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開啟窗戶,新鮮空氣會進來,蒼蠅也會飛進來”——鄧小平

圖|1983年10月，鄧小平與陳雲交談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期，隨著不斷的改革開放，國民經濟的迅速騰飛，人們的生活也逐漸地富裕起來，但也正如鄧小平所說“開啟窗戶，新鮮的空氣會進來，蒼蠅也會飛進來”。在市場經濟浪潮的衝擊下，有部分幹部經不起誘惑，逐漸腐化變質的現象也悄然出現。

1982年春，一份簡報遞交到了時任中紀委書記陳雲的桌案上，陳雲看後情緒十分激動，氣憤地指著報告說：

“這樣下去，過不了幾年我們就要亡黨。必須要嚴辦幾個，殺幾個，判刑幾個，並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

究竟是什麼樣的一件事，讓陳雲如此震怒呢？

一臺黑白電視機掀開一場反腐大案

海豐縣，是隸屬於廣東省汕尾市，由於毗鄰香港、澳門，改革開放以後，海豐因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率先得到了發展。

因為過去歷史上的原因，海豐當地也有不少人居住在香港、澳門，自從改革開放以後，無論是從海豐到港澳，還是從港澳地區到海豐，人流量都大大增加了不少。

也因此在當地萌生了一個灰色產業——走私。

許多人私自到港澳地區，購買當地的電視、電冰箱、收音機等等，拿回來販賣，謀取暴利，最猖獗的時候，海豐縣幾乎看不到農民、學生，他們都走上了街，開始販賣各種各樣的走私物品，對於當地走私氾濫，國家有關部門採取了嚴厲打擊制度，一時之間，這一現象有所遏制。

可終究，人貪婪的慾望是無窮無盡的。

1979年秋，海豐當地一個廣播員敲開了時任海豐縣委書記王仲家的大門。

圖|老式收音機

廣播員一上門，就可憐兮兮的對王仲說：“王書記，我家人都在澳門，我很久沒有看到他們了，能不能通融通融，我去看看他們。”

去港澳地區，需要拿到政府部門的有關批文，可是王仲也不傻，如果是正常的探親批文，很容易就透過，又何必來找自己呢？

果不其然，廣播員踢了一腳腳下的紙箱子，紙箱子裡是一臺17寸的黑白電視機。

王仲心一下子抖動了一下，儘管如此，表面上他還是要裝模作樣一番，大概也就是在“婉拒”了幾次以後，王仲“很不情願”的收下了這臺電視。

事後不久，這名廣播員的赴港澳探親報告，獲得了批准。

而在收這臺電視之前，王仲也曾是一個鐵面無私，嚴厲打擊走私的人。

王仲1927年出生於天津薊縣，1947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曾經也是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戰士，1950年，王仲轉入地方工作，到1976年2月，王仲調廣東海豐縣任縣委副書記、書記。

打擊走私的年代裡，每天經過王仲手裡的商品，就有各式各樣的電視機、電冰箱、收音機等等，要知道當時全國範圍內，能夠有這些家用電器的家庭，還沒有幾個，很明顯王仲沒有經受住考驗，被物質所迷惑，心甘情願地被拉下水。

有人送電視上門後不久，海豐縣一名教師也來找王仲要批文，並送上一臺彩電、一臺收錄機，王仲收了東西以後，如約照辦。

有了第一次，也就有了第二次，隨後就有了無數次。

王仲越來越貪，他將收受的電視機、電冰箱、收錄機等等拿到市場上販賣，獲得了極為豐厚的利潤，可王仲並不滿足，他注意到了海豐縣打擊走私沒收來的商品都堆在汕尾鎮，於是大著膽子，開始將沒收來的貨物私自據為己有。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敞篷緝私快艇

由於當時管控不嚴，王仲裝出到各個堆放這些私貨的現場，將這些東西趁機順走。

1980年7月，海豐縣開始嚴厲打擊走私，王仲就任海豐縣打擊走私犯罪總指揮以後，更是開始肆無忌憚地以各種各樣的名義，拿走這些私貨。

據一組資料統計，從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7月份，王仲先後收受6人以私下名義送的私貨，包括電視機六臺、冰箱一臺、收音機兩部，這些物資總價在11608元。

