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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七年（1062），夏主李諒祚請求宋帝以公主下嫁。宋仁宗沒有答應。宋英宗時，夏人時常擾邊，宋人以停止歲賜因應。神宗即位後，冊夏主李秉常為夏國王。治平四年（1067），種諤取綏州。西夏對宋的軍事武力逐漸失去優勢，對遼更加依賴。在遭受宋軍的軍事壓力時，夏人屢次向遼乞援。
神宗君臣積極經略西夏。熙寧三年（1070），夏人進攻，慶州之役因宋軍兵變而敗。元豐四年（1081），宋軍分五路大舉攻打西夏，在靈州以戰敗結束。次年，再度西進，又大敗於永樂城。雖然如此，神宗朝仍攻取了西夏的領土。在宋夏交戰期間，元豐五年（1082），夏人請遼調停。遼道宗命涿州以牒問宋人，說夏國遣使稱“南朝無名起兵討伐，不知事端”。宋神宗命雄州移牒涿州，指出夏主受宋封冊，但李秉常為其母梁氏之黨囚辱，卻引兵數萬侵犯邊疆，所以對夏用兵。遼人遂沒有繼續追究。
遼、北宋、西夏形勢圖。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元豐八年（1085），西夏主李秉常之母去世，宋人得到夏使的報告後，認為是和談的契機。保守的官僚建議改變拓邊政策，放棄所得的西夏土地。他們主張棄地的理由，除了取得的邊外地區難於防守，沒有價值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中國對夷狄應當以信義為重。雙方雖然於元祐四年（1089）達成和議，不過，夏人仍不放棄侵擾宋朝邊境，因此宋朝君臣再度採取了強硬的政策。
當宋夏衝突時，西夏依賴遼朝為外援，請遼調停。遼也會為了制衡宋朝而保護西夏。元祐七年（1092），宋人又對西夏用武，西夏國勢漸弱，乃向遼求援。遼朝透過涿州移牒雄州：“奉遼主旨，夏使告乞應援，緣南北兩朝通好年深，難便允從。委涿州牒雄州聞達南朝，相度施行。”宋朝的回牒把夏國侵犯宋邊境的情形告訴遼朝。次年正月，保安軍得到宥州移牒，西夏對宋請和：“本國準北朝札子，備載南朝聖旨，稱夏國如能悔過上表，亦許應接。今既北朝解和，又朝廷素許再上表章，欲遣詣闕。”宋廷雖已準西夏遣使，但因尚書左丞梁燾（1034—1097）批評此時遼人並沒有介入宋夏之爭，夏人不當引“北朝解和”之語，恐其中有詐，提議打聽清楚夏人有無誠意。朝廷便採納了梁燾的建議，令邊臣退換牒文：“夏國如果能悔過，遣使謝罪，可差人引伴赴闕。其辭引北朝非例，令經略使以意諭之。”
宋哲宗紹聖四年（遼道宗壽昌三年，1097），朝廷得到涿州給雄州的牒文，牒文中稱：“西夏本當朝建立，兩曾尚主。近累遣使奏告，被南朝侵奪地土，及於當朝側近要害處修城寨，顯有害和好。請追還兵馬，譭棄城寨，盡歸所侵地土。如尚稽延，當遣人別有所議。”眾臣驚訝於來牒的不客氣，章惇（1035—1106）則笑稱元豐時期也來過這種牒文，只一次而已。當時僅回一牒，對方後來再問，也不甚有力。檢查元豐時期的牒文和神宗當年草定的回牒，果然與章惇所說的相同。
元符二年（遼壽昌五年，1099），西夏再度要求遼介入或遣援軍。遼不願西夏被宋侵滅，遼道宗遣泛使到宋廷，勸宋朝不得侵略西夏。三月，遼泛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蕭德崇，副使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李儼見哲宗。蕭德崇對哲宗說，北朝皇帝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與休得，即甚好。”哲宗令大臣答覆：“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北朝遣使？”
宋哲宗。來源/網路
右正言鄒浩（1060—1111）認為，多年來遼人沒有遣泛使，今遣泛使來此，決非虛發，實在是大事，希望朝廷重視，召百官商議。朝廷不許。
遼使呈遞國書，歷數過去宋人屢次侵取，本該答應夏人的要求出兵援助，但念“遼之於宋也，情重祖孫；夏之於遼也，義隆甥舅”，所以信守誓約，遣使來談：
肇自祖宗開統，神聖貽謀，三朝通五世之歡，二國敦一家之睦。阜安萬宇，垂及百年。粵維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應允，事貴解和。蓋念遼之於宋也，情重祖孫；夏之於遼也，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宜一失於綏存？而況於彼慶曆、元豐中，曾有被聞，皆為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爾後移問稠重，諭言委細。已許令於應接，早復罷於侵爭。儻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則於信誓，諒系謀維。與其小不忍以窮兵，民罹困弊，曷若大為防而計國，世固和成。
除國書之外，遼使還拿出一卷文字（白札子）要館伴使蔡京接收，蔡京上奏後接收。白札子的內容為：“夏國差人告奏，與南宋歷年交和，忽於諸路齊發人馬，大行劫掠，今則深入近裡地分，及於朝廷邊界相近諸要害處，多修城壁，侵取不息。伏望計會南宋，卻令還復所奪疆土城寨，盡廢所修城壁。”接著引用過去西夏與宋爭戰，遼人介入的史實，要求宋人“子細詳究，早為指揮，勾退兵馬，及還復已侵過疆土城寨，用固祖宗信誓，不失兩朝久來歡好。右請館伴所聞達南朝”。
