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稱西域的新疆,一直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區(拓展閱讀:讀書筆記:關於新疆,我們一定要提前瞭解的幾個“歷史常識”)。
在元朝(東察合臺汗國)和葉爾羌汗國時期,生活在新疆的各民族之間,有了更深層次的交流與融合。與此同時,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等民族也逐漸形成,並相繼實現了極具特色的“伊斯蘭化”(拓展閱讀:千里佛國的倒掉:西域地區的伊斯蘭化,是純屬偶然嗎?)。
噶爾丹建立準噶爾汗國後,新疆被納入其勢力範圍之內。在經歷了一輪新的“民族大融合”程序後,最終奠定了新疆地區現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分佈格局。
那麼問題來了,準噶爾汗國崛起的背景是什麼?在準噶爾汗國統治時期,新疆維吾爾人的“生活水準”怎麼樣?我查閱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衛拉特四部的形成
也先死後(1454),瓦剌勢力日趨衰落(拓展閱讀:一文概述:為了做蒙古大汗,也先動了哪些“小心思”?)。為避“蒙古本部”勢力的鋒芒,他們不得不“一路向西”遷移。
進入15世紀70年代,他們最終在額爾齊斯河與鄂畢河中上游、葉尼塞河上游一帶的天山北部安頓並繁衍生息下來,並與當地的突厥語族部落有了較為密切的交流與融合。
時光荏苒,到了明末清初,天山北部基本奠定了“衛拉特四部(即清朝文獻中的“厄魯特”)”的格局。其中:
- 準噶爾部:主要分佈在巴爾喀什湖東部、南部的伊犁河流域與楚河、塔拉斯河流域;
- 杜爾伯特部:主要分佈在額爾齊斯河流域中上游兩岸;
- 土爾扈特部:主要分佈在塔爾巴哈臺附近雅爾地區一帶;
- 和碩特部:主要分佈於額敏河兩岸至烏魯木齊地區。
進入17世紀,伴隨著天山北部牧場的不斷減縮,各部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為了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避免更深層次的武裝衝突,一些部落選擇主動外遷。
大約在1628年前後,幾乎整個土爾扈特部以及部分杜爾伯特部、和碩特部的牧民,在土爾扈特首領和鄂爾勒克的率領下,離開故土,選擇西遷。
他們從伊犁河谷的草原出發,越過遼闊的哈薩克草原,渡過烏拉爾河,最終來到了伏爾加河下游地區,並將此地“據為己有”。以後的100多年裡,他們一直過著安逸的生活,並與清政府保持著比較密切的關係(拓展閱讀:歸途路漫漫,土爾扈特人的東歸血淚史)。
與此同時,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主動向衛拉特四部求援的舉動,極大推動了和碩特部向青藏地區遷徙的程序。
綜合《青海史》、《水晶鑑》以及俄國文獻的記載,大約在1636年秋,在首領固始汗的率領下,以和碩特部為“基本盤”的衛拉特聯軍,從塔爾巴哈臺出發,南下塔里木河,開啟了征討青藏的程序(拓展閱讀:一文概述:什麼是和碩特汗國)。
固始汗(1582—1655),祖上世代及侄子鄂齊爾圖汗都是衛拉特盟主
1637年,佔據青海的綽克圖臺吉(外喀爾喀部首領)被衛拉特聯軍擊敗,固始汗有了留牧青海的念頭。他以豐盛的酬勞慰問同行的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臺吉,甚至將女兒嫁給他,然後希望他率領準噶爾部和其他盟友,返回西北故地。
面對勢力如日中天的“老丈人”,巴圖爾琿臺吉不得不唯命是從,和其他“盟友”班師迴歸故地。換言之,固始汗以“離開故土,不再返回西北”的代價,獨吞了衛拉特聯軍的戰果(拓展閱讀:一文概述:和碩特汗國在西藏的雄起與崩盤)
2)準噶爾部的崛起
進入17世紀中葉,返回西北的準噶爾部,在巴圖爾琿臺吉的苦心經營下變得愈發強大,其領地囊括了額爾齊斯河中上游、葉尼塞河上游和伊犁河流域等廣大地區。
1671年,巴圖爾琿臺吉六子噶爾丹(1644—1697),在擊敗了一眾政治對手後,成為了準噶爾部的最高首領。1678年冬,他在先後擊敗了杜爾伯特和輝特等部後,接受了達賴喇嘛授予的"噶爾丹博碩克圖”(持教受命王)稱號。至此,“準噶爾部”升級為“準噶爾汗國”。
