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啊!”周總理在病危時,用微弱卻又有力的聲音再次囑託妻子鄧穎超。
在周總理去世之後,有人提出為什麼周總理不保留骨灰的問題,當時鄧穎超解釋說提倡火葬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骨灰處理的問題,她和周總理之間早已經相互保證。周總理擔心鄧穎超心軟做不到,曾經問過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你先去世,我能保證做到,如果我先去世,你能否保證做到?”
“趙煒你做點好事”
“趙煒你做點好事,我死後千萬千萬別搞弔唁。”說到自己的後事時,鄧穎超半開玩笑地對秘書趙煒說道。
由於周總理和鄧穎超一生都沒有留下子嗣,所以在周總理去世之後,鄧穎超便開始考慮自己的身後事。1978年的建黨節,一大早鄧穎超就讓趙煒拿來紙筆,想要寫點東西。趙煒對此感到有些疑惑,自己事前並沒有聽說鄧大姐要寫些什麼。鄧穎超看出了趙煒的疑惑,向她解釋說:
“為了慶祝黨的生日,我要給黨中央寫一封信,就是對自己後事的安排。”
這一天鄧穎超將自己遺囑的初稿寫好,主要包括了五點,其中包括自己去世之後骨灰的處理,以及不搞追悼會等等,趙煒知道鄧穎超寫遺囑後,心裡非常難受,勸說她現在還不到時候,但鄧穎超卻像了卻了一樁心事,囑咐趙煒說:
“我死後,把我給黨中央的信公佈了,只是讓大家知道我已經不在了,就可以啦。”
1982年6月,鄧穎超將自己寫好的遺囑初稿重新拿出來謄寫,並根據當時的情況在上面增加了兩點,作為可以公佈的遺囑。隨後鄧穎超又寫下了第二份遺囑,關於如何處理遺物等事宜,甚至連自己的照片、衣服都包括在內,全部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做了安排。
關於生與死,鄧穎超在這個問題上看得很透徹,晚年說起這些話題,經常說:“一個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誰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死後大辦喪事是勞民傷財,我無兒無女,搞這些是給組織上添麻煩。”
上個世紀80年代,社會上對於“安樂死”的問題爭議很大,鄧穎超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明確地表示自己支援安樂死。1988年1月,電臺中播放一位大夫談論安樂死的問題,鄧穎超將這一檔節目一字不漏地認真聽完,還給中央廣播電臺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對於安樂死的支援:
......那位大夫的意見,我很擁護......我在幾年前,已經留下遺囑,當我的生命要結束,用不著人工和藥物延長壽命的時候,千萬不要用搶救的辦法......
後來電臺將鄧穎超的這封信在節目中播了出去,很多人為她贊成安樂死的坦誠而感動。鄧穎超不但贊成安樂死,甚至還曾想過身體力行。有一次趙煒同鄧穎超開玩笑,說她總提死呀死的,是不是怕死。鄧穎超馬上說:
“我才不怕死呢!能活到今天我是沒有想到的,死是自然規律,我這樣太浪費人力物力了。”
“您哪裡會怕死,怕死就不提‘安樂死’了,可我只是您的秘書,沒有決定權,醫院也沒有決定權,中央也沒有人敢批准。老百姓知道了,還不把我們送進大獄裡去呀!您還是別提這事了,省下體力繼續艱苦奮鬥!”趙煒接著鼓勵鄧穎超說道。
後來鄧穎超委託趙煒向中央報告,請求組織能夠批准,在自己生命快要結束的時候給予安樂死,中央領導瞭解到這個情況之後作出批示,稱讚鄧穎超大姐這種唯物主義精神可敬可佩,值得大家共同學習:
