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對歷史的熱愛，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在南方的密林裡、延安的窯洞中、中南海的大床上，厚重的歷史文字，曾伴隨著他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
毛主席遍覽史籍，自然不是要當一個尋章摘句、皓首窮經的酸腐文人。學以致用，從歷史中探尋當下問題的答案，才是他真正的興趣所在。
正因如此，我們在他的決策中，往往可以看到歷史巨人的厚重身影。
今天，銜筆就來聊聊，毛主席從歷史中汲取智慧的一段往事。
看更多歷史故事，歡迎關注@銜筆書史
東漢興平元年的春夏之交，曹操的運氣背到了極點。
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曹操經歷了喪親（父親被殺）、友盡（張邈叛投呂布）、大敗（在濮陽險些被燒死）......用當下流行的說法形容，這大概就是曹操的“水逆期”。
更要命的是，在黴運不斷的同時，曹操還暫時喪失了還擊的能力——與炎熱的夏季同時到來的，是遮天蔽日的蝗蟲，在旺盛食慾的驅動下，它們愉快地將能吞下的所有食物席捲一空。糧食隨即暴漲到50餘萬錢一斛，災情最嚴重的地區，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
糧草的極度短缺，讓曹操不得不停止招募新兵，甚至削減軍隊規模，來熬過這個艱難的年頭。
無法補充兵力，自然就沒有攻城略地的底氣，這一年剩餘的時間裡，曹操困守在兗、豫之間，縱使劉備趁機接盤陶謙、佔據徐州，他也只能乾瞪眼。
鬱悶中的曹操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1700多年之後，有一個叫做毛澤東的人，陷入了與他極為相似的困境之中。
只不過，給毛澤東帶來最大困擾的不是蝗蟲，而是所謂的“皇軍”。
毛澤東與朱德
從1937年正式挺進華北以來，在敵後遊擊作戰的八路軍，取得了巨大的戰果，讓日本華北方面軍頭痛不已，指揮官更是走馬燈一般地換——寺內壽一干了8個月就被撤換；繼任的杉山元在一年時間裡，集結了20個師團對付八路軍，結果連影子都沒摸著，灰溜溜地下了臺；接班的多田駿祭出“囚籠戰術”，在公路、鐵路邊大搞土木工程，然後就被100多個團的八路軍按在地下爆錘......
直到1941年7月，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岡村寧次走馬上任，八路軍迎來了抗日戰爭中最老練、最毒辣也最難對付的敵人。
岡村寧次
與他的前任們不同，岡村寧次深知，單純對付八路軍毫無意義，八路軍的強大之處，在於他們與根據地百姓之間的血肉聯絡。這些大大小小的根據地，不僅能給八路軍提供食物、被服和藏身之處，更重要的是，能給他們提供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
揚湯止沸，自然不如釜底抽薪。在上任不久之後，岡村寧次便開始實施了他蓄謀已久的計劃——“治安強化運動”。
岡村寧次所謂的“治安強化運動”，就是一邊繼續擴張封鎖溝和碉堡的規模，限制八路軍在平原上的活動能力，將其逼進山區；一邊在根據地邊緣地區逐步建立“維持會”，蠶食根據地面積，同時在根據地核心區域大搞“三光”掃蕩，欺騙麻痺和暴力威嚇雙管齊下，意圖徹底將根據地和八路軍割裂開來。
岡村寧次的這一招，給八路軍和根據地帶來了巨大的打擊——根據史料記載，僅1942年間，華北各根據地平均被掃蕩時間達到了52天以上，折算下來，相當於每一天至少有兩塊根據地處於日軍的掃蕩當中。
面對這種空前的壓力，八路軍根據地的面積開始以驚人的速度萎縮：原本富饒的冀中根據地變得支離破碎；太行根據地中的許多分割槽，縱深寬度只剩下4、50裡地；山東根據地中的魯西、魯南等地，更是直接成為了游擊區......