“建國”之後,志在“恢復大蒙古國”的噶爾丹,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擴張計劃。
1679年,他率大軍先後攻佔西北重鎮哈密和吐魯番。在順利越過天山南麓後,一舉摧毀了葉爾羌汗國(拓展閱讀:讀書筆記:一文概覽,葉爾羌汗國的前世今生)。不久,他又率軍西征哈薩克和布魯特(吉爾吉斯)等部,使“回部(維吾爾)及哈薩克皆為其屬”。至此,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南,巴爾喀什湖東部和南部的廣大地區,均被納入準噶爾汗國的版圖。
3)和卓勢力的覆滅
17世紀初期,生活在天山南麓的維吾爾族,一直處於葉爾羌汗國的統治之下。17世紀30年代,汗權日趨衰微,以黑山派和白山派為首的和卓勢力,已經成為了左右國家局勢的“最強力量”(拓展閱讀:一文概述:新疆“和卓”的前世今生)。
1670年,在白山派和黑山派爭奪最高權力的較量中,白山派勢力被擊敗,首領阿帕克和卓一度逃至克什米爾,後來輾轉至準噶爾汗國,向噶爾丹尋求援助。
阿帕克和卓的到來,為噶爾丹南下提供了“完美的藉口”。1680年,在白山派餘眾的支援下,噶爾丹親率大軍十二萬,以摧古拉朽之勢摧毀了葉爾羌汗國,“盡執元裔諸汗(葉爾羌汗),遷居天山以北”,“執其酋,收其賦”。
在平定南疆後,噶爾丹立汗室成員阿不都·裡什特汗為代理人,這讓阿帕克和卓頗為鬱悶。但所謂“好飯不怕晚”,1682年,他在準噶爾汗國的支援下,在天山南路四城(阿克蘇、喀什噶爾、葉爾羌、和田)“開啟”了具備政教合一性質的統治。
總的來說,在他執政的10年間,階級矛盾日益加深,繁榮璀璨的維吾爾文化遭到了極為嚴重的破壞。1692年,南疆地區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白山派”大起義,民心盡失的阿帕克和卓死於非命,南疆又一次陷入了混亂,“喀什噶利亞就又成了(和卓)浴血鬥爭的舞臺”。
1700年,新任準噶爾汗策妄阿拉布坦(?—1727)進軍喀什噶爾,重新控制了南疆。為了削弱和卓勢力,進一步鞏固對南疆的控制,他下令諸系和卓均“必須將自己的一個兒子,送往伊犁作為人質”,至於白山派和黑山派的首領及家眷們,盡數被押解至伊犁並軟禁了起來。當然,出於維穩需要,這些和卓家族成員們一直享受著不錯的待遇,但需要時刻接受準噶爾汗國的嚴密監視。
從發展的眼光看,策妄阿拉布坦的做法是合理的。因為在後面的半個多世紀裡,南疆再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動亂。
4)新疆的維吾爾人
除了和卓家族成員以外,大批生活在南疆的維吾爾族農民,被一同強制遷徙至伊犁地區”為國種地”。在清朝文獻中,這些人被稱為“塔哩雅沁”或“塔蘭奇”,“在伊犁屯墾的維吾爾族農奴約數千戶,達數萬人”。
除了維吾爾農民以外,被準噶爾汗國強制遷徙至北疆的,還有“包沁(炮手兼牧民,多數為維吾爾人)”、“伯德爾格(維吾爾族商人)”、“烏沙克(和卓家族的隨從、奴隸等)”。
其中,“素皆販運為生,絕無產業”的伯德爾格,是準噶爾貴族們從事對外貿易的“代理人”。不過,“伯德爾格”的待遇並不怎麼樣。據史料記載,他們不僅要繳納沉重的賦稅,還沒有“任意遷徙”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準噶爾汗國並未在南疆地區設定管理機構和駐軍,而是任用當地有權勢的和卓家族成員作為“代理人”,統籌負責徵稅等事宜。“回地各城,皆準噶爾之‘阿拉巴圖’(奴僕)”,“每歲納貢於準噶爾,且額有徵賦”。
可即便如此,南疆維吾爾人民的生活也“並不輕鬆”。就拿賦稅來說,他們需要承擔人頭稅、地稅、金銀稅、牲口稅等花樣繁多的賦稅,生活“壓力山大”。《西域圖志》記載,“回部當谷麥收穫時,苦其鈔掠,歲納什之三四以為常”。
對於前來收稅的官員,維吾爾人還要“奉以酒、肉、婦女”。“....少不如意,輒縱其從人,恣行搶掠”,“或三、五為眾,或數十為眾。至回地,搶掠牧畜,姦淫婦女,少不如意,或肆殘殺”。
當然,為了體現“平定準噶爾”的正義性,清朝對於準噶爾汗國的描述,不免有添油加醋之嫌。但關於其在南疆橫徵暴斂的記載,很多都是比較準確的。
因為準噶爾汗國的橫徵暴斂和肆意掠奪,南疆維吾爾人口銳減。如哈喇沙爾(即焉耆)“初人戶繁盛,果木黍翟,盤空被野,夙稱富庶之邦。乃準噶爾恃強橫,佔據其地為牧場,回民(維吾爾人)不堪其擾,死絕逃亡,地遂空虛”。
