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中國共產黨從學習中走來，在學習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過程中建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又積極推進學習。這種與生俱來的學習基因，一以貫之於中國共產黨以後的奮鬥歷程中，鍛造了一個具有強大學習能力、依靠學習走向未來的學習型政黨。
一
近代以來，中國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積極向西方學習。各種西方思潮在中國政治舞臺和思想舞臺上，你方唱罷我登場。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先進分子更是積極引入各種主義學說，中國思想圖景更加紛紜繁雜。馬克思主義在此時亦獲得廣泛傳播。與其他思潮一樣，此時的馬克思主義停留於知識層面的傳播，尚未上升為先進分子的信仰化選擇。馬克思主義從知識性傳播到信仰化選擇，還需要一定的契機。這個契機便是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源於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中國是一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權利，因此引發學生遊行示威，五四運動由此發生。五四運動後，中國先進分子進一步反思：近代以來，我們一直學習西方，可“先生”為什麼總是欺負“學生”？於是一些先進人士開始尋求新的學習模範。與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冷漠甚至背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國的熱忱與友好。五四運動後不久，俄國政府發表《加拉罕宣言》，提出放棄沙皇年代從中國攫取的土地與權益，“高唱‘無割地、無賠償的和平’”，呼籲民族自決。俄國的這種論調，如黑夜鐘聲，振聾發聵。於是很多知識分子對俄國產生強烈興趣，在報紙雜誌上競相談論馬克思主義，熱情介紹俄國革命。
俄國道路和馬克思主義向國人展示了一條不同於歐美的救國路徑和可能，為一些正在尋求新路的知識分子投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獲得更廣泛的傳播。先進思想的傳播加上先進分子的深入學習，使得他們中的一些人相繼轉型，轉向以俄為師。毛澤東的心路歷程很有代表性。沒有人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新民學會時還致力於研究各種主義。當然，毛澤東的學習研究並非書齋裡的閉門造車，而是將這些學說視為改造中國的銳利武器，滿腔熱血地用新村主義、實驗主義、聯省自治等思想主張進行區域性的社會改造，只是每次都成效甚微甚至歸於失敗。受挫後的毛澤東致信友人，慨嘆這些西學雖“好聽”，卻不管用。恰逢俄國十月革命訊息傳來，毛澤東開始研究俄國革命思想與道路。他盛讚“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並向友人表示自己要在兩三年內組織一個遊俄隊，透露了他學習俄國的急迫心態。出遊俄國心願未達成，毛澤東在長沙發起成立俄羅斯研究會。俄羅斯研究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會員到處蒐羅馬克思主義、俄國的相關論著，如飢似渴學習後開始發文，宣傳十月革命，介紹馬克思主義。隨著學習和研究的深入，毛澤東的選擇也逐漸明朗，終於認識到俄國革命道路才是真正適合中國的選擇。於是“從紛然雜陳的各種觀點和路徑中，經過反覆比較和鑑別，毛澤東同志毅然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惲代英也有相似的心路歷程。惲代英最初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他坦誠自己曾細心研究並信仰安那其主義多年。新村主義興起於中國時，惲代英“很贊成將來組織新村”。當新村主義和工讀互助實驗在各地相繼失敗後，惲代英創辦利群書社，經銷《新青年》《星期評論》《湘江評論》等刊物，接觸並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惲代英終於拋棄了空想社會主義等改良思想，於1921年7月發起成立共存社，宣佈將“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鬥爭，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為目的”，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二
這些思想處於急劇轉變中的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求知若渴，於是繼1920年初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在北京成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後，陳獨秀、毛澤東等人在上海、長沙等地相繼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會“專以研究馬克思學說為宗旨”，蒐集馬克思主義的書報雜誌，組織會員集體學習、討論馬克思主義，學習逐漸常態化、制度化。以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例，其經常性的工作以三種形式進行：一是將研究會成員分為若干小組，各自研究某一問題後開會集體討論。二是定期講演，約請李大釗、陳啟修、高一涵等著名教授學者作關於馬列主義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學術報告。三是公開辯論。比如當時張東蓀、梁啟超等人以中國產業不發達為由，反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便以“社會主義是否適宜於中國”為題，舉行了為期兩天的辯論。參會者對此次辯論印象深刻，尤其對李大釗最後結論性的講演評價甚高，認為李大釗講演引發了聽眾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此後不久，這些人積極入會，研究會成員竟增加數十人之多，北京其他各大專院校也效法成立這樣的研究會。
開展辯論體現了當時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特色，即在與其他主義的交鋒中彰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科學性，從而堅定馬克思主義的選擇。主義之爭，不得不爭。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馬克思主義者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想流派進行了聲勢浩大的論戰。主張馬克思主義的蔡和森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等書中的段落貼於牆上，並與無政府主義者公開辯論。結果蔡和森的主張佔了上風，一些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動搖，此後積極學習，尤其熱衷於閱讀馬列主義的論著。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本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目睹辯論後，開始廣泛閱讀和學習馬克思主義，最終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也逐漸在留法學生中銷聲匿跡。真理越辯越明。辯論展現了馬克思主義優於其他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使原本思想多元的知識分子最終堅定了馬克思主義的選擇。這也使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學習帶上了獨特的風采，在批判性學習中明確選擇，堅定信仰。
三