日軍掃蕩
根據地的萎縮，使得八路軍在後勤補給、運動隱蔽等各方面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而更重要的是，八路軍的徵兵工作，變得愈發艱難了。
與許多人想象中不同，八路軍規模的擴張過程，實際上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
在抗日初期，許多學生、工人和農民，抱持著抵抗日寇侵略的理想，主動加入了八路軍，使得八路軍的兵力得到了迅速擴充。
但當日軍逐步加大對根據地的掃蕩力度時，殘酷的戰爭讓許多老百姓產生了恐懼心理，而八路軍艱苦的生活條件，更讓不少老百姓寧願守著家裡的一畝三分地，也不願意去當兵。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兵源補充，各地抗日政府就不得不採取些“激勵措施”了——
有這樣一段故事：1941年夏季的一天，晉察冀軍區一分割槽機關駐地裡熱鬧非凡，來自淶源縣各個鄉村的1000多名新兵排成了長龍，正在等待登記。
看著這些精壯的年輕人，一分割槽司令員楊成武的眼睛樂成了兩條縫。
楊成武將軍
然而，楊成武的高興勁並沒持續多久，因為前來送兵的地方幹部找到了他，吞吞吐吐地說道：“楊司令，能不能......幫我們解決點困難？”
楊成武有些摸不著頭腦：“什麼困難？”
這名幹部吭哧了半天，才說出了實情——原來，在招兵時，淶源抗日政府承諾，只要來當八路，家屬就能領兩個白麵大饅頭。
1000多名新兵，就得發2000多個饅頭，抗日政府沒有這麼厚的家底，只得先給老百姓打“白條”，再來找楊成武求援。
聽完這名幹部的話，楊成武的鼻子幾乎要氣歪：“總部三令五申，招兵必須自願，誰讓你們這麼幹的？！”
這名幹部一臉冤枉：“楊司令，不這麼幹，老百姓不來啊！”
......
生氣歸生氣，對老百姓的承諾不能不算數——楊成武幾乎掏空了一分割槽的糧庫，也沒湊齊足夠的白麵，只得擠出一筆經費，派人秘密到縣城裡買了20袋麵粉，緊急送到淶源縣，總算是保住了八路軍和抗日政府的信用。
參加八路軍的新兵
從這一段故事中，可以看出彼時八路軍的招兵工作，已經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而當岡村寧次開始推行“治安強化運動”之後，這種困難就變得更加嚴峻了。
根據史料記載，在1943年的招兵工作中，即便是諸如山西黎城、黎北、左權等這樣的老根據地，招兵工作也開展的極為不理想：黎城縣送來的新兵中有不少是14、5歲的小孩子；黎北縣動員了30名新兵，11個體檢不合格；左權縣發展的新兵，不合格率更是達到了50%以上。
老根據地都是這種狀況，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日軍駐華北派遣軍的檔案中，曾經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共軍的擴兵工作，從全域性來看，沒有顯示出大的進展......”
艱難的局面，如同一副千鈞重擔，壓在了毛澤東的肩膀上。
什麼叫偉人？一千個人可能有一千種答案。但一個人能夠被稱作偉人，一定具備透過紛亂複雜的現實表象，發現根本癥結的能力。
八路軍遇到的徵兵難問題，乍看起來，是岡村寧次的“治安強化運動”造成的。但實質上，在以農業為主的舊中國，這是必然會發生的問題。
由於生產力的限制，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只有將大部分的勞動力固定在土地上，才能夠滿足人民的生存、社會的穩定，這與需要消耗大量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的軍隊和戰爭，有著天然的矛盾。
這樣的矛盾，幾乎貫穿了整部中國歷史，也給這片土地上的統治者提出了一個恆久的難題：如何在農業生產與軍隊規模之間尋求平衡？
橫跨1700多年的漫長時空，曹操與毛澤東，這兩個歷史偉人，都尋找到了一個共同的答案：兵民合一。
建安元年，曹操開始大興屯田，為之後魏國的強盛奠定了物質基礎，而毛澤東則在抗日戰爭的最艱難時期，發起了著名的“大生產運動”和“精兵減政”。
大生產運動
從字面意義上看，“大生產運動”應該是毛澤東兵民合一思想的核心，在廣為人知的南泥灣、以及其他根據地的山丘和溝壑中，無數八路軍和新四軍戰士用艱苦的勞動為自己生產出緊缺的糧食和物資，切實減輕了根據地百姓的負擔。
而“精兵減政”似乎只是為了削減開支、儲存民力的一種非常手段，甚至有人認為，對於面臨招兵困難的八路軍來說，這個政策起到的根本是反作用。
史料中記載的數字，似乎也佐證了這個觀點——經過“精兵減政”，晉冀魯豫主力部隊從5.6萬縮減到5.4萬，晉綏主力部隊則從3.9萬人縮減到2.5萬人，晉察冀主力更是直接砍掉了3萬人，從12.5萬減至9.5萬。
這些資料很容易讓人感到費解：一方面徵兵難，一方面又大規模裁減部隊，毛澤東的葫蘆裡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然而，撥開歷史的迷霧，我們能夠發現，“精兵減政”才是毛澤東在兵民合一這盤大棋中的關鍵一步。
大部分的抗日民兵 還停留在冷兵器時代