為了躲避準噶爾汗國的肆意擄掠,南疆地區“故少殷實之回子皆有土堡。有額魯特(準噶爾)來,則人避於上,牧畜匿於下,緊閉其竇而守之”,“(還有)埋藏米穀財物於地下者”,一些原本生活在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民眾,甚至主動遷居至內地。
5)新疆與內地的經濟交流
準噶爾汗國時期,三代準噶爾汗主要致力於天山南北的統一和對中亞的征服,因此不僅沒有長時間與清朝為敵,還主動與其交好,以便取得對方的承認與支援。
在擊敗和碩特部鄂其爾圖車臣汗後(1677),噶爾丹特意遣使“獻所獲弓矢等物”,旨在加強雙方的政治和貿易關係。建立準噶爾汗國後,噶爾丹第一時間就向清朝提出了“遣使進貢”的請求,“理藩院議復,厄魯特噶爾丹臺吉疏言,伊兄僧厄臺吉在時,曾遣使進貢。今請亦準照常遣使進貢,應如所請。從之”(拓展閱讀:什麼是“中國”:清朝皇帝眼裡的“中國”)。
良好的政治關係,促進了雙方在各個領域的往來。就拿貿易來說,前往內地的準噶爾官方商隊“常至數百人”,多時“或千餘人,或數千人”,“貢獻方物,問安之使,不絕於道”,規模很大。除了官方商隊外,準噶爾汗國還允許貴族們派遣自己的商隊,赴內地貿易。
坦誠說,這些規模巨大的商隊,宛如一個龐大的流動市場。如1750年,準噶爾貢使額爾肯等人赴京進貢,隨同商隊“共來了五十二個人,馬九百多匹,駝三百多隻,牛一百五六十隻,羊三千六七百隻”。在這些商隊中,維吾爾商人始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1748年,由額連胡裡率領的準噶爾商隊,就有“纏頭回目三人,伊等回目三人,騎趕馬一千三百餘匹”。
商隊攜至內地的商品,不僅有牛、羊、馬、駱駝等牲畜,還有南疆維吾爾人生產的綢緞(纏頭花緞子,纏頭緞子)以及各種毛皮、水果(葡萄等)、石滷砂、羚羊等,以此換取內地的絲綢、布匹、茶葉、煙、大黃等商品。
除了官方貿易以外,還有很多維吾爾商人,還私自前往甘州、肅州等地,從事民間貿易活動。《塞外雜識》記載,“西寧之西五十里曰多壩,有大市焉,細而珍珠瑪瑙,粗而碴毽藏香,中外商賈鹹集。一種纏頭回子者,萬里西來,獨富厚於諸國,又能精鑑寶物,年年交易,以千百萬計”。
總而言之,在新疆和內地的貿易往來中,維吾爾商人起到了很強的紐帶作用。他們將新疆的物產銷售至內地,並將從內地販賣的商品運至南疆甚至中亞、沙俄地區,極大促進了新疆與內地的交往,豐富了新疆和內地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
6)新疆與中亞、沙俄的貿易往來
早在葉爾羌汗國時期,新疆各族人民就與中亞有著頻繁的交流與往來。《新疆回部志》寫道:“回人謂市曰巴雜爾……如北方之集,南方之墟。是 日,各處之貨以及羊馬牲畜、瓜果鹹集,男女雜沓,言語紛紜,互相貿易……無經紀牙行,但憑在市眾人論價……”。
因此,位於中亞的安集延、布魯特、浩罕、布哈拉、克什米爾等地區,一直都是貿易興盛之地。許多當地的中亞商人,每年都會攜帶貨物來到新疆,尋求貿易。據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所描述:“鴉兒看(葉爾羌)為喀什噶爾都城,……可不裡(喀布林)駱駝商隊,至此為止,不再前行。”
對外貿易的興盛,帶動了阿克蘇、喀什噶爾等城市的商業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城市陸續出現了帶有壟斷性質的商隊組織。“商販領袖,為王所任命。納金若干,便可得職。王付以全權,在全途間,可以管轄商人”。
除了中亞之外,他們還與俄國保持著較為密切的經濟往來。早在巴圖爾琿臺吉時期,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準噶爾貴族們不時驅趕大量牲畜,前往西伯利亞各城市,與當地的哈薩克、俄國人進行貿易。
另外,不斷尋求擴張的沙皇俄國,為了保障物資供應,也不斷與準噶爾汗國尋求“互市”貿易。俄國史料記載,“成千上萬的人云集到這裡....同俄國人進行交易,出售馬匹、奴隸,(甚至) 中國(內地)貨物。通常,這些集市會持續二三個禮拜,俄國人取了鹽,做過買賣,回託博爾斯克去,那些喀爾木克人和其他的人也回各自的兀魯思”。
準噶爾商隊販往西伯利亞各城的貨物,主要以馬、牛、羊等牲畜以及各類皮毛製品為主。另外,南疆生產的絲棉織品以及內地的茶葉、藥材和絲織品,也深受俄國人的歡迎。商隊從俄國換回的商品,主要以皮毛製品、鐵器以及各種日用品為主。
7)天山南北各族之間的交流
