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35週年國慶的大日子。按照慣例,在天安門廣場的閱兵式後,群眾們舉行了盛大的遊行。
原本一片平和的盛景,因北京大學隊伍中學生們打出的口號而出現了一些小小的躁動。
北京大學的隊伍行至天安門廣場時,兩名學生突然打出了一個特別的口號,口號簡潔有力,只有四個字,卻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小平您好”。
這個口號,今日的我們都很熟悉,但在當時,人們都喊的是“小平同志”,還沒有人去掉“同志”二字,直接用名字來稱呼小平同志,北京大學的學子們還是開了個先河的。
寫這個口號的作者胡聖虎參加完遊行活動回到學校後,被幾個輔導員叫住了,說他惹上了大麻煩了,有可能會被開除學籍,回家種地。
其實,胡聖虎自己也知道,這標語在當時是頭一個,影響好壞未知,很有可能有不好的政治影響。
讓他氣憤的是,他一回到學校輔導員就精準地找到了他——這個雖然寫了標語,卻沒有在遊行當場舉起標語的人。
據胡聖虎回憶,這幾名輔導員言辭之間“極盡威脅恐嚇之能事”,著實嚇壞了他這個涉世未深的學生。
這便是有幾個輔導員的私人感情在了。胡聖虎在學校成績十分優秀,當時北京大學幾名著名教授,如季羨林、金克木、陳玉龍等都十分欣賞他。
所謂“不招人妒是庸才”,相當優秀的胡聖虎,在學校裡也遭到了幾個輔導員的妒忌。有一次他因與同學發生口角,踢了對方一腳,還從這幾個輔導員處得了一個記大過處分,顯然是過了。
當時的胡聖虎還沒有想明白這麼多事情,只是因惹出來的麻煩而煩惱不已。
學校裡的人說法不一,有人說這樣算是膽大妄為,非得開除不可;有人看到了電視直播畫面,說小平同志當時還笑了一下,應該沒事。
這些說法大相徑庭,壞的讓胡聖虎心煩,好的也沒能安慰到他。
10月1日下午,他一個人在未名湖邊悶坐,想著自己學業未成卻要被開除,沒有辦法向父母交代,未來也不知要去向何方。
就當他痛苦不堪的時候,金克木教授走了過來,與他交談了一個多小時。
不知兩人具體聊了些什麼,但金克木無疑給了胡聖虎很大的力量。這番談話結束後,胡聖虎心胸開闊了許多,也堅強了許多,同時相信事情應該沒有輔導員們講得嚴重。
當天晚上,他甚至還作為藝術團民樂隊的負責人去天安門廣場演出了,可見此事對他心理的影響已經不大了。
這次演出有一個意外之喜:北京大學藝術團的團長是剛剛從音樂學院畢業分配過來的徐小平,他對北京大學的情況十分了解,也有非常敏銳的政治嗅覺。
在其他人還熱衷於討論此事“上面”會如何處理時,他率先寫了一篇《知識分子的心聲》的文章,發表在次日的《人民日報》上,算是引導了正確的輿論方向。
這篇文章只有寥寥一千字,發表的地方也只在《人民日報》的第二版。但文章邏輯清楚,言辭懇切,的確表達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心聲。
更令胡聖虎高興的是,另一家黨報《光明日報》直接以“小平您好”作為這篇小文章的標題,刊登在了頭版之上。
有了官方媒體的宣傳,此後再也沒有人拿這件事做文章了。
當初胡聖虎寫下這四個字的時候,也沒有想過會引起這麼一番麻煩。
1984年9月北京大學剛開學的時候,全體學生就接到了參加國慶閱兵式之後的群眾遊行的訊息。學子們與有榮焉,積極參加了總共二十幾次的排練。
排練其實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在未名湖畔的大操場上,幾乎每次排練的時間都是在下午四點到六點。
動作、口號都是規定好的,每個人右手拿一束紙質的鮮花,伴隨著“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的音樂反覆走來走去。
對於學生來說,打發這樣枯燥的時光的最好方式自然就是閒聊。聊著聊著,年輕氣盛的學生們開始對“不準打標語”的規定不滿。
他們說,當年“民主與科學”、“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都是北大學生自發喊出來的。這麼一來二去,就有幾個人商定了,這次遊行也要喊口號,打標語!