“此件請常委同志閱後請辦公廳妥為儲存,今後鄧大姐百年之後堅決按她意見辦。”
“你要照顧好大姐”
從1990年開始,鄧穎超的身體狀況就一年不如一年,都是因為上呼吸道的問題而頻繁住院,作為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十分擔心,生怕哪一天鄧穎超就再也出不了醫院。1991年7月末,鄧穎超再次因肺炎高燒住進了北京醫院,這也是鄧穎超最後一次住進醫院。
以往鄧穎超住院大家都不太擔心,但這一次距離上次出院僅僅過了一個星期,相隔時間這麼短,還是因為相同的病症,大家難免有些緊張。當趙煒詢問醫院的主任這一次情況是不是不太好的時候,主任遲疑了片刻,臉色凝重地對趙煒說:
“有可能,做好準備吧。”
醫生的話讓趙煒的心如同掉進了冰窖,但她還需要冷靜下來安排一切,不能讓鄧穎超發現異常。她整理了一下情緒,讓其他的工作人員做好長期住院的準備,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看著病床上的鄧穎超,自己當年在周總理病榻前的事情還歷歷在目。
在周總理去世的前幾個月,有一次叫趙煒去醫院談工作,在她正式彙報前,周總理先講了一下關於自己死後骨灰處理的問題,當時趙煒感到十分驚訝,總理怎麼會想到說這個問題。由於擔心周總理的身體受不了,趙煒連忙勸阻周總理:
“您不要說這個事兒啦,短時間您不會出什麼問題,現在說這些對您的病沒什麼好處。”
周總理聽趙煒這麼一說,馬上略帶批評地對她說:“你不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是要死的嘛,這有什麼。”周總理一番話讓趙煒不好再繼續勸解,只能控制著自己悲傷的情緒聽周總理繼續把話說完。
第二天趙煒將周總理關於自己骨灰的處理意見彙報給鄧穎超,鄧穎超當即表示這件事是他們二人早已經說好的,現在她知道了這些想法,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先走,黨中央同意他的請求,那我的事也好辦了,我就放心了。”
當時鄧穎超前往醫院都是一個人去,直到後來周總理一再堅持,鄧穎超才答應讓趙煒陪著自己一起去。當趙煒再一次陪著鄧穎超來到周總理的病床前,輕輕叫了一聲“總理”。周總理從被窩裡伸出他瘦骨嶙峋的手說:
“握一握手吧!”
趙煒說自己剛從外邊進來,手涼就不握了,周總理輕輕地說了聲“不怕”,然後用兩隻手拉住趙煒說:
“你要照顧好大姐。”
在周總理的要求下,趙煒每天陪著鄧穎超前往醫院,可以說她見證了周總理最後的日子。有了周總理逝世的經歷,對於鄧穎超的這次住院,趙煒心裡也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由於鄧穎超住院之後高燒不退,飲食、藥物不能及時服用,為了減少鄧穎超的痛苦,醫生為她進行了一次手術。
手術之後鄧穎超突然出現了腎功能衰竭,醫院當即向中央報了病危,在中央的指示下,醫生竭盡全力進行搶救,經過一夜的救治,鄧穎超終於脫離了危險,慢慢恢復過來。這一年鄧穎超的身體時好時壞,雖然體力和精力在逐步衰退,但精神上仍然保持著樂觀的狀態。
在鄧穎超最後的日子裡,病痛將她折磨得非常痛苦,但她仍舊關心著身邊的同志,尤其是照顧她的醫護人員,有幾次因為病痛多叫了幾次護士,事後她還要向護士們致歉。專家來會診的時候,她不顧自己的身體情況,堅持讓工作人員將自己扶到沙發上,等候專家的到來。
住院期間鄧穎超最常和身邊醫護人員說的話就是,自己在醫院不要搞特殊,他們也不要都守在自己身邊,還是要關心其他的同志。在她去世的前五天,半夜醒來發現有兩名護士還守在自己床邊,不安地拉著她們的手說:
