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是義大利大名鼎鼎的記者,桀驁不馴是她的代名詞。她的採訪風格是與眾不同,難以複製的,情緒化、時間長、咄咄逼人這些都是她的採訪特點。
法拉奇在進行採訪的時候,往往會給採訪物件設下陷阱,這種方式也讓這些大人物都避而遠之,她曾採訪過許多國際聞名的政治巨頭和非凡人物,鄧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1980年8月,北京人民大會堂,鄧小平同志正在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期間,法拉奇就直言:“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永遠要保留下去?”
她的採訪風格也是一如既往地咄咄逼人,正當所有人為鄧小平捏一把汗時,鄧小平同志只用幾句話就將她鎮住了,那麼鄧小平是如何作答的?
法拉奇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女記者”,經歷過二戰的殘酷,擔任過多年的戰地記者,是名副其實的“帶刺玫瑰”。在採訪中的時候總是會丟擲刁鑽、刻薄甚至是尖酸的問題,她的採訪方式更像是跟人吵架,就連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都對法拉奇都是無可奈何,曾表示:“接受她的採訪,是我做過最愚蠢的事情。”
法拉奇也是一個命運多舛的女性,小的時候經歷過戰爭的殘酷。1929年6月,法拉奇出生在佛羅倫薩,雖然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太好,父母也很注重對她的教育,購買了很多書籍供她閱讀。徜徉在書籍的海洋中,法拉奇也明白了許多人生哲理。
不過,這是一個隨處都瀰漫著反抗情緒的家庭。她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家庭的影響,她的父親是一名木匠,卻也是反法西斯分子,激烈地抵抗過墨索里尼的政權,曾因此多次被捕入獄。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法拉奇也是耳濡目染,在10歲的時候,她就跟隨父親一起進行革命,給參加抵抗運動的人們放風、傳遞情報,在那樣的環境下長大後,法拉奇慢慢的就形成了勇敢堅毅的性格。
也是童年時期痛苦的經歷,讓法拉奇更加厭惡法西斯以及一切形式的政權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拉奇在政府的幫助下,重返校園。學業有成後,法拉奇就在報社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
因為從小堅持閱讀的習慣,法拉奇的文筆很是出彩,在工作沒多久就正式成為一名記者。開始了每天外出尋找新聞素材的路程。
在當時那個時期,義大利的女記者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少的,法拉奇深知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要想獲得成功,就要比別人更努力刻苦才行,也是在日積月累的採訪中,法拉奇逐漸找到了自己的風格,直言直語,單刀直入。
在記者的崗位上磨鍊了近10多年後,法拉奇不再滿足於國內的新聞,而是開始在國際新聞嶄露頭角,在各種重大采訪活動中亮相。在每次採訪之前,她都會做很多的準備工作,對採訪物件進行深入的瞭解和研究。她的採訪風格也是一如既往的高超,常常在不知不覺中就讓採訪物件騎虎難下。
1979年,鄧小平收到美國方面的邀請,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鄧小平為期9天的訪問,堪稱是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9天。
鄧小平同志在美國的亮相,成為西方各媒體的頭條事件,各家都是爭先進行報道,紛紛派出記者採訪鄧小平。身為記者的法拉奇對於此事自然也是很上心的。
她此前採訪過不少的重量級人物,卻始終沒有機會對中國的領導人進行採訪,之前也曾向中國提出過申請,可惜的是都被拒絕了,這也讓她對中國的興趣愈發的大了。