而從1979年到1981年7月，王仲以“照顧領導”、“作價樣品”，從各種緝私現場，順走手錶331只、電視機一臺、收錄機一部，總價在58141元。

在王仲的縱容默許以及自身的腐敗下，海豐縣成為走私犯罪的天堂，甚至海豐縣被一些人戲稱為“遠東國際市場”。

王仲的惡行很快引起了注意，各種檢舉信如同雪片一般寄送到了廣東省紀委。

為了應付檢查，王仲一面向調查小組哭訴，一面又拉攏腐蝕調查干部，查來查去，廣東省紀委也查不出有什麼問題。

在那個年代，在海豐縣，王仲幾乎是一手遮天，妻子陳巧蘭1958年便已經退職，但透過王仲的關係，很快為陳巧蘭“落實”政策，陳巧蘭不僅恢復了職位，還被安排到縣文化館副館長職務上。還將兒子女兒全都安排成緝私幹部，用於監守自盜，漸漸地王仲逐漸癲狂，甚至在機關單位內公然排斥異己，還瘋狂叫囂：

“有人想把我趕走，看誰先走！”

只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王仲的罪行很快便被揭露出來。

一封刊載在《南方日報》上的檢舉信

海豐縣不少的百姓都知道王仲的惡行，檢舉信如雪片一般遞了上去，但由於王仲在海豐基本上是隻手遮天，所以取得的效果並不大。

真正有用的是一個老兵在《南方日報》上刊載的檢舉信，信中有條不紊地將王仲所犯的罪行一條條列出，加上之前的一部分檢舉信，引起了中紀委的高度關注。

圖|陳雲出席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並發表講話

1982年1月5日，中紀委將調查的結果整理成一份《信訪簡報》交給陳雲，陳雲看後十分生氣，立即在簡報上批示：“我主張嚴辦幾個，殺幾個，判刑幾個，並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鄧小平收到中紀委轉來的簡報後，也十分贊同陳雲的決定，並在簡報上批示了8個字：

“雷厲風行，抓住不放。”

陳雲派中紀委副書記王鶴壽親自到海豐去監督，並向海豐縣派出了一百多人的調查組，到海豐進行詳細的調查，並聽取案件調查情況。

而整個調查過程中，取證的難度遠遠超過了想象

因為王仲每次收受賄賂或者是侵吞貨物，儘管數額巨大，但是次數卻很多，為調查平添了不少的難度。

一個叫王泗吉的緝私倉庫保管員，手中有兩本倉庫出貨的賬本，成為調查王仲犯罪的關鍵證據，一份是明面上倉庫出貨記錄，而另外一份是依靠他本人記憶製作的一個賬本。

儘管如此，還是出現了很多資料對不上的情況，為此調查人員不得不逐條核對，以確保王仲犯案的關鍵性證據。

另外，在案發後，王仲本人拒不認罪，態度惡劣這一情況，也讓人感到觸目驚心。

1982年2月20日，《人民日報》上刊載了一條新聞，海豐縣四艘緝私艇人員知法犯法被逮捕。

圖|對王仲審問

王仲知道，自己私自從緝私倉庫偷拿貨物的事兒，遲早有一天會被人知道，於是迅速將妻子陳巧蘭以及兒子王建成叫回家裡開會。

所謂狡兔三窟，一家人經過商量後，王仲將自己私藏的貨物，分別藏在八家親戚家裡，並與相關人員訂立攻守同盟的協議。

王仲罪行敗露，因本人有心臟病，所以在調查過程中被採取了監視居住，地點就在汕頭地區醫專附屬醫院，即便是到了此時，王仲依舊拒不認罪，當時檢察院辦案人員依法對他宣讀起訴書時，王仲在病床上公然否認自己的罪行：

“物資有一部分是在上級機關領導買的，另一部分是自己買的。由於當時我沒有帶錢，所以就先記賬，後來讓女兒給了部分錢，剩下的沒來得及給。”

儘管王仲後來也意識到，自己可能無法透過狡辯來獲得脫罪，但依舊在關鍵的犯罪事實上，拒不承認自己的罪行。

辦案人員後來是透過審訊王仲妻子陳巧蘭打開了案件的突破口。

陳巧蘭沒有王仲的心機和城府，連續幾次的突擊審訊，陳巧蘭交代了王仲貪汙受賄後，贓款贓物的具體去向，給案件的偵破帶來了極大的推動。

即便王仲堅持否認自己的罪行，但是在事實面前，再狡辯也沒有用。

圖|王仲

陳雲多次聽取案件調查情況，當聽說王仲一個人便貪汙了6.9萬元時，十分氣憤，要知道當時幹部普遍工資水平，每個月也就幾十元。

即便如此，當時還是有不少人為王仲求情，他們認為王仲是一個老同志，為黨做出過一定的貢獻，懇求從輕發落，陳雲對此針鋒相對：“我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在汕尾這樣一個離特區這麼近的城市竟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王仲造成的惡劣影響是不可估計的，必須要進行嚴厲的懲罰。”

