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雍正八年以後，改滿、漢大學士為正一品，六部尚書為從一品，乾隆四年初定協辦大學士，秩從一品。至此，清代“準一品”的文官崗位就有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六部尚書、左都御史。至於三公三孤一類的，不屬職官行列，各省總督因屬加銜，故也除外。

至於“準一品”文官大員的人數也很好計算：大學士5人（本為6人，自傅恆後保和殿大學士不設），協辦大學士滿、漢各1人，左都御史滿、漢各1人，六部尚書滿、漢各1人，總計人數為21人。

正常情況下，5員大學士還經常不滿，通常只有4人，比如乾隆二十七至三十四年，武英殿大學士就一直空著，乾隆初期，體仁閣大學士也往往不設。還有一些特殊時期，大學士僅設3員。

按照文官的晉升制度，大學士空缺，例由協辦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升任。那麼，這樣就會有一個問題：同樣都是從一品，協辦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哪一個享有優先權？

從一品到正一品之艱辛

乾隆朝重臣劉墉於乾隆四十六年升任從一品的左都御史，期間又當過尚書，但直到嘉慶二年，乾隆才極其不情願地將其提升為體仁閣大學士，從一品到正一品，劉墉花了16年。

阿桂於乾隆二十六年被授予工部尚書，乾隆四十一年晉協辦大學士，四十二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前後花了16年。就是寵幸如和珅者，從戶部尚書到文華殿大學士也花了6年時間。

上面所列舉的還都是乾隆朝的幾個大紅人，一般的大臣升任大學士就更難了。那麼是什麼情況導致升任大學士有如此大的難度呢？原因很簡單：大學士實行的嚴進嚴出。

所謂“嚴進”，可以理解為資歷和按部就班。前面提到，傅恆之後大學士常額只有5員，大學士一缺和其他職官不同，需要有相應的資歷以及良好的出身。資歷高威望重者才有可能晉升。不管是阿桂還是和珅，他們雖然受寵，但畢竟資歷不夠，故不能一步到位。

所謂“嚴出”，就是一旦升任大學士，這個頭銜就很難被拿掉，除非是有不法情事或是招惹了皇帝。一般情況下都是到幹不動的時候，才會出缺。說白了大學士的“坑”還是太少了，而蘿蔔卻太多。

此外，同樣都是大學士，也要遵循先來後到的原則。以文華殿大學士為例，如果出缺，按例武英殿大學士補缺，文淵閣大學士補武英殿之缺，以此類推。新晉大學士一般情況下都是從最低等級的體仁閣大學士開始，然後晉東閣大學士，依次遞進。

所以說，大臣有生之年能夠躋身大學士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要想成為首輔文華殿大學士那就更難了。

補授大學士的前後順序

尚書並非是大學士第一候選人，而是協辦大學士。不管是阿桂、和珅還是劉墉，他們在晉升大學士之前，都無一例外先晉協辦大學士。還有一個例子也很能說明問題。

甲午戰敗後，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所有差事被一擼到底，只剩下一個文華殿大學士的空名。作為李鴻章的政敵時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的翁同龢，就想取李鴻章而代之，試圖擠掉李鴻章的大學士頭銜。

袁世凱作為翁同和的說客前去勸說李鴻章，但遭到了李鴻章的當面訓斥，說除非自己死了，否則斷不會辭去大學士一職，讓翁同龢得了便宜。

其實，翁同龢也不是想當文華殿大學士，因為他僅僅是戶部尚書，沒有這個資格。翁同龢是想讓李鴻章出缺，這樣原來的協辦大學士也會順利晉升，這樣他就理所當然成了協辦大學士。這個事例告訴我們，要想晉升大學士，首先就得拿下協辦大學士。

尚書、左都御史並列第二梯隊。為何是並列呢？因為按照慣例，刑部、兵部、工部三部尚書很少有直接提拔為大學士的，而吏、戶、禮三部以及左都御史還是有一定機會的。但相比而言，左都御史不及吏、戶、禮三部尚書，卻要優於兵、刑、工三部。實際上，尚書直接升大學士的很少，除非是兼了協辦大學士的頭銜。

從一品晉升未必都是大學士

清代的京官與地方官，每三年都要進行一次考核，順治時期叫“考滿”，雍正以後叫“京察”。按例，京察之年，在京三品以上大臣是透過“自陳”的方式向皇帝直接彙報的。

“自陳”不過是走走過場，作為皇帝眼皮底下的三品以上大臣，哪些人幹得好，哪些人磨洋工，皇帝心裡肯定是有數的。在京察獲得一、二等的，按例要晉升，但這更多的是指三品以下官員。

作為從一品的協辦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等，在晉升方面已經達到瓶頸，晉升機會少，頂多就是兼個協辦大學士銜。不過朝廷也會有所表示，所以便有了“加銜”。

一品大員加銜例加“公孤”銜，如大學士加太師、太傅、太保；尚書加少師、少傅、少保。有些資歷淺的尚書，則加東宮三少銜，有些資歷深的尚書則直接加太保。尚書、左都御史如加太保銜，也是名義上的正一品官。但加銜畢竟是虛的，始終無法與正一品的大學士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