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清明節，67歲的鐘南山院士站在父親鍾世藩的墓前，沉思良久，心裡問道：“父親，我要說出真相嗎？”鍾南山知道，如果換作是父親，他一定會說出真相。那年，非典肆虐，鍾南山揹負了極大的壓力，也遭到了許多的質疑。但在父親墓前的一番沉思，讓他做出了決定，真藥加上真話，中國才能度過這一劫。2003年4月10日，在中外記者雲集的新聞釋出會上，鍾南山選擇了說出真話。
鍾南山院士這種敢醫敢言的精神，正是源自父親鍾世藩的言傳身教。鍾南山出生在一個醫學世家，父親鍾世藩是著名兒科專家，曾任廣州中央醫院院長，世界衛生組織醫學顧問。母親廖月琴是廣東省腫瘤醫院的創始人之一。
鍾南山父親鍾世藩
1901年，人類剛剛步入20世紀，對於中國來說，卻是多災多難的一年。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在這年簽訂，清政府向列強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這一年也是新舊交替的一年，晚清名臣李鴻章去世，兩位開國元帥徐向前和陳毅在這一年出生。跟兩位元帥同齡的，還有被稱為“千古功臣”的張學良，跟這些大人物相比，鍾世藩的出生，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1901年，諾貝爾獎被首次頒發，德國人馮·貝林因為在血清療法和被動免疫上的研究，尤其是在對白喉治療的貢獻，被授予首枚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並被封為貴族。中國人獲得此項獎項，要等到114年後的屠呦呦。但在這一年，一個對中國做出傑出貢獻的醫生世家，開啟了篇章。
鍾世藩出生在福建廈門，打小就是個孤兒，跟著一位好心的叔父生活，叔侄倆的日子過得極為清貧。9歲那年，鍾世藩被迫離開廈門，被人帶到繁華的大上海，給一戶大戶人家做僕人。一個9歲的孩子，孤苦無依地在上海灘，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好在有貴人相助。事中藥生意的五叔父鍾廣文承擔全部學費，讓鍾世藩有了上學的機會。
1922年，21歲的鐘世藩他選擇到北京協和醫學院學醫。他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異常刻苦地學習，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協和醫科大學。協和醫科大學前身是英國倫敦會與英美其他五個教會合作開辦的協和醫學堂，後來被美國的洛克菲勒全資買下，開辦醫學本科，學制為八年制。
在那個動亂的年代，求學原本就不容易，要堅持學完八年更是尤為艱難。鍾世藩入學時，全班共有40人，但當他畢業時卻只有8個人了。1930年畢業後，鍾世藩又去往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留學，拿到了醫學博士學位。儘管當時國內一片混亂，而美國相比之下則是無比的安逸，但鍾世藩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回到國內，在北京協和醫院任兒科醫生，一直工作到1935年。
1935年7月，蔣介石賣國政府跟日本簽下《何梅協定》，整個河北的軍事、政治、經濟都處於日本的控制之下。鍾世藩離開北京協和醫院，南下擔任國民政府南京中央醫院兒科主任。然而僅僅過了兩年，日本侵略者開始了全面侵華，南京中央醫院一路西遷。鍾世藩在西遷過程中，先後擔任長沙臨時中央醫院兒科主任、內科副主任，兼任湘雅醫學院兒科教授，中央醫院貴陽分院院長、內科副主任。
1930年鍾世藩協和醫學院畢業照
在這期間，曾經給予鍾世藩巨大幫助的五叔鍾廣文日本人誘捕後殺害。鍾廣文住廈門局口街，經營豐美參行。盧溝橋事件後，積極宣傳抗日。廈門淪陷後，商行遷往鼓浪嶼。經常在商行裡談論國事，引起敵人注意，先拘捕商行夥計。1939年9月27日被拘留，囚禁數年而失蹤。傳聞被槍決，但找不到屍體所在。事蹟被收錄於民國《廈門市志》。