館伴所報告：“信使以白札子云：西人悔過謝罪，許以自新，則是全不幹北朝遣使之意，兼未見答‘休退兵馬，還復疆土’八字，往復久之，未肯收受。”宋君臣為答覆遼人的要求，在朝廷上展開討論。章惇和曾布的意見不同。最後遼使帶回的國書內容為：
載書藏府，和好於萬年；使節馳軺，達誠心於二國。既永均於休慼，宜共嫉於兇奸。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嘗預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涵容浸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事，築據要害，扼控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眾，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眾潰宵歸。更為詭誕之詞，往求拯救之力，狡譮之甚，於此可知。採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卻，乃煩曲為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聞。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休外御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詒謀，斯為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縟辭，有所未喻，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如永念於前徽，宜益敦於大信。相期固守，傳示無窮。矧彼夏人，自知困蹙，哀祈請命，屢叩邊關。已戒封疆之臣，審觀情偽之狀，儻或徒為空語，陰蓄奸謀，暫示柔伏之形，終懷窺伺之志，則決須討伐，雖議矜容，若出自至誠，深悔前罪，所言可信，聽命無違，即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載惟聰達，必亮悃悰，方屬清和，冀加葆嗇，續遣使人諮謝次。
宋廷回書拒絕遼使的要求，強調西夏本是宋朝的藩鎮、臣子，近年變詐狡猾，自取死傷。對於遼的調停，宋人希望夏人悔過，若悔過則會給予自新之路，且認為宋夏之爭，沒有違反宋遼的和約。國書之外，宋廷還對遼方提出的“文字”即白札子進行了詳細答覆。宋廷引興宗兩次伐夏皆告知宋人的史實，認為宋人有理由懲罰西夏：
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馳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自來兩朝歡好歲久，契義日深，在於相與之心，宜加於前日。今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詞幹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書意稍異。況所築城寨，並無與北朝邊界相近之處，即非有違兩朝信誓，必料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子細聞達。尋具進呈，奉旨，據夏人累年於當朝犯邊作過，理合討除。況今來止是驅逐備禦，於兩朝信誓及久來和好殊不相干。兼夏人近以事力困窮，累次叩關請命，且雲：國母喪亡，奸臣授首。欲遣使告哀謝罪。緣夏國久失臣節，未嘗開納。今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見令邊臣與之商量。又緣夏人前來，曾一面修貢，一面犯邊，慮彼當計窮力屈之時，暫為恭順以款我邊備，邊臣審察見得情偽。若依前狡詐，內蓄奸謀，俟後少蘇，復來作過，則理須捍禦，及行討伐。若果是出於至誠，服罪聽命，亦當相度應接，許以自新。
遼使在宋京城逗留三十七天。在交涉過程中，宋人對於遼使要求“抽退兵馬，還復疆土”八個字，堅持不肯答應。另外遼使提出加上“特免討伐”四字，宋廷也不許。
西夏倚仗遼的幫助，顯然西夏的存在可以牽制宋，這對遼來說是有利的。西夏若被宋吞併，則對宋遼兩國的勢力消長大有影響。四月，宋廷以朝散郎、中書舍人郭知章為回謝北朝國信使，東上門使、文州刺史曹誘為副使（後副使改遣宋深）。蕭德崇見郭知章，問：“南北兩朝通好已久，河西小國，蕞爾疆土，還之如何？”知章說：“夏人入寇，邊臣擇險要為城柵以守，常事也。”德崇又說：“禮數歲賜當且仍舊。”知章答：“夏國若恭順，修臣子禮，本朝自有恩恤，豈可豫知？但屢年犯邊，理當致討。本朝以北朝勸和之故，務敦大體為優容，今既罷問罪，令進誓表，即無可復問也。”
