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郭沫若，本是同一陣營的“戰友”，是那個年代著名的“左翼作家”。
可兩人一生中用的最多的“打招呼”的方式，卻是“筆墨相譏”，簡單來說，就是“互噴”。
郭沫若給魯迅扣“封建餘孽”的帽子，魯迅就說郭沫若是“才子+流氓”……
然而，在1936年魯迅去世之後，遠在日本的郭沫若卻寫下了一副輓聯，上聯是，“孔子之前無數孔子，孔子之後無一孔子”。下聯是，“魯迅之前一無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
郭沫若的這副輓聯，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大師輩出，所以叫：孔子之前無數孔子。但在秦漢兩代過後，孔子成聖、儒學獨尊，因此“孔子之後無一孔子”。
但魯迅就不一樣了，魯迅生活的年代，是腐敗落後、民生凋敝、餓殍遍野的“舊中國”。
而千千萬萬的中國百姓，很多還都是一種“麻木不仁”“吃人血饅頭”的狀態，魯迅先生是那個年代少有的“鬥士”！
他的鬥爭精神、革命精神，引領和啟發了同時代的許多仁人志士，直到今天，魯迅的精神也依然被追隨和稱頌。
所以說：魯迅之前無一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
由此可見，郭沫若對魯迅的人格是給予了極高的讚揚的。儘管他們生前鬧過許許多多的“不愉快”，但這依舊不影響魯迅的偉大，和魯迅先生在郭沫若心中的“偉大”。
至於原因，我們還需要更深地去挖掘魯迅與郭沫若之間到底都“罵了什麼”。
魯迅與郭沫若的“對罵”，始於1928年。
1928年，“文學革命”已經發展到了“革命文學”階段。（前者是從1917年開始的，一場“文學革命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是當時倡導“革命文學”的兩支主力軍。
郭沫若、成仿吾、田漢等人，在上海出版《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大力宣揚馬克思主義文學。
這時候的他們正是激情高漲、勇於追逐新生事物的時候，而魯迅卻更加理性與剋制，於是，兩方之間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矛
盾”。
以及，他們對魯迅的“攻擊”，其實有一部分是出於郭沫若的私心。
因為像郭沫若這樣的創造社青年晚了一步，沒能趕上“新文化運動”的高潮，等到他們想展露頭角的時候，“天下格局已定”。
思想上，《新青年》獨領風騷，文藝界，已是文學研究會的天下。
而才高氣傲的郭沫若卻認為舉目神州，“中國真沒有一部可讀的雜誌”，“《新青年》還差強人意，但都是一些普通的啟蒙文章”。
他暗諷文學研究會有“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
於是他和他的“戰友們”，決心跟“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打一場“筆仗”。
他們對魯迅的攻擊、否定，主要是認為魯迅“落伍了”“過時了”，不足以擔當起新時代賦予的文學使命，即領導不了“革命文學”。
通俗來說，就是郭沫若等人覺得魯迅“不夠左”。
例如，馮乃超在《藝術與社會生活》（1928年1月）說：“魯迅這位老生……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追悼沒落的情緒”“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
成仿吾的《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更是稱魯迅為“趣味文學”的“老人”，“暗示他有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我滿足，他所矜持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還給魯迅單獨造了個階級，叫“有閒階級”。
1928年8月，郭沫若在《創造月刊》發表了一篇名為《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的文章，他在文中說魯迅是“時代的落伍者”，是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
“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就是“二重反革命分子”，“不得志的法西斯蒂”。
他們把“五四”新文學當成是資產階級文學然後予以全盤否定，表現出了一種激進而不切實際的態度。
針對創造社和太陽社的無端攻擊，魯迅、茅盾等人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批評。
1929年5月，魯迅在燕京大學的演講《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中，無情地嘲笑了創作社的革命文學觀念與創作。
他說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這也禁、那也禁，“無產階級文學”，只不過是個“題目”罷了。
接著，他又批評郭沫若的作品《一隻手》，說其中的內容是革命者革命之後失去了一隻手，所餘的一隻還能與愛人握手，未免“失”的太巧……，說到底，《一隻手》還是個“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了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1932年8月，魯迅更是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直言郭沫若是“流氓+才子”。
這裡魯迅之所以給郭沫若加上了“流氓”的關鍵詞，與郭沫若的出身其實有一定的關係。
著名作家聞一多曾說過，讀書人在儒道之外，還有一個“匪氣”。
匪氣、流氓氣、痞子氣，“三氣”相通，它們都來自底層的江湖社會。
一般官宦之家出身的讀書人，是接觸不到這“三氣”。若是家道中落，破落士大夫家庭的孩子倒有可能染上“三氣”。
就比如破落官宦家庭成長起來的周氏兄弟，平時文質彬彬，一旦逼急了，也會露出“流氓”的一面，魯迅自己就很明顯。
但郭沫若跟他不同，郭的“流氓氣”是天生的。他的父系歷代經商，還販賣過鴉片。
這一遺傳基因使得郭沫若一生都帶商賈氣，有冒險賭博的膽魄，又有畏懼權力的怯弱，更有投機取巧的機敏。
雖然雙方的“罵戰”，常年不休。但在魯迅先生去世後，無論是郭沫若還是其他創造社的成員，都已被魯迅崇高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紛紛為其舉行哀悼。
畢竟，嘴上的“罵戰”，最終也只是停留在“嘴上”。
當時還在日本的郭沫若，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悼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
接著，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這兩篇悼文中都對魯迅以高度的評價，表達了他對魯迅的崇敬之情。
1936年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題寫了一副對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37年，郭沫若由日本回國，他先後寫了三首悼魯迅的詩，成為擁護魯迅的主將。
到了晚年，郭沫若甚至為自己曾以“杜荃”的筆名罵過魯迅而感到羞愧。
因此每當有朋友問他是否用過這個筆名的時候，他總是吞吞吐吐地說：
“我用過杜衡、易坎人……的筆名，杜荃我記不起來了”。
當然，無論是魯迅還是郭沫若，都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魯迅更是在歷來“作家排名”中穩居第一，這一點毫無爭議。
無論是從其作品的文學性、革命性、啟發性還是其他方面，魯迅都是近代文人中水平最高的，骨頭最硬的，是無可置疑的偉大思想家和革命家。
參考文獻：
《魯迅、郭沫若“筆墨相譏”史實再探》劉衛國
《魯迅為何罵郭沫若》許紀霖
《從一首無題詩談魯迅和郭沫若之關係》陳南先
《魯迅全集》第四卷
《魯迅全集》第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