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們說到，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成員到達北京，準備赴法留學。然而，半年的預科班結束後，毛澤東卻放棄出國，選擇留下。
3月12日，他送別同學後又急忙趕往湖南探望母親。在湘雅醫院的病床前，毛澤東見到了痛苦虛弱的母親。想到自己這些年輾轉各地，幾乎沒有關心過家裡，毛澤東心如刀絞。他決定留在長沙侍奉母親，儘量彌補自己的虧欠。
經過同學周世釗的推薦，毛澤東在長沙楚怡小學謀得了一份歷史教員的職位，這是一份兼職，每週只需要上六節課，薪資不多，不過也恰好符合毛澤東此時的需要，他把母親從醫院接到宿舍，每天“親侍湯藥，未嘗廢離”。
但這樣的日子註定無法在劇烈變動的社會中維持過久，就在毛澤東回到家鄉一個月後，五四運動爆發了。
1919年5月4號，為了反對巴黎和會針對山東問題的決定，大概5000名北京的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活動。這場運動來勢洶洶，中國人在帝國主義的長期侵略和壓制下的憤怒爆發了，學生們發誓要以血保衛山東。
《申報》有一篇評論這樣寫：巴黎和會之始，我們多聞所謂的“公正的勝利”“支援弱小民族的圈裡”，但是我們得到了什麼？求助他人者註定是要失望的。讓國人今天知道，一勞永逸的是自力更生。如不是國人拋棄了自己的利益，誰能侵犯它們？
運動迅速波及全國，當時任職湖南督軍的是張敬堯，他對改革勢力多加阻撓和迫害，然而依舊沒能擋住五四浪潮的來襲。
五月九日，長沙報紙紛紛報道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毛澤東立即聯絡新民學會的成員，號召大家積極行動，加入到這場愛國運動中。然而此時，成員們大多已經工作，在張敬堯的高壓之下，思想趨於保守，雖然他們都認同毛澤東的主張，但談到具體行動方面，熱情立馬消散了一半。
就在這時，毛澤東曾經在北大的摯友鄧中夏，受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委派，回到湖南和毛澤東取得了聯絡，商量如何在湖南開展學生運動。
5月25號，張國基、易禮容、彭璜等二十餘名各校學生代表一起來到楚怡小學，鄧中夏向他們通報了北京方面的情況，當他講到學生們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的事情，大家都擊掌叫好。
接著，大家對之後的行動方針達成一致：“一，立即成立學生聯合會，作為統一行動的領導機構；二，到會代表散會後，都要抓緊傳達北京兩代表的報告內容；三，儘快實行全省總罷課。”
6月3日，湖南學生加入了罷課大潮，第一師範、湘雅醫學校、商專等二十多所學校的學生共同罷課，6月4日，湖南學聯又在《大公報》上，發表了罷課宣言，“外交失敗，內政分歧，國家將亡，湖南學生，力行救國之責，誓為外交之盾。”
張敬堯見勢不妙，迅速向學校方面下達指令，學校被迫放假。然而毛澤東和學聯們並沒有就此罷休，抵制日貨行動開始了。
他們一方面走街串巷，散發傳單，宣傳反日主張。一方面在學校設定糾察機構，禁止學生使用日貨。
這樣的政治實踐，讓毛澤東等一些進步人士，對中國的問題有了更深的思考。他們不滿足於停留在具體的執行中，而是把眼界擴充套件到了觀念傳播之上，各種介紹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湘江評論》應運而生。
出版《湘江評論》的最初設想來自毛澤東，他認為這樣不僅可以傳播新思想，也能夠透過約稿、組稿吸收優秀的學生骨幹，然而，出版刊物需要相當的資金和人力支援，按照當時學聯的情況，很多人認為兩個月出版一次的雙月刊比較合適，毛澤東卻堅持做週刊。
他的執著再次發揮了作用，代價是他攬下了刊物絕大部分工作。沒錢租場地，就把自己的宿舍當作辦公區，稿子無法按時叫過來，只能自己扛起全部撰稿的任務。
據周世釗回憶：“潤之為了趕稿，每天揮汗疾書，常常寫到半夜。好幾次，我深夜醒來，從壁縫中見他的房裡，仍燈光熒熒，原來，他還在趕寫將要付印的稿件。還有，因為經常睡得太晚，第二天早晨起遲了，有時，他連洗臉吃飯都來不及，就得去教室上課。”
易禮容的回憶更能顯示出毛澤東超人的毅力和專注力，他描述自己有一天找毛澤東的景象，“潤之睡得太晚，到這時還未醒。結果，當他掀開蚊帳時，不料驚動了一群臭蟲，它們在毛澤東所枕的線裝書上，四處亂竄，每一隻都顯得肚皮飽滿。想來這些臭蟲，是飽嘗了這位大主編的血，才養得這麼肥的。”
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終於創刊了，刊物的宗旨是“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為了開啟市場面，在週刊上市後，毛澤東就和幾個學生到各個學校的宿舍裡一對一進行推銷，功夫不負有心人，創刊號首印2000份在一天內銷售一空，大家連忙加印2000份，很快也銷售告罄。
隨後《湘江評論》各期印量是5000份，這在當時算得上是相當大的印製量。《湘江評論》的名聲很快傳開，到第三、四期出刊時，很多教師、社會人士也爭先購買，甚至有來自武漢、廣東等地的學生來信要求訂閱。
毛澤東的文字激情澎湃，思想立意深刻，即使到現在，閱讀時仍然能感受到他透過文字傳達
給我們的震撼和鼓舞。比如他在創刊宣言中寫，“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 ‘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這時，他開始看到人民大眾的巨大力量，他看出許多人在做無用功，因為他們飄在民眾之上，沒有根基。因此他寫下文章《民眾的大聯合》，被《新青年》、《星期日》、《晨報》、《新潮》、《時事新報》、《星期評論》等多家報刊轉載。
胡適曾經推薦：“現在從北京、廣州、上海至四川，新出版的週報和日報數目不少。今天，我特別介紹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方面。尤其是《民眾大聯合》這篇文章，眼光遠大，議論痛快，是現今的重要文字。”
他在文章裡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
民眾聯合的基礎是什麼？是為了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
他還在刊物裡，用幽默諷刺的語調，為學生髮聲，他說：“如今，我們做學生的，真是好苦啊！教室的窗子那麼矮小，光線照不到黑板，讓我們成了‘近視’；桌椅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彎曲症’。”
“還有，我們的國文先生，是那麼頑固。滿嘴‘詩云’、‘子曰’，實際上，卻是一竅不通。他們不知，現今已是二十世紀，還迫著我們行‘古禮’守‘古法’。一大堆死屍式的臭文章，強迫著向我們腦子裡灌。”
在刊物創辦前一個月，遠在北京的陳獨秀由於上街散發傳單，支援學生運動，被軍警逮捕。隨後，社會各界頻頻發聲要求釋放陳獨秀。《湘江評論》創刊後，毛澤東也在文章中為陳獨秀聲援，文章結尾這樣寫：“政府絕沒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陳君死了，也不能損及他至堅至高的精神毫末……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這篇文章幾經流傳到了陳獨秀手中，令他大為感動。彼時，也許雙方都不曾想到，短短几個月之後，他們兩人將在上海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