口號和標語肯定要和小平同志有關,但具體怎麼喊、標語怎麼寫是個問題。
商量來去,學生們覺得“鄧小平同志您好”簡單又大方,是最站得住腳的了。
排練完後,學生們便分頭去吃飯了,沒幾個人真的將這事放在了心上。誰知,9月20日晚上,胡聖虎正一個人在寢室聽音樂,兩個生物系的同學前來找他商量寫標語的事情了。
這兩個同學說,他們想寫一個標語,夾帶著去遊行,但寫了幾次都沒成功。
寫大了容易寫不下,寫小了看不見。而且,用紙的話容易弄皺、弄破,他們準備了幾張紙之前也都寫廢了。
胡聖虎看了一眼,他們要寫的標語就是“鄧小平同志您好”,他覺得這句話不夠氣派,還不如寫“向鄧小平同志致敬”。
兩位生物系的同學又提起,兩張紙接在一起,寫七個字都很小,寫八個字就更看不見了。
天安門廣場本身有一定高度,距離遊行的馬路還有一百多米,要小平同志看得見標語才有意義。
三人商量了一下,胡聖虎建議他們去找一支排筆(平列的一排毛筆)和一塊白床單。
一名同學出去找了一圈,沒有找到合適的筆,只找來了一張白床單。而胡聖虎手邊只有兩支小毛筆,寫不了端莊的黑體,三人便決定就隨手寫。
為醒目考慮,胡聖虎提出只寫四個字,就“小平您好”。兩名生物系的同學原本不同意,說這樣不寫姓氏、也不寫稱呼,實在是太不禮貌。
胡聖虎便舉例說,自己村子裡的人都姓胡,人們之間相互稱呼就是不帶姓氏的;到了外地,親密的朋友之間稱呼也不帶姓氏。
見這兩名同學還是不大同意,他轉身去找了一本書出來,證明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稱呼也都是“恩來同志”“少奇同志”這樣的,姓氏是可以省略的。
稱呼的省略就更有道理了,因為“同志”是黨內的稱呼,北大學子們代表的不是黨員,而是群眾,不說“同志”也沒有關係。
就代表群眾直呼“小平您好”,算作是打招呼,又精煉,又禮貌,寫出來還一目瞭然。
簡簡單單一句“您好”的問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如今學生們簡簡單單一句“您好”,親切而又莊重,算是改變了之前群眾們只喊“萬歲”的情況,開闢了向領導人問好這樣一種新的致意方式。
就這樣,胡聖虎說服了生物系的兩名同學,他便在報紙上用自己的小毛筆先勾了四個空心字出來,在床單上略一比劃,大小剛好合適。
但是真的在床單上勾畫時還是出了問題:毛筆太小,能沾的墨不多,在床單上勾不過幾寸就枯了。
這樣的話寫的速度就太慢了。一則馬上下晚自習,其他同學一回來,此事就洩密了。二則,筆畫不連貫,字寫出來也實在難看。
不過,胡聖虎有自己的小絕招:他從小愛寫字,沒有筆、沒有紙的時候,拿什麼都當過自己的“紙”:農村的牆壁、漢江邊的電線杆、泵站的水泥墩……
他都在上面塗寫過“農業學大寨”之類的標語。過年回家寫春聯的時候,沒有趁手的大毛筆,他用抹布就能寫。
這次,他也去找了一塊抹布,給已經不多的墨兌了一些水,就這麼隨性地寫了“小平您好”四個大字。
生物系的同學等到墨跡晾乾,趁著其他同學還沒回來,捲起床單就溜掉了。
後來,有許多人曾經問過胡聖虎,為什麼寫標語一定要與小平同志有關呢?要寫寓意良好的四個字,中國的四字成語、詞語多了去了:富國強兵、祖國萬歲、繁榮富強……
他坦然,當時根本就沒想過這些成語,就像寫關於小平同志的。
想寫與小平同志有關的標語,同胡聖虎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關。他的老家是江漢平原的一處農村,家裡兄弟四人,全靠父母在集體掙工分。
有的時候,吃了上頓便愁下頓,今年飽了明年也未知。
在這樣的家庭裡,胡聖虎也沒能靜心好好讀書。他斷斷續續讀到了初中畢業,便一邊放牛,一邊擺弄樂器、自己作曲,算是一邊補貼家用,一邊充實自己的精神世界。
這樣的生活,對於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來說實在是太無聊了。他渴求知識,也渴求更廣闊的舞臺。
