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球的農業都在擺脫對農民的依賴。不光是因為農業從業者越來越少了，更因為網際網路和現代技術正在重塑人類的生產生活，而農業也無可避免地身處變革之中。
前不久，國務院印發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對大力提升農業數字化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尤其聚焦傳統農業向數字化轉型。這雖然不是我國第一次提出將農業作為數字化的關鍵改革領域，卻揭開了新的重要序幕：未來5年，國內一定會有大量數字農業應用場景相繼出現。
上海作為全國數字化轉型走在前端的城市，既有領先的數字化技術供給，又有豐富的應用場景，能否在這一輪發展中，率先找到突破口？而數字化作為農業通往未來的答案，又會否成為唯一正確的答案？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以浦東新區為樣本，展開一番調查。
用好數字技術可以“一騎絕塵” ，但好的商業模式難覓
去年2月28日，70頭國內頂級的育種級種公豬乘坐特製專車，從位於浦東新區的上海祥欣畜禽養殖有限公司出發，歷經25小時長途跋涉，到達山西某公豬站。
這被稱為當地種豬引種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突破。因為育種級種公豬在選育優良種豬的“金字塔”體系中，一向處於“塔尖”地位，以往養殖公司是不會輕易讓它們“出場”的。而今，祥欣之所以可以把種豬送到全國各地，進一步擴大生豬產業規模，主要是得益於一套強大的數字化管理體系。
依託這套系統，祥欣可以在任何地方實現公豬採精、檢測、豬精製作、生產罐裝、包裝物流、銷售、結算售後的全流程、遠端數字化管理。工作人員坐在辦公室，可以對千里之外的豬舍環境進行實時監測，也可以將各地的生產狀態，銷售狀況彙總在後臺，實現“一屏觀天下”。
在祥欣辦公室，遠端可監控豬場裡每一頭豬的實時動態情況。
祥欣總經理韓雪峻告訴記者，公司的數字化佈局並非一蹴而就的。早在2013年，祥欣曾從美國引進865頭種豬。為了讓這批豬最大程度發揮效能，打破過去種豬“引進-退化-再引進-再退化”的高成本商業模式，祥欣決定和國外展開合作育種。
然而在當時，合作育種的成本非常高，國內絕大多數生豬養殖公司不願意支付這樣一筆合作費用。祥欣率先走出一步，並在和美國國家種豬登記協會合作過程中，見證了大資料的魅力。
“美國人的資料平臺非常龐大，有近2000萬種豬基因。我們每月支付的4萬美元合作費用，實際上就是為了對接人家的資料庫，幫助我們篩選具有更優遺傳效能的種豬。”韓雪峻說。
祥欣一邊學習，一邊成長。經過數年時間，祥欣的種源在美國國家種豬登記協會資料庫中的權重越來越高，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資料體系和運算邏輯，更培養出20餘位生豬領域的IT工程師。今年上半年，祥欣與浙大合作的、創新研發的育種軟體將上線，標誌著我國生豬育種行業進一步走向獨立自主。
豬精製品生產環節全流程智慧化。
可以說，是數字化幫助祥欣打了一個翻身仗。“但並不是所有的農業企業都這麼‘幸運’。”浦東新區農業農村委綜合處工作人員倪嘉寧告訴記者，根據她的觀察，絕大多數傳統農企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仍苦於找不到合適的商業模式。換言之，轉型究竟是“為轉而轉”還是可以“轉出生機”，還有待更多的實際探索。
農業數字化轉型成本不低，呼籲更多數字企業關注農業場景
去年，國內知名龍頭農企清美在浦東新區宣橋鎮腰路村打造了國內首個全智慧數字水稻種植示範區。示範區由人工智慧系統自主管理，採用一體化監測杆實時監測田間微氣象和水稻表型，再以5G技術實現高通量資料傳輸。
清美綠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農業總經理李立告訴記者，數字化管理後，稻田的生長過程就可以被全流程檢測。“人工智慧演算法還可以準確預測出病蟲害的發生強度和發展趨勢，以及每塊農田水稻的水分和氮素情況，從而幫助我們選擇最佳的灌溉、施肥方案。”此外，今後面對蟲害、氣候變化，乃至颱風、洪水等特大災害，也可以透過提前干預稻田的生長週期得以避險。
數字化水稻種植情境下，一臺電腦就能控制數百畝稻田的種植操作。
更重要的是，數字化技術讓農業所需的人工降到最低點，平均500畝稻田只需2位人工管養人員。不過李立也表示，農場數字化改造的成本並不低，尤其是要實現全面智慧管理。“如果要讓技術完全取代人工，成本很可能會是現在的數倍乃至十倍。”
而這樣的改變在現階段的許多合作社、家庭農場看來，既不現實，也非必要。倪嘉寧表示，近年來，在浦東推廣最有效的智慧化裝置是“水肥一體機”，除此以外，其他的數字方案還沒有得到普遍的接納，原因就在成本上。“如果某種數字化改造可以幫助老百姓大大節約人力，又不費錢，那麼推廣起來是相對容易的，反之就會困難很多。”