在如今的不少抗日神劇中，經常將民兵隊伍描繪得神乎其神——他們不僅能伏擊小股日偽軍、拔掉據點，甚至還能闖進日軍重兵把守的縣城，把裡面攪得天翻地覆，讓日軍叫苦連天。
然而，在抗戰開始很長一段時間裡，絕大多數的民兵隊伍只是負責維持根據地治安、偵察敵情、地下交通以及掩護群眾轉移等工作，能夠進行軍事作戰的民兵，只是極個別的例子。
這種情況相當正常——不僅僅是因為民兵隊伍缺少武器彈藥，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的民兵，從來沒有經歷過正式的軍事訓練，相對於手中那些老掉牙的武器，他們更熟悉的是鋤頭和犁耙。
不客氣地說，如果這樣的隊伍敢於上戰場與敵人作戰，那不叫無畏，而叫送人頭。
然而，就在許多出身於正規軍校的指揮員認為民兵隊伍不堪大用時，毛澤東卻看到了蘊含在其中的巨大潛力——如果讓這些民兵接受正規訓練，那麼在需要的時候，他們馬上便可以成為一支龐大的軍隊。
因此，1942年12月1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央軍委向各軍區發出了命令，要求他們“來一次大大地痛快地精兵”，將“大批軍事政治幹部派到游擊隊中去”，甚至不惜“降級使用幹部”。
這樣的命令，自然會引起一部分人的不理解，但絕大部分的幹部和老兵還是毫無怨言地捲起包裹，加入到了縣大隊、區小隊和民兵隊伍當中，甚至許多從紅軍時期就擔任團級職務的“老資格”，也下到了地方，成為了這些“土八路”中的帶頭人。
這些幹部和老兵的加入，在為根據地補充了勞動力的同時，他們還在田間地頭、農閒時節以及反掃蕩的戰場上，帶領著民兵隊伍，從一次小埋伏、一次小攻擊做起，手把手地傳授著寶貴的軍事技能和戰場經驗，讓這些民兵開始熟悉戰爭，真正打造出了一支隨時備戰的“隱形軍隊”。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才是真正的“兵民合一”。
民兵學習埋設地雷
然而，要徹底解決徵兵問題，毛澤東還需要另一步棋的配合，這就是前文提到的“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的輝煌成績毋庸贅言，但對於解決徵兵問題來說，它的重要意義在於，開闢了一條安置傷殘退伍軍人的新路。
在漫長的革命生涯裡，毛澤東深知，對於普通戰士而言，犧牲並不可怕，真正讓他們感到畏懼的，是戰爭帶來的傷殘。
在那個絕大多數人依賴體力勞動維生的時代裡，傷殘就意味著後半生衣食無著，甚至給地主打短工都沒有資格，更不用說脫離部隊之後可能遭到的殘酷報復了。
雖然在中央蘇區期間，紅軍就曾出臺過相關政策，對因傷退伍軍人給予撫卹金，但許多傷病員寧可拖著殘軀病體，也要堅持跟著隊伍，原因也在於此。
紅軍傷員繪畫
在那些艱苦轉戰的歲月裡，毛澤東曾無數次親眼目睹過紅軍傷病員摔掉髮到手裡的撫卹金，哭喊著要和部隊一起轉移的情景。然而，匱乏的物質和嚴酷的現實，使他不得不暫時將全部精力放在革命隊伍的生存問題上。
直到“大生產運動”全面展開後，大量開墾出的農田、建立起的工廠，才讓毛澤東有了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底氣。
1942年，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陝甘寧邊區制定釋出了《抗日軍人隊伍及安置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凡是有身體殘疾、患慢性病或是年滿45歲精力衰弱的軍人，都可以申請退伍。
在退伍安置辦法中，更是充分考慮到了軍人們各種各樣的需求——願意種地的，分配給每人3至5垧土地；願意經商的，發給500到1000元的本金；願意做工的，由抗日政府安排到工廠、合作社、集體農場等地方工作......
由此可見，沒有大生產運動的基礎，這些退伍安置條件，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達成的。
對退伍軍人的妥善安置，不僅減輕了作戰部隊的負擔，更重要的是，讓新兵們消除了後顧之憂——當他們親眼看到這些老兵們獲得了土地、得到了工作的時候，還有什麼能阻止他們走上戰場，為了保衛未來的美好生活而戰鬥呢？
踴躍參軍
經歷了漫長的準備和等待，當抗日戰爭戰略反攻的時刻到來時，毛澤東佈置下的這兩步妙棋，終於發揮出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內，山東軍區部隊就從9萬多人發展到27萬多人；冀中軍區原本的9個主力團，迅速擴編為26個團；大量民兵成班成排地報名參加部隊，“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歌謠變成了現實......
這一切的發生，都要仰賴於幾年之前毛澤東在陝北窯洞中做出的正確抉擇。
在許多年之後，毛主席曾經在北戴河談起曹操的功績：“......他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制，提倡節儉......難道不是了不起？”
當毛主席說出這一番話的時候，內心中恐怕也會閃現出“英雄所見略同”的快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