北宋末年，宋朝終於制夏成功。而西夏仍然依賴遼為外援。崇寧三年（遼天祚帝乾統四年，1104），夏主李乾順遣李造福、田若水向遼求援。遼乾統五年（1105），夏主再遣李造福等至遼廷求援，且求出兵伐宋。天祚帝遣樞密直學士高階禮等使宋，請宋朝歸還所侵夏地。十二月，夏國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宋遣林洙來議與夏約和。據《宋史》，崇寧四年（1105）四月，遼遣蕭良來，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五月，宋遣林攄報聘於遼。林攄出使，見《宋史》：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為請命。攄報聘，（蔡）京密使激怒之以啟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辯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為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攄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柵。攄答語復不巽，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汙以矢溲，使飢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覆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既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潁州。
林攄使遼還有一個插曲。遼人建碧室，如中國的明堂。接伴使出上聯：“白玉石天子建明堂。”林攄對：“口耳王聖人坐明堂。”遼使說：“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卻無口耳王。”林攄詞窮，罵人，幾乎辱命。遼大臣說：“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以牒告知宋廷，而宋人竟因林攄“罵虜”，不但沒有責罰，反而將其升為中書侍郎。
《遼史》又載乾統六年（1106）遣知北院樞密使事蕭得裡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據《遼史·牛溫舒傳》載：
（乾統）五年，夏為宋所攻，來請和解。溫舒與蕭得裡底使宋。方大燕，優人為道士裝，索土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藉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捲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
夏人再度利用遼，而遼則再一次抑制宋。遼對宋夏之間關係的干預，導致宋對夏難以採取更積極的政策。不過，終北宋一代，遼夏沒有聯合滅宋的企圖。
遼朝末年，西夏迫於金人的壓力，將逃亡至天德軍（治所在今內蒙古境內）的遼帝耶律延禧捕送給金帥完顏宗望。西夏向金稱臣。
南宋、西夏、金形勢圖。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南宋初年，宋金激烈交戰。宋臣主張聯西夏制金，但無結果。史載南宋於建炎二年（1128）遣謝亮（？—1136）、何洋持詔書使西夏，夏主對他們態度倨傲。次年，南宋政權最危急的時候，甚至願意對西夏的地位讓步，承認西夏為對等的政權。建炎三年（1129）七月，知樞密院事張浚（1097—1164）謀北伐，圖聯合西夏，建議朝廷遣使往西夏，帶去的國書兩封，“一如例程，一用敵國禮”，仍由謝亮前往，但不得要領。西夏對金政策矛盾，既向金稱臣，為金的藩屬；也時常侵佔金朝控制的土地。西夏與金朝既有榷場貿易，有時又會發生區域性戰爭。宋金和議後，金朝取得陝西，隔絕宋夏，因此宋人無法與西夏聯絡。金朝末年金夏之間連年戰爭，雙方都因戰爭而衰敝，予蒙古以可乘之機。
五代時期，高麗曾經謀求聯合五代各國攻打或牽制契丹，而五代諸國也試圖利用高麗牽制契丹。宋建國後，高麗派使臣至宋（962），獻方物，受宋封冊，已見前述，其後宋與高麗之間基本維持友好的關係。只是迫於遼的壓力，宋和高麗間的關係時斷時續。兩國間維持和好關係，是為了與遼金的勢力平衡。不過，宋與高麗與其說是互相援助，不如說相互利用。雍熙二年（985），宋太宗計劃再度對遼用兵，派遣韓國華為特使，約高麗與宋“迭相犄角，協比鄰國，同力蕩平”。高麗始而反對，繼而勉強同意，而實際上根本未動用兵力。其後遼經常對高麗用武力或透過外交施壓，避免兩面受敵。在對宋交涉取得利益後，遼立即通知高麗，誇張其成果，目的在於警告高麗，令其不得妄動。遼的這種行為，說明高麗在宋遼之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就高麗而言，聯宋制遼當然是理想的態勢，所以只要在宋遼的勢力此消彼長時衡量情勢，對遼或宋稱臣納貢，或對宋遼雙方都維持封貢關係即可。但是宋與高麗始終未能成立聯盟。
宋神宗採取聯高麗制遼的政策，對高麗的交涉值得一提。雙方交涉的執行機關分別是宋朝的高階地方官和高麗的禮賓省，而中間的書信來往則由雙方的民間人士擔任。神宗熙寧元年（1068），宋人黃慎將皇帝給湖南荊湖兩浙發運使羅拯的旨意轉告高麗，次年，高麗禮賓省移牒羅拯，準備朝貢。熙寧三年（1070），羅拯遣黃慎至高麗。黃慎出使回國後，移牒福建，請福建準備高麗使來貢。熙寧四年（1071），高麗使金悌奉表至宋進貢。換言之，移牒是宋與高麗展開外交關係的重要手段，在沒有遣使進貢的時候或沒有封貢關係的時期，兩國就用移牒的方式來互通訊息。明州是宋與高麗聯絡的重要聯絡點。元豐元年（高麗文宗三十二年，1078），明州教練使顧允恭帶著文牒至高麗，通報皇帝遣使通訊之意。宋朝建造了兩艘“神舟”，命名為“凌虛致遠安濟”和“靈飛順濟”，由國信使安燾、副使陳睦率領，浩浩蕩蕩航行到高麗。使者帶去的大批禮物，清單都見於《高麗史》。高麗王以高規格招待宋使，宋使貪得無厭，竟然請求高麗王不要招待得那麼好，可否把招待用的經費折算為銀兩送給他們，鬧了一個國際笑話。