“這麼多人來照顧我,我心裡很難過,真是太謝謝你們了。”
“趙煒,我同你見最後一面”
在去世前,鄧穎超還惦記著自己遺囑的事情,曾經特地找來趙煒詢問,自己的遺囑送到中央沒有,並再次交代了自己的身後事要從簡。1992年7月9日中午,鄧穎超讓護士找來趙煒,說自己有話對她說。當趙煒聞訊來到鄧穎超床邊時,鄧穎超拉著她的手,清楚地說道:
“趙煒,我同你見最後一面。”
趙煒強忍著內心的陪同,勸鄧穎超不要這樣說,趕快睡午覺養養神。沒想到這真的成了鄧穎超和趙煒最後一次清醒的見面。鄧穎超去世之後趙煒回想,為何鄧大姐當時要同自己說這樣一句話,可能是她自己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向終點。
第二天一早鄧穎超的情況再次惡化,醫生說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報告,為了以防不測,下午趙煒和工作人員開始安排鄧穎超的後事,將自己應該做的和需要請示的事情,整整寫了兩大頁紙。和周總理去世的時候不同,他們在思想上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
當天夜裡趙煒一直守在鄧穎超的床邊,期間幾次檢視鄧穎超的情況,一直沒有好轉。到了11日早晨五點多鐘,護士呼喚鄧穎超的時候沒有任何反應,趙煒急忙趴在床邊大聲喊著:
“大姐,我是趙煒,您聽見沒有?聽見就睜睜眼睛點點頭。”
但當時的鄧穎超別說睜開眼睛,絲毫的反應都沒有,血壓和脈搏也降了下來,趙煒和護士趕快分別去叫人。醫院的專家和負責人很快趕來,盡全力對鄧穎超進行搶救,中央領導和鄧穎超身邊的工作人員也陸續趕來。
六時五十五分,鄧穎超在平靜中停止了呼吸,老人走得十分安詳,沒有任何痛苦。趙煒在病榻前哭得泣不成聲,俯下身子親吻著鄧穎超的額頭,和鄧大姐作最後的告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齊之後,當即在醫院召開會議,研究討論關於鄧穎超的治喪事宜,中央當即做出決定:
發訃告,公佈鄧穎超的遺囑。
為了聽取鄧穎超身邊工作人員的意見,趙煒也獲准參加會議,趙煒根據鄧穎超生前的交代,向中央的領導請示了四個問題:
一、鄧穎超大姐生前不同意在家中搞弔唁活動;
二、在哪裡向遺體告別?鄧大姐遺囑不搞遺體告別;
三、工作人員守不守靈?
四、很多日本友人非常敬仰周總理和鄧大姐,他們來北京弔唁如何辦?
關於第一個問題,起初大家都沒有意見,後來不知哪一位同志說了一句:“這樣做群眾會有意見。”最後大家一致決定,在西花廳掛鄧穎超大姐的遺像,但不發通知,群眾來弔唁就接待,以滿足廣大群眾的心願。
關於第二個問題,領導們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不讓大家見最後一面肯定不行,醫院地方狹窄,應該在八寶山向遺體告別。趙煒隨即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為了防止老年人告別時站立過久,採取分時段到八寶山告別,這個建議被領導們採納。
說到工作人員守不守靈時,大家一致建議工作人員輪流守靈,既然已經讓大家見鄧大姐最後一面,沒有人守靈,鄧大姐多孤單。領導同志們也表示同意。考慮到日本友人要來北京弔唁,中央領導最後決定,請駐日使館設靈堂,供日本朋友在日本弔唁鄧穎超,如果有來京的日本友人,則由對外友好協會負責接待。
會議的最後,中央還決定通知天津方面,做好撒鄧穎超大姐骨灰的準備工作。雖然鄧穎超在生前有過諸多交代,但中央考慮到要照顧群眾的感情,所以鄧穎超的後事並沒有完全按照鄧穎超的遺囑來辦理。
“大姐,您回家了!”