這時,是小平同志提出了重開高考,讓胡聖虎有機會考上了大學,進入中國最高的學府之一深造;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讓胡家擺脫了貧窮,住上了樓房。
胡聖虎家裡生活情況的好轉,自己人生的轉折點出現,都是小平同志帶來的,他對小平同志的感激之情無以表達。
因而,當他寫標語的時候,也只想寫與小平同志有關的。
至於生物系的同學為什麼來找他寫也很簡單:排練的時候,胡聖虎所在的系與生物系是相鄰的。
而他本人在書法家雲集的北大中也有著一席之地,被人稱為“北大五小虎”之一,他的書法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出現在學校宣傳欄裡,也有許多老師褒獎他的字。
而且,胡聖虎為人十分平和,平時有學生找他寫海報,只要叫一聲“哥們,幫個忙”,他都樂意效勞。
寫了標語的胡聖虎其實沒有舉起這標語。
他記得,遊行的那天學校用車將大家送到了東長安街的一個地方排隊,兩名生物系的同學走在南邊,他走在北邊。
最開始的時候相距只有大約二十米,他也不知道兩人是否帶來標語;後來,隊伍越走越亂,到了天安門的時候已經幾乎不成形了。
胡聖虎就這麼迷糊地走著走著,突然前面就有人舉起了白條幅。那兩名生物系的同學顯然是早就計劃好了,在混亂的人群中舉著條幅準確地跑向了天安門城樓。
其他人置身花海和人流中辨不清方向,也跟著向天安門方向猛擠,一時間搞得維持秩序的警察們壓力很大。
其實那橫幅中間還是出了個小差錯:舉起來的時候,橫幅的標語不小心朝向了後面,這導致了後面的遊行隊伍看到橫幅的內容時,先騷動了起來。生物系的兩名同學一邊走一邊忙著變換方向,遊行隊伍就更亂了。
整個過程持續了幾分鐘,攝像機拍攝的鏡頭只有十幾秒鐘,照片則只有《人民日報》一位記者搶拍的兩張。其他人還沒明白怎麼回事的時候,橫幅已經被搶了下來。
一片混亂中,胡聖虎自己的皮鞋被擠掉了,他心有點痛,因為這是三個哥哥每人集資4元買到的,是他最值錢的家當之一,但在人流中也沒辦法回頭找;他還記得,有些女孩子被擠得太厲害,甚至哭了出來。
不僅胡聖虎因為這件事名聲大噪,搶拍了兩張珍貴照片的《人民日報》記者王東,也因此事被記錄了下來。
他所拍攝的這張《小平您好》,成為改革開放程序中證明人民擁護、認同小平同志最好的照片之一。
能夠拍下這張珍貴的照片,也是機緣巧合。
原本,王東並不在預定的天安門前拍攝記者隊伍中,因為他當時已經50歲了,不再是時政新聞記者的最佳拍攝年齡。
但王東強烈爭取到了這個機會,自己執筆向編委會寫了報告,要求增加記者名額。
國慶的前一天,他這個報告才被批准,遊行組委會在天安門東側兩座小金水橋之間,為他騰出了一個小小的機位。
“擠進”拍攝隊伍的王東,意外獲得了一個非常好的拍攝位置。
原來,既定的攝影機位都相對比較矮,後設置的要高一些,導致後設置的機位才能無障礙地拍到天安門城樓上領導人檢閱時的照片。
王東這個機位更好的地方在於,距離長安街遊行隊伍只有8米左右,四周都沒有遮攔。
地理位置不錯,他本人也做了充足的準備:在當天帶了充足的攝影膠捲,還帶了兩架相機。
其中一架長焦相機的焦距自然是要對準城樓上領導人們站立的位置。由於距離較遠,記者們都要把眼睛貼在取景框上觀察,只能盯住天安門城樓這麼一小塊。
王東則不同,他將自己的長焦鏡頭對準了天安門城樓,胸前又掛了一個配置標準鏡頭的小型相機,專門拍攝眼前經過的遊行隊伍。
每拍攝幾張領導人照片後,他都會向南觀察長安街上的遊行隊伍。
天時、地利、人和,可以說都讓王東佔住了。就在這條寫著“小平您好”的橫幅出現時,王東剛好舉著小相機觀察遊行隊伍,便迅速連續按動兩次快門,拍攝了兩張照片。
第二章拍攝的照片畫面更好,成為了後來《小平您好》的經典之作。
其實,從攝影的角度來說,這張照片有很多不足之處。如當日天空多雲,雲層較厚,王東的相機設定光圈是8/125秒,距離是大約十米。
