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生心憂百姓、操勞國事，嘔心瀝血、任勞任怨，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所以，他給人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精力超人、才能出眾的實幹家、組織家，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其實，周恩來也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的長期實踐中，寫過大量的文章、檔案、書信、電報，作過很多重要的報告、講話，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傑出貢獻。周恩來的文章和講話，要言不煩，觀點鮮明、質樸有力，為我們學習“短、實、新”的優良文風樹立了典範。
直截了當 言簡意賅
周恩來作報告、寫文章，從不拖泥帶水，能夠三言兩語說清楚的事絕不繞彎子。所以，他留下了許多簡短、精煉的好文章。
1926年冬，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和工農群眾運動的迅猛發展，國民黨右派勢力加緊進行反革命活動，掀起一股反對國共合作和工農運動的逆流。中國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敢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遷就退讓。在這種背景下，周恩來在中共兩廣區委機關刊物《人民週刊》上接連發表《現時政治鬥爭中之我們》等文章，直截了當地指出國民黨右派勢力存在這個客觀事實：“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的革命，不同的階級性反映到國民黨內自也形成了各派。過去，右派很顯然地做了許多反共、反俄、反工農以及勾結舊勢力的工作。”進而旗幟鮮明地提出“被壓迫最苦的工農階級自然需要有專門為他們階級謀利益的共產黨為之奮鬥”，共產黨人自然需要“時時刻刻幫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論上和事實上的爭鬥”。這篇文章作為《周恩來選集》的開卷篇，全文只有2000多字，但深刻闡述了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但共產黨決不能失掉自己獨立性質的道理，有力回擊了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也抵制了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周恩來立即給中共中央寫了意見書《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僅用700多字，就清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指出如果革命力量繼續動搖妥協，整個革命必然根本失敗，主張採取堅決措施挽救革命。10年後的1937年11月13日，在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不久，他又從山西臨汾給中央發電報，同樣是只用了700多字，分析了日寇侵佔太原後，蔣介石國民黨失敗求和的空氣漸濃，必須反對妥協求和，堅持華北抗戰。他在文中強調，當時的抗日戰爭必須著重於游擊戰，要擴大紅軍，爭取和影響友軍，實現地方政治民主化等。電報發出後，周恩來11月16日在臨汾的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進一步從戰局、國際、軍事、民眾動員4個方面，具體分析了抗戰形勢，指出國內外妥協調解空氣漸漸抬頭，發生了“漢奸政權的活躍”“投降主義的生長”“特殊化思想的增長”“‘失敗主義’情緒的發生”等危機，並深刻分析堅持華北抗戰的可能及其前途，提出實現華北持久戰的任務，最主要的是“軍隊的改造”“開放政權”“開放民運”“肅清漢奸”。這篇3000多字的著名演講，切中時弊、環環相扣，對動員華北人民堅持敵後抗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45年8月，在日本剛宣佈投降時，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緊急要求》，全文不足500字，但緊密聯絡全國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蔣介石蓄意挑動內戰和加強獨裁統治的局勢，提出了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以避免內戰、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等14項要求，言簡意賅、重點突出。這些內容體現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中，對號召和鼓舞全國人民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為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感而發 實事求是
周恩來作報告、寫文章，總是著眼於實踐，從來不是為講而講、為寫而寫，所以他的長篇文章也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沒有空話套話。
比如，周恩來長期從事和領導統戰工作，對黨的統戰工作有過很多論述。1945年4月30日，他在黨的七大上作《論統一戰線》的長篇發言，從五個階段系統地闡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從敵人、隊伍、司令官3個方面深刻總結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這篇發言透過一個個具體事例，發揮了毛澤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文章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回答了人們關切的問題，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產生了重大影響。1962年4月18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亦是如此。他堅持問題導向，明確指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任務，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偉大成果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更多可以動員的因素，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擴大我們的民主生活”。要把政協包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所聯絡的各方面的人們都動員起來，團結奮鬥，爭取新的勝利。
又比如，周恩來十分重視黨的建設，撰寫了很多重要文章。寫於1928年11月的《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深刻論述了政治建設和思想建設的關係，分析了黨內小資產階級意識的種種表現，指出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時時在破壞黨的組織，妨礙黨的工作，全黨同志應堅決地起來肅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寫於1943年4月的《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向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強調正確的領導必須經過實際的調查研究，使當時當地的特點與黨的總任務聯絡起來，以確定一個時期的任務和方針，規定適當的口號和策略，並從實踐中證明黨的路線和策略是否正確；必須把領導者與群眾兩方面的經驗綜合起來，領導才是正確的。寫於1963年5月的《反對官僚主義》，指出“官僚主義是領導機關最容易犯的一種政治病症”，並列舉了官僚主義的20種表現，強調“官僚主義在我們執政的黨內，在我們的國家機關內，的確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加以克服。周恩來的這些論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思想深刻 富有新意
著眼於實踐，不僅有利於防止理論脫離實際，不講不著邊際的話，也有利於在探索規律、認識真理上有新發現，講出前人沒有講過的新話。周恩來的很多講話、文章，都在解決新問題上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主張。
人們經常提到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的3篇講話，就是因為講了新話、有所創新，成為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重要文獻。一是1951年9月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的講話《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根據當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的實際情況，論述了知識分子應如何從民族立場到人民立場，更進一步到工人階級立場，以及在學習和實踐中分清敵我友，努力進行自我改造，做到為人民服務，給知識分子指明瞭前進的方向。二是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強調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鮮明地指出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6年來發生了根本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三是1962年3月在廣州的講話《論知識分子問題》，針對1957年以後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出現“左”的傾向，對我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科學分析，對他們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指出知識分子屬於勞動階層。強調要改善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對知識分子要給以信任，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使知識分子積極發揮才能。
同知識分子政策一樣，周恩來在經濟建設方面也提出了許多理論觀點，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出重要貢獻。1949年12月，他在《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係》的講話中，強調“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創造性地分析了新中國幾種主要的經濟關係，提出了正確處理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上下關係的原則，明確提出農業是基礎、工業是領導的觀點。這篇講話是周恩來在深入研究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對經濟工作進行全盤性思考的理論總結，對指導新中國經濟建設有著重大意義。尤為重要的是，他在幾屆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經濟建設的論述，貫穿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中心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1954年9月，他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指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我國偉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得到有計劃的迅速的發展，以便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並第一次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在我國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任務。1964年12月，他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1975年1月，他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再次重申了這個宏偉目標，報告中的這段話就是《周恩來選集》的終卷篇《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可以告慰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是，在他們帶領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我們如期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