在清朝初期,新疆一直呈現著“南迴北準”的格局。天山以南為維吾爾人(回部者),“其間大小回城數十,回莊小堡千計”;天山以北為準噶爾蒙古人,主要活動在伊犁河谷、額爾齊斯河兩岸、塔爾巴哈臺以及烏魯木齊地區。另外,西部“自北而南,則有哈薩克,自西而南,則有布魯特,壤界毗連。”
為了擴充兵源和“解放生產力”,準噶爾汗國在佔領一座城市後,就會劫掠大量的當地人口,將其強制遷徙至天山北麓的伊犁地區。從發展的眼光看,這一舉措無形中改變了“南迴北準”格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民族相互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與溝通。
一直以來,準噶爾蒙古人“不尚田作,惟以畜牧為業”。由於大量南疆維吾爾農民遷居伊犁“課其引水,種稻粕”,使得當地的經濟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巴圖爾琿臺吉時期,準噶爾人尚專畜牧業生產。到了策妄阿拉布坦及噶爾丹策零時期,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對此,俄國炮兵大尉溫科夫斯基在其日記(1723)中寫道,“在此之前三十年左右,他們很少有糧食,因為不會耕種。現在他們的耕地日益增多,不僅臣服的布哈拉人在種莊稼,而且不少卡爾梅克人也在種地”。一言概之,北疆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與維吾爾族農業技術的傳播,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絡。
8)結語
1745年,“一代雄主”噶爾丹策凌染病去世,曾一度與清朝分庭抗禮的準噶爾汗國陷入內亂,國力日趨衰微。飽經戰亂的各族人民,急切盼望著和平、統一的生活環境。
1755年,清軍發兵5萬,發動了對準噶爾汗國的“終極之戰”。史料記載,清軍所至,阿克蘇、烏什等地的維吾爾群眾 “攜子女跪迎,城上鳴釵擊鼓(歡迎清軍到來)”,喀什噶爾“大軍未至城百里外,回民扶老攜幼跪迎,爭獻牛酒,且言曰:吾遭受準噶爾殘虐數十年,賦繁役重,民不聊生,久思歸附聖化”。以上種種,充分反映了新疆各族群眾渴望和平、統一、安定生活的強烈願望(拓展閱讀:讀書筆記:乾隆是如何搞定準噶爾汗國的?)。
總而言之,準噶爾汗國的“治疆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準噶爾汗國基本不干預天山南麓的內部事務,也不派駐軍隊,更多采取“間接統治”的方式進行管理。坦誠說,這種統治方法雖然暫時消除了南疆地區對準噶爾汗國的威脅,但卻未能有效地解決當地存在的各種矛盾。
2)準噶爾汗國的“治疆”舉措,帶有很強的粗放和掠奪“特質”。他們根本不重視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只是不斷推行繁重的賦稅制度,企圖將其變成自己的“原料基地”。繁重的稅賦和巧取豪奪,壓得新疆人民喘不氣過來。
3)為了發展農業和發展生產力,準噶爾汗國強行將南疆維吾爾農民遷徙至伊犁,從事農業生產。但從發展的眼光看,“南迴北準”的格局被打破,客觀上促進了新疆各民族相互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與溝通了解。
清朝統一天山南北後,採取了各項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使局勢保持了長達百年的基本穩定。其中,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各種生產方式獲得了快速發展,人口總數、耕地面積總數、糧食總產量都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在恢復和發展南疆傳統農業生產的同時,清廷以更大的人力和財力,以兵屯、民屯、回屯(維吾爾農民屯田)等各種形式,大力發展北疆的農業生產,最終形成了東從巴里坤、西到伊犁、塔城的沿天山北麓新的農業生產地域,使農業生產逐漸成為了當地的支柱產業,為新疆社會經濟的更大發展打下了比較堅實基礎。
最後想說的是,清朝的“平準戰爭”,固然維護了祖國版圖的統一,但也讓準噶爾蒙古人付出了慘重且不可逆的代價。但是,倘若以帶有頌揚或咒罵等主觀色彩的語言,評判這一歷史事實,顯然是沒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