隨著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壯大，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決定再進一步，開始籌備中國共產黨。建立地方組織時，陳獨秀等建黨先驅對學習仍保持深刻的自覺。於是，上海地方黨組織成員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本中譯文問世了；上海早期共產黨組織創辦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隆重邀請以研究馬克思主義著稱的李季擔任主編；成立新青年社，出版“新青年”叢書，其中《社會主義史》《階級爭鬥》《共產主義ABC》《勞動運動史》等影響深遠，與《共產黨宣言》一起造就了一批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這種學習的自覺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仍然延續。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便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致力於出版新主義、新學說的論著，以資“同志諸君之研究”。人民出版社擬出版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共產主義者叢書11種，其他9種。這種出版計劃得到中央確認。是年11月，中央局發文強調，“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除了出版書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創辦專門闡發馬克思主義、加強全體黨員學習的理論刊物，如《先驅》《嚮導》《新青年》《前鋒》等。其中，1922年停刊再於1923年復刊並轉為季刊的《新青年》，被明確定位為“學理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宣傳機關刊物”中發表的批判唯心主義的文章。在與敵對思潮的辯論中，共產黨人逐漸認識到學習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重要性。這也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對馬克思主義學習的持續深入。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大多是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及自己對社會歷史的體察，深刻認識到“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中共一大強調，“鑑於我們的黨至今幾乎完全由知識分子組成，所以代表大會決定要特別注意組織工人，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他們”，並將開展工人運動作為年輕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次年召開的中共二大透過《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進一步表示，中國共產黨不是空想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團體，而是要走入群眾、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依賴群眾進行革命，用革命理論武裝群眾，加強工人階級的學習與教育，自然成為了此時中國共產黨高度關注的問題。
其實，在1920年共產黨地方組織成立後，就有了開展工人學習教育的嘗試。上海、北京、廣州等地方黨組織陸續開辦了滬西小沙渡工人半日學校、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機器工人補習學校，長沙地方黨員深入湖南勞工，濟南早期黨組織成員深入津浦鐵路大槐樹機廠、新城兵工廠、魯豐紗廠和電燈公司等產業工人集中的地方，開展各種補習活動，提高工人的知識水平與思想覺悟；各地早期黨組織創辦工人刊物，比如上海的《勞動者》、北平的《勞動音》、廣東的《勞動聲》，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向工人階級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到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黨的一大決議則對如何開展工人學習教育進行了制度性的探索與規定，強調要向工人階級灌輸階級鬥爭的精神，決定“在一切產業部門中均應成立”工人學校，“工人學校應逐漸變成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致力於提高工人的覺悟；同時決定成立工會研究機構，著重於研究“工人運動史，組織工廠工人的方法，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各國工人運動的現狀”。
黨的一大閉幕不久，公開指導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並出版機關刊物《勞動週刊》。《勞動週刊》教導工人走出地域、行業的狹隘，走向全國性聯合與鬥爭。幾乎同時，北京黨組織創辦《工人週刊》，對工人進行通俗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鼓勵工人聯合行動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該刊曾被譽為“全國勞動運動的急先鋒”，受到工人讀者的歡迎和捐助。隨著地方支部的建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地方刊物也應運而生，比如武漢《勞動週報》、長沙《勞動週刊》等，有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
按照黨的一大決議，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還嘗試過形式多樣的工人學習活動。比如，開辦工人夜校和成立工人俱樂部，著名的有滬西工人俱樂部、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等等。條件雖簡陋，學習卻不含糊。俱樂部組織工人學習文化知識，用革命歌謠、漫畫、群眾歌曲、牆報、話劇等易於接受的大眾化方式啟發工人覺悟；還積極探索各種形式的工人補習組織，如工人圖書館和工友讀書會，增進工人知識，宣傳馬克思主義。刊物的宣介與學習的推進，提高了工人的見識與覺悟，從而推動了1922—1923年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高潮。
四
綜觀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學習活動，大致可歸納為以下特點。
第一，學習具有開放性。周恩來說：“我們雖是中國人，我們的眼光終須放到全世界上來。”“我們不能宜人云亦云，誤認中國尚須守著那機械式的變化，儘量接收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資本主義。趕機會，圖改良，在歐美已暴露了他的無能，我們也不必來走這條死路。”“我們不必想取捷徑，也不必畏難苟安，全世界無產階級為創造新社會所共負的艱難責任，我們也應當分擔起來。”這段話可謂近代先進分子轉向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之一。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孜孜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積極引入歐美思想救國救民。向西方學習受挫後，部分知識分子轉向蘇俄，研究學習蘇俄。他們對比、實驗世界上最先進的學說，最後撥雲見日，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才是世界大勢，於是轉向信仰馬克思主義。積極把握歷史前進邏輯和時代發展潮流，用開放眼光去學習借鑑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文明成果，這種開放的學習態度和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重要品質之一。親歷建黨的毛澤東秉持開放的學習態度，在他領導革命生涯中，始終將中國革命置於世界革命體系中考量；他寬廣的開放眼光令外國友人極其佩服，斯諾曾評價毛澤東：他“對當前世界政治驚人地熟悉”。
第二，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入學須知中寫道：“我們求學不是沒有目的的，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問。”這當然也是當時知識分子學習的一個共同目的。中共一大北京黨組織報告就曾寫道：“知識界的人士認為，改造社會時必定會運用他們的知識。”學習並接受知識的標準當然也是知識“改造社會”的效用。放棄其他主義，是因為這些主義並非改造中國的良方；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能幫助中國實現根本的社會改造，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學習是為了改造社會，正因為有了這種自覺，中國共產黨才能在以後的奮鬥中不拘泥於書齋式學習，而是走入更廣闊的實踐中，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實踐，又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
第三，在批判中學習。在近代中國五光十色的思想圖景中，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沒有迴避與其他思潮的分歧，而是在分歧中主動亮劍，力呈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論斷與偉大價值。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同時，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優越性，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堅定了馬克思主義者的信仰。這種在學習中保持科學的批判精神，也貫穿中國共產黨後來的歷史中。
來源： 學習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