王仲的罪行十分嚴重，依據我國1979年刑法規定：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貪汙公共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王仲毫無疑問應當處以極刑。

但根據我國1982年3月透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其中有這樣一條規定：

“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賄賂的比照刑法貪汙罪論處，五月一日前能主動投案，坦白交代的犯罪分子可以從寬處理。”

事實上也可以看出，如果王仲不是那麼貪婪，又或者說有坦白罪行的情況，其實是可以從寬處理的。

可王仲本人的瘋狂，為他葬送掉了這最後的生機。

圖|王仲案件簡報（部分）

1982年8月24日，王仲被開除黨籍，廣東省汕頭地區檢察院地區分院將他依法逮捕，並於12月21日將案件移交給了廣東省汕頭地區中級人民法院。

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宣判：

“王仲利用職權侵吞緝私物資、受賄索賄總額達69749元，情節特別嚴重，已構成貪汙罪和受賄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55條、第185條和第53條第1款的規定，判處王仲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即便到了這個時候，王仲依然不服判決，並提出上訴，廣東省高階人民法院駁回王仲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1983年1月17日，廣東汕頭市在人民廣場召開王仲死刑宣判大會，由於案件影響極其惡劣，宣判當天，汕頭市人民廣場人山人海，當宣判王仲死刑時，他再也沒有了之前的張狂，而是面露恐懼，抖似篩糠。

一塊臭肉壞了滿鍋湯

王仲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價，可他的死並不是結束，而僅僅只是一個開始。

隨著國家大力整頓海豐縣，所有貪汙受賄的幹部均受到了嚴厲懲處，但給海豐縣帶來的影響，卻在很多年以後依然揮之不去。

1983年8月，中紀委教育室幹部蔣秀山陪同室主任張黎群一起到海豐調研，所見所聞觸目驚心。

儘管王仲案發以後，上級部門派來了新的縣委領導班子，但幾乎所有人並不安心工作，整個縣委大院根本找不到人，當地走私問題依舊十分嚴峻，“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課”的現象基本上已經成為常態。

蔣秀山回到北京後，立即向中紀委副書記李昌做了彙報，頭一句話就是：

“海豐問題非常嚴重。”

圖|《南方日報》上刊載的王仲案

報告引起了中紀委的重視，上級領導部門決定，將海豐定為黨性黨風黨紀試驗區，派出聯合工作組赴當地進行整改。

到了當地以後才發現，海豐的問題還不僅僅是表面上看得那麼簡單。

海豐是一個擁有80多萬人口的縣城，財政收入只有2000萬，縣城中還在經營的工廠，就只有一個汽修廠一個糖廠，剩下的企業大多都在倒閉狀態，老百姓沒有正當工作，也就沒有正當收入，為了生活只能鋌而走險去走私，可走私不但影響國家稅收，更是直接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對海豐來說，無異於是飲鴆止渴。

由此也可見，一個王仲帶來的影響，絕不僅僅只是處理一個貪汙幹部的問題。

對於腐敗問題，鄧小平很早就注意到了，併為此告誡全黨：

“改革開放還不過一兩年的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幹部被腐蝕了。捲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要足夠估計到這樣的形勢，如果不堅持剎住這股風，黨和國家就可能要‘改變面貌’。”

身為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對幹部貪腐問題尤為重視，自1978年陳雲擔任中紀委書記，到1987年退出中央領導工作，共處理了70多萬件經濟犯罪案件，將這股不正之風，狠狠的扼殺在了搖籃裡。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上，陳雲再度當選為中紀委第一書記，為了糾正中紀委在以往工作中的軟弱性，陳雲強調了一點：對涉及領導幹部的案子一定要放心大膽的搞，不要有那麼多的顧慮，紀委不是“老太婆紀委”而是“鐵紀委”。

圖|鄧小平

海豐縣滌盪王仲遺留下來的不正風氣後，致力於經濟建設，並提拔了有能力的縣委幹部到任。

到1986年，海豐縣有十幾家企業恢復了正常生產，年收入達到了6000萬元，海豐縣逐漸從末流的墊底縣，成為了經濟強縣。

王仲腐敗案，因其帶有很明顯的時代特色，也被稱之為是“改革開放反腐第一案”。儘管隨著歲月流逝，該案的影響已經逐漸遠去，但是它所帶來的教育意義，至今依然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