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愈之，曾用名刁可學，淄川寨裡鎮蓼塢村(時屬益都縣)人，生於1919年。1937年1月，刁愈之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廖容標、馮毅之的領導下，化名高夫，深入虎穴策反頑軍成功，帶隊加入八路軍山東抗日遊擊縱隊第四支隊，任新編一營二連指導員。
1939年3月“太河慘案”發生後，魯中八路軍調集部隊，以新一營為先鋒組織了反頑戰役。刁愈之率全連苦戰三日，將頑軍擊潰。之後，先後任八路軍山東縱隊一旅三團八連指導員、後勤協理員之職，參加過萊蕪秋季反“掃蕩”戰鬥。
敵後武工隊合影
帶領敵後武工隊大顯身手
1941年9月，敵後抗日鬥爭陷入極其困難的境地。為開啟敵後抗日鬥爭的局面，魯中軍區四旅和泰安專署公安處聯合抽調50多名精幹指戰員。每人配備長、短槍和手榴彈三種武器，組成第一支敵後抗日武裝工作隊，由四旅政治部協理員羅俊任隊長，時任十團三營副教導員的刁愈之任指導員。
武工隊，全稱“武裝工作隊”，因其活動區域主要在敵後，又稱“敵後武工隊”，是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軍民創造的一種新的對敵鬥爭的組織形式，被人們譽為敵後鬥爭的“袖中利劍、懷中匕首”。
1942年1月，刁愈之帶領的武工隊進入萊蕪口鎮後，很快站穩腳跟，剷除了作惡多端的叛徒宋有德。1943年，武工隊奉命開赴泰安、萊蕪邊界，摧毀了日本特務川村與之雄策劃建立的“川村實驗區”，後又轉入濟南市周邊、淄博等地開展鬥爭；改造了很多會道門組織，堅持了萊蕪北部反“蠶食”鬥爭。
刁愈之
武工隊有時集中，有時分散，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今天打埋伏、襲據點、摸哨兵，明天撒傳單、割電線、埋地雷；打擊日偽徵糧隊、破壞敵掠奪資源計劃、解救被抓壯丁、摧毀或改造偽組織、對日偽據點實行圍困，有時甚至化裝進城或進敵人的據點直接打擊偽軍和漢奸……這些戰術攪得敵人暈頭轉向，防不勝防，有力地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當地民眾的抗日勇氣。
解放戰爭初期，刁愈之任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二十三師六十九團政治處主任。1947年5月，所在部隊揮師南下，一舉攻佔萬泉山，與兄弟部隊一起將國民黨整編第七十四師圍困在孟良崮上。激戰兩天後，六十九團奉命選調精兵強將組成幾個突擊小組，向張靈甫的核心陣地發起最後衝擊。該團一營班長葛兆田小組衝進洞內，將國民黨的一代悍將張靈甫擊斃。
1948年，刁愈之所在的華野八縱千里出擊進入中原大地，攻克駐馬店，佔領許昌，參加洛陽戰役、開封戰役和圍殲區壽年的豫東戰役。
經過長期的戰爭錘鍊，八縱逐步形成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作戰風格，連常年征戰魯豫的國民黨軍隊都有“排炮打不動，必定是八縱”之說。
急行軍130裡強攻運河鐵橋之戰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戰役打響。國民黨第7兵團司令黃百韜駐紮在新安鎮（現新沂）地區，接到了向徐州集結的命令。8日早晨，黃百韜兵團先頭部隊抵達運河鐵橋頭。
8日下午，刁愈之所在的華東野戰軍第8縱隊23師69團接到攻打運河鐵橋的緊急命令，迅速開始追擊敵人。團政委孫芳甫、政治處主任刁愈之親臨連隊，一面行軍，一面動員，號召大家不怕疲勞，不怕飢餓，不怕傷亡，不怕打亂建制，不為河流所阻，迅速穿插，趕到運河鐵橋，搶佔運河車站，切斷黃百韜兵團的退路，牢牢把握住第一階段的戰局。
強攻運河鐵橋之戰紀念碑
9日黃昏，經過急行軍130餘里，先頭部隊69團1營突然出現在運河岸邊。國民黨軍為了阻攔解放軍追擊，在運河橋附近設有近一個師的兵力和精良的美式裝備，憑藉橋頭工事和碉堡嚴密把守。
經過一夜激戰，我軍先後殲滅滯留運河東岸敵第130團全部和第131團、第132團一部共2700餘人，繳獲彈藥及其它戰利品不計其數。
運河鐵橋戰鬥是一場戰機搶奪戰，我軍牢牢地控制了運河鐵橋和運河車站這一戰略要衝，使黃百韜兵團被華東野戰軍緊緊包圍在東西不過5、6公里，南北不過10公里的碾莊圩狹小地域裡，固守待援，最終被殲。
淮海戰役後，八縱奉命改編為第三野戰軍第二十六軍，刁愈之任二十六軍七十六師二二八團政委。1949年4月底，二十六軍從江蘇揚中渡過長江，經蘇州、崑山抵達安亭。5月下旬參加了上海戰役。
在解放戰爭接近尾聲時，刁愈之被調入南京挹江門海軍聯校培訓，接受初步的海軍基礎知識，並代表新中國的海軍參加了開國大典的閱兵式。
新中國建立後，刁愈之曾任華東海軍第六艦隊西安艦(護衛艦)首任政委、華東海軍第五艦隊井岡山艦政委、華東海軍五支隊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第一艦隊政委、海軍東海艦隊訓練處處長、海軍司令部航海保證部部長(副軍職)。1955年被授予上校軍銜。1999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