很快法拉奇就得到一個完成自己心願的機會。1980年9月,義大利總統準備訪問中國,得知這一訊息的法拉奇很是激動。因為這位總統和自己的父親有很深的交情,或許可以跟隨義大利的代表團一同前往中國。
很快在父親的幫助下,義大利總統就答應了她的請求,還專門給大使館打了一通電話為法拉奇擔保。在電話中,佩爾蒂尼強調:法拉奇是義大利著名的記者,且有著很高的專業素養,對中方一直保持友好的態度,希望此次可以跟隨代表團一起前往中國,並採訪鄧小平。
外交部新聞司在收到這一情況後,立刻向鄧小平同志進行了彙報,並詢問是否接受採訪。
當時法拉奇在採訪中咄咄逼人的風格,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很多國家領導人都領教過它的魅力,是能避則避。對於這樣一位風格奇特的記者,中央領導人紛紛建議鄧小平拒絕參加此次採訪活動。
不過對於此事,鄧小平卻有著不同的想法,中國正處在一個大的歷史轉折時期,改革開放也才起步不久。國內外都出現了一些爭議,難免會有個別西方媒體對我國進行一些歪曲事實的報道,企圖抹黑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在這樣特殊的時期,藉助西方媒體向全球傳達中國的立場,讓世界看到中國的變化,是很有必要的,更何況還是義大利總統親自提出並擔保的。
對於法拉奇,鄧小平也是有所耳聞,自然清楚她的採訪事蹟,也知道她在採訪的時候習慣用錄音的方式記錄全程,並在發表的時候一字不改的刊登出來。
要是她自己有其他的意見或想法的話,不會在正文中涉及,而是在旁邊單獨進行描述。這也是她與其他記者截然不同的地方,現在的記者大多喜歡斷章取義,而法拉奇的報道雖談不上完全的客觀,卻也將事實呈現出來。
經過深思熟慮後,鄧小平便決定接受採訪,還打趣地說:這得同意,讓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厲害。
很快法拉奇就得知了這個好訊息,當時她激動的都要跳起來了,早就聽聞鄧小平同志在談判中是一位難纏的對手,為此她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
自從8月18日收到外交部的邀請後,法拉奇也是第一時間就動身來到了北京。她乘坐飛機抵達北京後,乘車從機場前往下榻的民族飯店,看著窗外沿途的景色,法拉奇覺得很是新鮮,這跟資料中描述的中國有很大的出入,不得不感慨中國的變化是真的很大。
法拉奇此次來到中國是一次秘密行動,而當時的民族飯店也有很多外國記者,為了將“保密工作”進行到底,她還特意選了一間沒有空調的房間,畢竟這可是的驕陽似火的8月,記者們自然是選擇有空調的房間。
8月21日,人民大會堂118廳,鄧小平在此接受了法拉奇的採訪。一般情況下,中央領導人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為了保險起見,中方都會採取一定的措施,派出國內媒體在現場進行拍攝,做全程的跟蹤記錄,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將領導人的談話進行發表。
進行採訪前,法拉奇向鄧小平提出“專訪”,也就是“一人專訪,獨家報道”的意思。對於這個要求,鄧小平也是點頭應允了,在無關人員離開後,現場只留下了5人。除了他們外,還有新聞司的司長、翻譯和記錄員。
隨後採訪正式開始,法拉奇將錄音裝置準備好後,率先開口:“明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我先預祝您生日快樂!”簡單的寒暄一下子就將話題展開,既活躍了氣氛,又拉近了兩人之間的距離,不得不說法拉奇的準備工作確實很到位。
鄧小平聽後笑著說:“居然是明天嗎?我基本上都不慶生,都忘了明天是自己的生日了。”
法拉奇緊接著說道:“這點我還是看了您的傳記才知曉的。”
鄧小平點頭表示贊同,回到:“就算是我生日,那也不用祝賀。我都已經76歲了,年紀不小啦。”
法拉奇笑著說:“我父親也是跟您一樣的年紀,我要是這麼說他,可是會捱揍的。”
氣氛逐漸輕鬆起來後,兩人的談話也步入正題,開始談起了政治方面的內容,只是沒想到法拉奇的第一個問題就語出驚人,單刀直入的問到:“您曾說中國正處在轉折的時期,這點我也是深有體會,我前幾年來北京的時候,到處都是毛主席的畫像,可今天從飯店到這裡的路上,只看到天安門城樓上的那一幅,這幅畫你們會如何處理呢?是否要一直保留下去?”