南京淪陷時，鍾南山剛剛滿一歲。鍾世藩帶領一家老小隨國民黨政府一路西遷，行程十分辛苦，顛沛流離，餐風露宿。1944年9月，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鍾世藩前往美國進修，一年後學成回國。
適逢1946年7月中央醫院貴陽分院遷至廣州，並改稱廣州中央醫院，鍾世藩應邀出任廣州中央醫院院長、兒科主任，兼嶺南大學醫學院兒科教授、柔濟醫院兒科主任，並開始定期組織小規模兒科學術交流活動，為廣東省兒科學術交流的肇始。由於戰爭，鍾世藩隨醫院經歷了多次遷址，但他從未放棄醫學事業，克服種種困難，維持中央醫院貴陽分院之完整，並因此於1947年獲國民政府頒發“功在國家”獎。1949年，鍾世藩受聘於世界衛生組織醫學顧問。
鍾世藩教授與同事合影 第二排左2為鍾世藩教授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國民黨中央衛生署高官王祖祥一夜3次登門，讓鍾世藩攜帶全家及醫院現金，連夜撤往臺灣，鍾世藩沒有答應：“我是中國人，我留在這裡。”他不但人沒去，還把13萬美元現金儲存了下來。廣州解放後，鍾世藩將醫院所有財物，都上交了當時的軍管會。如今廣東省人民醫院檔案室裡，還儲存著一份已經發黃的檔案——《1950年中央醫院財產移交清冊》。在這本410頁移交清冊裡，從醫療儀器到藥品，從一本書到一分錢，都寫得清清楚楚。
中央醫院被政府接管後，鍾世藩留院工作一段時間後卸任，仍擔任嶺南醫學院兒科教授及其下兩所附屬教學醫院——博濟醫院的兒科主任和柔濟醫院的兒科顧問。
1950年，鍾世藩擔任廣東省醫學會兒科學分會第一屆主任委員，後因種種影響，學會工作屢受干擾，曾被迫中止。自1953年開始，鍾世藩擔任廣州中山醫學院兒科教研室主任，負責所有附屬醫院的臨床教學工作。他將協和的“大查房”和嚴謹的治學作風移植至華南地區，建立起系統正規的兒科醫、教、研體系，培養出大批兒科人才，其中包括如沈皆平、吳梓樑、何慶蘭、廖清奎等多名有突出貢獻的兒科專家。
上世紀50年代，鍾世藩在全國率先創辦中山醫學院兒科病毒實驗室，科研奮戰的同時盡心盡責治病救人，下了班還給孩子看病，有的孩子太小，還要上門應診，家長們也不時帶著孩子到家裡求醫。鍾家人都看著他給孩子全面一套檢查程式做下來：喉嚨、甲狀腺、聽／敲心肺、摸肚子、查手腳活動……
20世紀70年代，廣州市圖書館，多了一位白髮老人，他每天最早到達，最晚離開，這個人就是鍾世藩。他天天在這裡查資料、做筆記。鍾世藩看到中國廣大基層醫院很難用到先進儀器，兒科門診還停留在原始的症狀、體徵問診上，所以就想寫一本書，把這輩子積攢下的經驗留下來，給大家提供一些參考。
當時，鍾世藩的視力已經不行了，他兩眼有複視，看東西重影，所以只能用手捂著一隻眼睛寫，累了就再換另一隻。後來視力實在不行了，他就把整個臉貼在桌面上。鍾南山見父親如此辛苦，非常心疼地說：“爸，你不要寫了吧！”鍾世藩有點生氣，回答說：“不寫幹什麼？等死嗎？”然後，他對鍾南山說了一句：“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如果能留下點什麼東西，那他才算沒有白活。”
1979年，鍾世藩將畢生所學編寫成書籍《兒科疾病鑑別診斷》，該書對臨床工作指導性強，曾六次重印。兒科醫生在當時無特殊器械檢查的條件下，根據臨床症狀和體徵，憑藉該書可快速查詢到相關疾病的診斷和鑑別診斷，使患兒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鍾南山看完父親的序言後，建議在序言中加上一句自己的語錄，有時候需要講點政治。鍾世藩堅決不加：“這是醫學著作，不是政治宣傳。對醫生而言，做好本職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這本書得到了1500元稿費，鍾世藩將其中的700元給了幫他抄書的溫醫生，自己又出錢買了40多本，送給親戚朋友。
鍾世藩是中山醫院的一級教授。現在中山醫院的老教授，很多都是他的學生。中山醫院老教授開的處方里，低於10元的有8萬多張。他們看病有一個習慣，能夠吃藥就不要打針，能夠打針就不要輸液，能夠用便宜藥就不要用貴藥。這樣的看病習慣，來自於鍾世藩的教導。