7月17日凌晨,工作人員來到北京醫院,按照鄧穎超生前的安排,為她最後一次穿衣服。除了一件毛衣是訂做的以外,其他的都是舊衣服。其中有一套黑色的西裝,周總理在世的時候,鄧穎超每年都要在天冷的時候穿上它,周總理去世之後,鄧穎超囑咐趙煒將這套西裝收好,等自己去世的時候穿。
當時趙煒不明白為何鄧穎超堅持要穿這套已經磨破的舊衣服,這件衣服上已經打了補丁。鄧穎超耐心地對趙煒解釋,這套衣服自己穿著合體,而且自己很喜歡這套衣服。中國人講究人死之後要穿新裝,但她認為那是無謂的浪費:
“我就是要穿舊衣服,要打破舊習俗。”
趙煒見實在說服不了她,只好保證替她收好,到時候給她穿上。鄧穎超去世之後,趙煒讓人將這套西服找出來,同志們見到這套打了補丁的衣服,都忍不住哭了起來,問趙煒為什麼非要給鄧大姐穿這套衣服。趙煒一邊流著淚一邊對同志們解釋說:
“這是大姐交代的,我已經向她作了保證。”
當天上午8時,中央領導來到醫院送別鄧穎超,在告別室中,大家對著鄧穎超的遺體三鞠躬。隨後大家目送著8名禮兵抬著鄧穎超的靈柩走出告別室,上靈車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18公里的道路兩旁擠滿了為鄧穎超送行的人,天安門廣場上,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肅立默哀,目送靈車西行,路上有幾個擠在人群中的姑娘高聲喊著:
“鄧奶奶,您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當天上午幾萬人參加了在八寶山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遺體火化之後,趙煒和高振普奉命去收骨灰,兩人邁著沉重的步子來到火化爐前,鄧穎超所用的是當年盛放周總理骨灰的那個骨灰盒,撒完周總理的骨灰之後,鄧穎超堅持不讓上交,讓趙煒妥善儲存起來,說自己死後還有用。
趙煒聽說了鄧穎超的想法之後,詢問鄧穎超是不是想用這種方法表示和周總理合葬,沒想到鄧穎超說趙煒那是封建思想:“我死了骨灰也要撒掉,骨灰盒就用那麼一會兒,這個可以繼續用,為什麼還要買新的?”
當天下午他們回到西花廳,高振普捧著鄧穎超的遺像在前,趙煒捧著骨灰盒在後,原本短短5分鐘的小路,這一天他們竟走了17分鐘。當走到鄧穎超平時活動的客廳時,趙煒突然想到鄧穎超在醫院的時候經常說要回家,忍不住哭了起來:
“大姐,您回家了!”
趙煒的一句話讓在場所有的人都放聲痛哭起來,這一天大家都不願意離開客廳,鄧穎超生前大家就是在這裡陪著她聊天、讀書,這一晚大家在客廳陪著鄧穎超度過了最後一夜。第二天一早全體工作人員在靈前三鞠躬,將骨灰盒移至前廳,相關的負責同志隨後來到西花廳,護送鄧穎超的骨灰去天津。
起靈時西花廳的院子中站滿了送行的人,其中不乏周總理和鄧穎超的親屬,上百名中央警衛團的幹部戰士整齊列隊,目送鄧穎超的骨灰離開西花廳。趙煒手捧著骨灰盒,跟在遺像後面慢慢走著,突然想到鄧穎超再也不能回西花廳時,她轉過身邊哭邊說:
“鄧大姐,鄧媽媽,您再最後看一眼西花廳吧!”
就在趙煒快要上車的時候,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匆匆從後邊的隊伍跑了上來,邊跑邊說:“鄧媽媽,您走了,讓我再親您一次吧!”當時趙煒的心都快碎了,手顫抖到幾乎要堅持不住,她不敢再作停留,急忙上了車。
按照鄧穎超生前的交代,趙煒和高振普仍舊使用平時她乘坐的汽車,按照平時陪她的出行習慣前往天津。在“新海門”輪船的甲板上,趙煒用顫抖的雙手將骨灰一把把撒入海河,其他同志向海河中拋灑月季花瓣。骨灰撒完之後,趙煒面向海河最後一次對鄧穎超大姐說:
“尊敬的鄧穎超同志,親愛的鄧大姐,我已經完成了您的意願和遺囑,您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