為了抓拍,他舉起相機的時候也沒來得及除錯。因此,曝光和對焦上,這張照片都有些不足。但,他是唯一一個抓住了這個瞬間的記者。
後來王東接受採訪時表示,當時的過程大約只有15秒,他甚至沒來得及看清橫幅上寫的是什麼。如果看清了再拍,可能場面就過去了。
當學生們把橫幅舉起來的時候,他幾乎是下意識舉起了相機拍攝,根本沒有思考。
這個橫幅在意料之外,原定的拍攝計劃裡自然沒有它,因而王東這張經典照片刊登出來也經歷了一些波折。
當他將這張照片送到《人民日報》編輯部時,夜班編輯們出於謹慎,第一版選片時沒有選上,第四版攝影專版也沒有選上。
但是,第二版的編輯曹煥榮慧眼獨具,選中了這張照片,並特意叮囑其他編輯透過修版調整人物臉部光線較暗、逆光、不夠清晰等問題。
第二版選片時,這張照片仍有爭議,但當時的主編、值班的副總主編都覺得很不錯,便拍板刊登在了第2版。
於是,這張照片在1984年10月2日的《人民日報》第2版上,以“大學生遊行隊伍中的一個場面”作為說明,與全國人民見面了。
很快,它成為了國慶遊行儀式中引起反響最熱烈的一張照片,並得名《小平您好》,獲得該年全國最佳新聞攝影獎、全國好新聞特等獎等獎項。
如今這張照片已經在《人民日報》上先後刊登了五次,透過更加細緻的畫面處理技術,照片清晰度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
原片則被作為紀念品典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也是四川小平同志故居紀念館中陳列的有關小平同志的最大幅面照片。
對此,王東感慨:“攝影記者的機會只有一瞬間,錯過了就沒有了。”
新聞是有時效性的,哪怕是經典的新聞也要遵從這條規律。
大學生們在群眾遊行現場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一事沸沸揚揚了一段時間便過去了,胡聖虎本人也沒有被開除,繼續自己在北大的求學生活。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此事在一年以後再掀波瀾。
1985年9月23日,小平同志的照片登上了《時代》雜誌封面,當年還被該刊評為“年度風雲人物”。
其中一個重要評價標準就是小平同志得到了群眾的極大擁護,證據就是遊行隊伍中有人自發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標語。
這為寫這個標語的胡聖虎帶來了一些麻煩。
當時有很多西方記者混跡於北大留學生中,他們請胡聖虎吃飯,給他買了許多高檔香菸、一次性打火機等奢侈品,以此換取胡聖虎主動“承認”這句標語是在官方的導演下打出來的。
自然,胡聖虎嚴辭拒絕了這些人。他說,看著那些外國人自信的神色,他覺得很可笑。
後來,這件事對胡聖虎的影響就小得多了。大學畢業後,他攜筆從戎,分配到了一個保密部門工作,幾乎與世隔絕,他是“小平您好”四個字作者這件事就很少有人提了。
直到1996年他回到湖北工作,並出資組織了“京漢書法名家金秋筆會”後,才有人又將此事提了起來,有很多記者前來希望能夠採訪胡聖虎本人。
胡聖虎自己這些年來很少接受採訪,也很少提起此事。他說,這本是最平常不過的一件事,自己也只是將大家想喊卻沒喊的話寫了出來。
當時也有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氣神,後來再說此事,就有邀功之嫌,反而不好了。
說起對自己的影響,胡聖虎笑著表示自己“沾光”了。在別人不知道自己身份時,他的一幅字只能賣幾百元;他的身份曝光後,價格能翻一倍多,這都是沾了小平同志的光呢!
如今,他的多幅作品也被作為墨寶,成為外交中的贈品。如西哈努克、中曾根、中國駐美大使館都曾經收藏胡聖虎的墨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