宋神宗。來源/網路
高麗與宋貿易，宋商成為外交的管道。高麗一直希望從宋朝得到書籍，而宋朝也允許使人購買若干書籍。同時，宋人也想從高麗獲得中國自古以來佚失的典籍，如哲宗元祐六年（1091）高麗戶部尚書李資義回國，上奏謂宋帝命館伴所授高麗使所求書籍書目，包括逸書，見《高麗史》。神宗時即因高麗使入貢，諭進先秦古書。而高麗確實向宋廷進呈了若干異書。宋朝對高麗使節有些限制，元祐八年（1093）正月，詔：高麗國自先朝以來，累次陳乞《太平御覽》，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故不許。今又陳乞，宜依向來例，或別作一不許意降指揮。二月，高麗使請求買《冊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等書籍，禮部尚書蘇軾反對。他說高麗入貢，有害無益，朝廷及地方賜予迎勞費用甚大，而高麗使除為營利外，其實是為契丹所用。朝廷下詔：“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蘇軾又說：“《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系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古人有言，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今乃廢現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云佈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為穩便乎？”
不過，朝廷已經依過去之例，讓高麗使人買書，《冊府元龜》等書籍，並非“中國所秘”。蘇軾反對無效。
元符元年（遼道宗壽昌四年，1098）七月，高麗遣尹瓘、趙珪至宋告登位，進方物。至次年六月才回國。
元符三年（高麗肅宗六年，1100）五月，宋命明州牒報哲宗皇帝崩，皇弟端王趙佶立。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升高麗使為國信使，禮在夏國之上。在此之前，蘇轍已經指出宋對高麗過分優待，而高麗使可能“陰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他認為朝廷的外交應以遼夏為重，高麗的待遇不應高於遼夏。他比較都亭驛（招待遼使）、西驛（招待夏使）與同文館待高麗的“條約”，其中有關使節買東西的規定如下：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札子，如內有不繫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使下行並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說與。
西使條約
一、西人到關，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
二、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買，所收加臺納官。
高麗使條約
一、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值。
二、諸下節日聽二十人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壹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壹匹，並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人所往處狀。
比較之下，可見遼使買物須開單，由館伴辦理。夏使節不得出外買物，而高麗使則可以每天出外遊玩購物，並且有馬匹可乘。所以蘇轍說：“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對高麗使人這樣的優待，是因高麗從來對兩宋友好，宋人也想利用高麗，而遼夏被宋人視為敵人，所以宋人對契丹和夏人防範嚴格。
宣和四年（1122），宋持牒使姚喜等至高麗。次年，持牒使許立至高麗。又次年，明州移文高麗取索宋商。當宋聯金滅遼時，高麗王勸宋停止對兄弟之邦的軍事行動，甚至勸宋聯遼滅金，其目的在於扶持弱勢的遼來對付新的敵人金朝。
南宋時，高麗成為金朝的附庸國，南宋與高麗的外交不如北宋時積極。紹興五年（1135），高麗遣使帶文牒至宋。次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紹興八年（1138），宋商持明州牒至高麗。紹興三十二年（1162），宋明州牒報高麗採石之捷。隆興二年（1164）之後，宋與高麗外交關係斷絕。
總之，高麗在兩宋與遼金兩朝間，扮演著平衡兩大國之間關係的角色。因為高麗在文化上傾向宋，也利用宋來牽制遼金，所以遼金一直注意高麗的動向，以免高麗和宋結盟，造成遼或金兩面受敵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