有學生曾問：“老師，什麼是醫德？”鍾世藩回答：“用藥簡單有效價廉安全，就是醫德。”鍾世藩從醫，用藥一直遵循“簡單有效、價廉安全”的原則。有一次，他給病人開藥方。病人一看，只有一分錢的藥，便責怪鍾世藩：“怎麼開這麼少？”鍾世藩笑著大聲回答：“夠了！”
在鍾世藩的主持和領導下，現代兒科學在華南地區發展壯大，成為全國兒科學三大重鎮之一，對華南乃至全國的兒科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鍾世藩持續工作了55年，直至1985年8月以85歲高齡因病退休。
1987年，鍾世藩的生命走到了盡頭。臨終前兩天，他還在跟兒子探討磁場是否對病毒毒性有作用。臨終前，他留給兒子的最後一句話是：“千萬不要開追悼會，不要浪費別人的時間。”
鍾南山從小跟著父親，從南京到貴州、廣州，鍾世藩總是忙到深夜，鍾南山眼裡的父親“幾乎不休息”。1950年代，中國很窮，科研條件非常有限，科研資金非常稀缺，為了研究乙型腦炎病毒，鍾世藩省吃儉用，用省下的錢買回三四百隻小白鼠，在家裡建起了實驗室。當時有個笑話，如果有人問：“鍾世藩的家在什麼地方？”馬上就有人答：“你聞到什麼地方老鼠味濃，那就是他家。”
這個小白鼠實驗室，給鍾世藩帶來了兩大收穫：首創了用胎鼠作為分離病毒的工具；讓兒子鍾南山喜歡上了醫學研究。
鍾南山天天幫父親喂老鼠，在父親的薰染下，他慢慢喜歡上了醫學，並把當醫生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1955年，19歲的鐘南山，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醫學院。但很多人不知道，直到35歲，鍾南山才真正開始治病救人。
1971年,鍾南山回到廣州，有一次父親問：“南山，你今年幾歲了？”鍾南山答:“35歲。”父親嘆了口氣：“哦，都35了，真可怕。”這句話激勵著鍾南山“把失去的時間找回來”。在當時的廣州四院工作的鐘南山，早出晚歸，一年寫下四大本醫療工作筆記，整整暴瘦24斤，但很快勝任了臨床工作。
在行醫過程中，鍾南山也始終銘記父親的教誨，醫者人命。1969年，鍾世藩與鍾南山父子二人，遇到一個生病的孩子，尿血很厲害。鍾南山一看，認為這是一個結核的病人。彼時，父親對他說：“你怎麼知道他得的是結核？”
這一問，把鍾南山給問住了。父親後來告訴他，尿血的原因可能是很多方面造成的，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結石，也有可能是結核。做任何事都要有證據，醫者人命，沒有十足的證據，不可輕下判斷。
1979年鍾南山啟程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兩年，他取得了六項重要成果，完成了七篇學術論文。1981年，他的導師弗裡蘭教授致信中國駐英大使館：“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曾經與許多國家的學者合作過，但我坦率地說，從未遇見一個學者，像鍾（南山）醫生這樣勤奮，合作得這樣好，這樣卓有成效。”
鍾世藩表揚鍾南山：“你用行動讓外國人明白了：中國人並非一無是處。”這是父親第一次表揚鍾南山。鍾南山的留學生活結束時，校方專門派人勸說鍾南山，請他留校工作。鍾南山說：“是祖國送我來的，祖國正需要我，我的事業在中國。”
在愛國上，從鍾廣文到鍾世藩，再到鍾南山，在這個家裡，一脈相承。“對自己祖國的熱愛，不僅出自血濃於水的感情，更源自對祖國深厚文化底蘊的理解和驕傲。”這是鍾南山在一篇文章中說過的一句話。
2003年清明節，鍾南山帶著家人給父親掃墓時，對兒子鍾惟德說：我們要堅持真理，要講真話，對得起病人。出生於1968年的鐘惟德，在祖父、父親的影響下，考入中山醫科大學，畢業後進入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工作，致力於泌尿系統腫瘤的早期診斷與治療。
這個醫學世家的傳承，還在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