在合慶火龍果智慧示範基地，5G技術和感測技術幫助實現了大棚的全自動控制。透過土壤、溫溼度、水質等各種感測器的安裝，工作人員可以實時掌握大棚裡的資訊，從而決定下一步的操作。就連大棚的透明頂棚，也可以透過遠端系統一鍵開關。
不過，基地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大棚裡雖然有全自動設施，但更多時候，工作人員還是採取“半自動模式”。一來是因為監測和傳輸資料的感測器精度還不夠高，常常用個一年半載就需要除錯，或直接損壞了。二來感測器的安裝費用較高，光是土壤監測，就需要同時安裝監測氮、鉀以及各類重金屬的多個感測器。合慶火龍果智慧示範基地近20個大棚，僅有個別安裝了相應的感測裝置。
合慶火龍果基地透過安裝智慧裝置，實現種植的遠端控制。
數字化改造的價格和效能，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決定的。在浦東新區農業農村委綜合監管事務中心綜合監管科王笑看來，儘管上海的數字企業面廣量大，但普遍還是在為工業領域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真正聚焦農業應用場景的寥寥可數，相關的創新研發成果就更少了。
“我們呼籲更多數字企業可以關心農業發展，為上海乃至全國農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更低成本、更具推廣價值的支援性服務。”王笑表示，農業數字化服務方式的增加，也可以反過來影響農民生產方式的選擇，提高農民自主轉型的意願。
前不久，清美的“穴盤苗菜無人化應用場景”正式投入使用了。該技術可以實現綠葉菜生產無人化，從播種到採收，全部透過物聯網、大資料分析技術實現。而這項技術的提供者是位於上海楊浦區的農業科技公司國興農。“我們期待未來上海還能出現更多‘清美’和‘國興農’，使得產業升級走上一條良性迴圈之路。”王笑說。
穴盤苗菜無人化應用場景。
農業治理走進“大資料”時代，政策研判要有“數”可依
一個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頭部市場主體的帶動，更離不開全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然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針對農業行業的監管和市場引導都是存在困難的。一來是因為農村面廣，農業用地規模龐大，單靠人力管理力不從心；二來，農業“靠天吃飯”的特點長期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之中，似乎農業天然就是存在不確定性的。
數字化手段的出現，解決了很多行業的精細化管理問題，同樣也給農業發展帶來了更多“確定性”。
近年來，浦東新區農業農村委著重在農村集體“三資”管理、農村管理、農田管理、長江口禁捕等多個長期存在監管難點問題上佈局數字化治理，在治理效能上也有了立竿見影的變化。
在浦東新區“城市大腦”農業管理的大屏前，王笑對一條“違法捕撈”船隻進行了實時處置。長江口禁捕範圍涉及浦東的板塊約在800平方公里。過去，僅依靠漁政的3艘船隻進行巡查，很難防住違禁捕撈者。如今，透過開發相應的管理模組，並在海岸線上安裝鷹眼系統，只要有船隻在禁捕範圍內出現異常停留，都會第一時間得到系統的資料捕捉和研判。一旦判定某船隻“航速過低疑似違法捕撈”，工作人員就會在後臺收到推送，便於第一時間處置。
“監管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透過資料收集、分析過程，我們對全域的主體畫像有了清楚的認識，徹底摸清了底數，掌握了近年來一些政策傳導的實際效能。”王笑說。
以浦東的土壤情況為例，每個區域的酸鹼度如何，有機質含量如何，以往並不能完全掌握。透過前期大量的資料採集、歸集、分析，如今，大屏前可以隨時調取示意圖，究竟哪塊農用地的種植價值更高，哪塊農用地適合種植什麼作物，一目瞭然。
此外，透過對過去10年浦東種植情況的測算，也可以幫助決策者看清，不同品種種植和收益情況的變化，以及在國家相關補貼政策激勵下，不同經營模式、種植模式的結構變化，從而給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客觀的參考。
未來的農業發展必然是離不開數字化的。然而如何進一步用好數字化手段，則需要政府、市場、社會等各方的協同努力。
欄目主編：黃勇娣 文字編輯：杜晨薇
題圖內容：祥欣工作人員遠端觀察豬場餵養情況。 本文攝影：李茂君
來源：作者：杜晨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