法拉奇的這一問在在場工作人員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得不說這位女記者確實和傳聞中一樣。
毛主席的畫像第一次出現在天安門,是在1949年2月12日,也正是農曆的元宵節。當時北平剛剛取得和平解放。1月31日正午時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城,正式接管北平的防務。此次解放軍的入城儀式也在世界上引起了轟動,西方媒體爭先進行報道。
中共中央在經過研究後決定,在正月十五舉行慶祝活動。這天對於北平的市民來說,可謂是雙喜臨門。當天參加慶祝活動的大約有近10萬人,此時的天安門城樓上掛著的不僅有毛主席的畫像,還有朱德、聶榮臻等中央領導人的,這也是天安門城樓上頭一次出現這麼多畫像。
其中,毛主席畫像的位置位於最中央,而這也是首次懸掛毛主席的畫像,可想而知當時引起的轟動有多大。
此外,天安門城樓上也是懸掛著“慶祝北平解放大會”的條幅,天安門外,也是彩旗飄飄,到處都是人山人海,各種秧歌隊、宣傳隊、高橋隊也是一個接一個的進行著表演,鑼鼓聲,爆竹聲,歡呼聲,都交織在一起,好不熱鬧。
後來,經過中央開會商討,決定在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地點則是設在了天安門廣場。開國大典當天,諸位中央領導人都會登上天安門城樓,並向毛主席宣佈新中國的成立。
不過眼下要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對天安門的修繕工作,經過多年的風吹雨打,天安門早已是滿目瘡痍,此外,毛主席的畫像也需要重新進行繪畫。
這可以說是一項光榮且艱鉅的任務了,當時是徐飛鴻接手了這項任務,並立刻安排人手進行周密的規劃,同時還邀請周令釗負責具體的實施,周令釗時任北平立藝專的教師,擅長速寫和水彩。而且他不僅構圖快,繪畫動作也是數一數二的,更是有著“快手周”的名號。
徐悲鴻之所以將這項任務交給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此前周令釗畫的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畫,得到了中央領導的一致好評,就連毛主席本人也是毫不吝嗇的誇獎。
周令釗接到這項任務的時候還是1949年的9月上旬,當時距離開國大典的時間已不足一月。為了按時完成任務,周令釗帶著自己的助手,直接在天安門城樓附近搭建了一個大型畫架,連續奮戰了十多天,才如期完成。
這幅毛主席畫像跟之前的版本有很大的差異,是他本人親自挑選的並最終拍板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時戴八角帽的照片,這張照片在解放區也是十分的受歡迎。
即將收尾的時候,聶榮臻前去視察,在看到畫像後,他讚不絕口“像!實在是太像了。”這句話無疑是對周令釗多日成果的肯定。
上個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那會,幾乎家家戶戶都會有毛主席的畫像。後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中共中央領導人也是專門提出,要逐步減少公共場合中毛主席的畫像,這也就是為什麼法拉奇此次中國之行,很少看到毛主席畫像的原因。
或許對被人來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身為一名優秀的政治家,鄧小平同志雲淡風輕,不假思索地回應:“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之前是到處都掛,這並不嚴肅,也不能表明對毛主席同志的尊重。”他回答地斬釘截鐵。
事實上,鄧小平也確實做到了,毛主席的畫像至今都還掛在天安門的城樓上。由於風吹日曬的,難免會造成畫像的損傷,於是每隔一段時間,相關單位都會對畫像進行更換,而且每次都是手工製作。
1966年,中共中央經過商議後決定,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的畫像的更換工作,要趕在國慶節前完成,才不會耽誤國慶的閱兵儀式,而且有專門的領袖肖像組進行繪製。
在法拉奇的設想中,她本以為鄧小平會推辭不答,或者是應付了事,卻不想鄧小平大大方方、從容不迫地就回答了,一時間也是感慨鄧小平確實有不一樣的魄力。
接下來的採訪中,法拉奇也是直截了當的問話,而鄧小平也是遊刃有餘地應答著,牢牢掌握採訪的主動權。兩人的談話氛圍也是比較的輕鬆,原定兩小時的採訪活動也延長了10分鐘,這對時間把握精準的鄧小平來說,已經是個例外了。
當天談話進行到中午時分,法拉奇還是意猶未盡,鄧小平看出她還有很多問題要問,便善解人意地說:“這都到吃飯的點了,再不去肚子都要鬧革命了,看來你還有很多問題沒得到答覆,再另外找個時間談好了。”本以為要就此結束的法拉奇,聽到這個訊息後激動的都要跳起來了。
於是在兩天後,他們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另外一場採訪。對於法拉奇來說,三天內兩次採訪鄧小平,這也是一種奇特的經歷了。
兩次採訪結束後,法拉奇對鄧小平也有了初步的瞭解,對他是高度評價,止不住的讚歎:“他對我的問題從來都是正面、充分的回答,不會迴避我的話。在談話中,他還非常的親切幽默。這也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
9月1日,當這段採訪談話在《華盛頓郵報》上進行刊登後,頓時就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這是一場特殊的訪談,也讓世界對全新的中國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可以說沒有毛主席也沒有新中國,憑藉毛主席的敏銳洞察力,我們才能在一次次戰役中轉危為安,最終取得革命事業的成功。他的一生都在為了解放中國事業而努力著,讓億萬的窮苦老百姓不再受到壓迫,重新站起來。
無論天安門上毛主席的畫像如何變化,中國群眾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愛戴不會變,他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領袖人民愛,我們世代緬懷這位偉人。也更加珍惜如今來之不易的和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