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土地上生活著諸多民族，在這些民族中，以華夏族的的文明為進化最快，直到出現了秦漢帝國。但是在此期間，少數民族也在不斷髮展著，東漢時少數民族已不斷內徙，魏晉以來，“雜虜”入塞者“前後千餘輩”。
五胡亂華，洛陽傾覆，司馬氏偏安江左，皇權衰落、政治動盪使政權進一步封閉化，出現了門閥政治。
而在北方，隨著少數民族的侵入，其直面農耕區舊有的政治文化遺產，中國北方成了不同政治傳統的交糅碰撞之地，出現了胡漢雜糅、胡漢分治等制度“變態”，在北方形成了“異族皇權—部落貴族—國人武裝”體制。
少數民族的進入帶來了“胡化”因素，同時他們也在積極學習漢制，又出現了“漢化”潮流。在北方，透過胡漢的交替，漸漸衍生了強大的皇權，在軍功貴族的支援下，帶動了集權官僚政治的復興，北方就此成為時代的歷史出口。
一 胡漢之有別
十六國以來的少數民族政權的部落傳統，為中華大地帶來了新的政治因素，與華夏舊制彼此間相互激盪。
較早入中原建國的政權，其族群已熟悉漢制，在建立政權後，對華夏皇帝的集中專制，部落首領們常常一見傾心，至少出於管理漢族士民的需要，官僚行政組織必不可少。因此，胡漢分治及胡漢雜糅成了十六國政權的突出特點。
劉淵稱帝，既設大單于臺 又有三公府、尚書省，制度上的胡漢兼用已是非常明顯的了。
大單于對少數民族具有較強的號召力，在十六國被廣泛採用，以號令胡人，約有十餘政權使用過大單于之號，或由皇帝自任，或由皇子兼任。十六國時，大單于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有著較強的民族氣息，而不設大單于的，則是漢化較深的政權。
胡漢雜糅並非部落名號與魏晉官名的簡單拼合，其間還滋生了不少非胡非漢的官名，比如後趙的“門臣祭酒”、“門生主書”等。十六國與漢晉的官名往往名同實異，甚至面目全非。
二 皇權強勢
魏晉南北朝，北朝開國初便擁有強大軍事實力，其專制權威遠非東晉所能媲美，後趙太子游獵使“文武皆跪立”，與東晉元帝“拽其袖使並坐”相比，由此可見一斑。
北朝統治者對其國民來說，乃是異族統治者，因為他們首先代表的都是其民族部落的利益。
在民族衝突的漩渦中，同族成員無論尊卑，只能報團求存，而北朝統治者代表了其民族的利益，所以其同族便依附於其麾下，是為國人武裝。
對於北朝來說，其最大的權勢這是軍功貴族，對於北朝皇帝來說，其最大的支持者亦是軍功貴族。
在北朝，雖然政權大量吸收漢族士人，承認北方士族的門第特權，雖然北方士人還以門第自詡，但不可改變的事實是他們是被征服者，他們無可反抗北朝政權。異族皇權的強大壓力，迫使北方士族高度“官僚化”，他們勤於政務，為北朝的政教建設做出來巨大的貢獻。
三 艱難的漢化
北方少數族人主給中國北方帶來了“胡化”局面，從族群結構上說是如此,從文化和制度而言也是如此。不過在建立政權後，尤其在吸收了漢族士大夫之後，異族政權又在努力學習漢制和漢文化，自身又在“漢化”。
很多看法將五胡亂華十六國入主中原與歐洲史上蠻族南下滅亡羅馬帝國相提並論，以此為依據說明魏晉南北朝即歐洲之中世紀，其實不然。
歐洲中世紀是一個完全停滯了的時代，拋棄了羅馬帝國的全部，但魏晉南北朝，他仍然是一個連續的時代，雖則十六國官制與南朝門閥政治發生了變態扭曲，但其基本架構仍是以漢晉制度為本。
十六國時期，文化傳承亦未嘗斷絕，南朝有世家家學傳承，北朝則有政府興辦。儘管十六國狼煙四起、烽火連編，但統治者井未遺略文教，“雖旦夕小朝，兵戈雲擾，而文教之盛,轉勝江東，豈非盜亦有道者歟?!”“盜亦有道”的說法，自屬大漢族主義的偏見，但“文教之盛，轉勝江東”絕非空口無憑。
漢化的過程中，十六國的力量大為提升，但在此過程中沒能跟上腳步的胡人，未免會在政治上前途黯然，難免反對漢化。更由於漢化動搖了“異族皇帝—國人武裝—軍功貴族”的體制，發生結構性調整，故而其必然要造就北朝社會的動盪，出現不可避免的胡化傾向，但其終究不可改變此期的漢化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