只是“具體的肉身”，更多是關係層面的缺憾。從某種層面上而言，這就跟親人逝世初期，生者不由得生出那種空蕩感很像，並且感受更為刺痛些。
於此在看待郭剛堂時就該分為“失子者郭剛堂”和“尋親者郭剛堂”。“失子者郭剛堂”主要強調尋子的悲苦和《失孤》的敘事，而“尋親者郭剛堂”顯然已經超越自身，他需要更剋制，也需要更溫暖。因為比起對於“尋子（女）成功的祝福”，可能那些尋不得的人們更需要撫慰和救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