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自然是知道,國民黨內部有共黨的人,但他這個人剛愎自用,習慣性的任人唯親,所以那些不沾親帶故,卻能得到他重視的人他往往都會一信到底。
他自認為將身邊的人看得很透徹,誰有反骨,誰是臥底,他都知道。可他是真的知道嗎?
事實上,很多事他蔣介石都不知道!
他身邊的速記員沈安娜、機要參軍的韓練成就是最直接的例子。除此外,曾經還遭到過懷疑和指認是“共諜”的作戰廳長郭汝瑰和作戰參謀劉斐,其實都是我方潛伏到國民黨陣營中的紅色特工。
只是蔣介石他過於自信了,總認為他看中的人不會錯,所以即便是郭汝瑰和劉斐為了穩固獲得蔣氏更多信任,紛紛都在對方開始被國民黨高層懷疑時,互相各種抓對方小辮子指認對方是共諜時,蔣介石全然不信。
故而當兩大心腹為了“自證清白”吵得不可開交時,蔣介石還當起了和事佬,無奈地說道:
“你們都對,是我錯了!高層中可不能起內訌,否則會軍心不穩……”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這不是郭汝瑰和劉斐的計謀,抓對小辮兒,想要對方當替死鬼都是真心的,因為我方為了保證隱蔽戰線上的英雄們,彼此間採取的都是單線聯絡,所以他們壓根不知清楚對方其實是自己人。
郭汝瑰,1907年出生在了四川銅梁縣(今重慶銅梁)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門第家庭,祖輩上不少人都是被載入過史冊的人。郭汝瑰出生時,家族雖已落魄,但文化底蘊猶在。考黃埔軍校、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回國後又考中國陸軍大學……他都是一舉中第。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郭汝瑰正在成都讀中學,受老師鬍子霖影響,對社會主義有了好感。故而在進步學潮的高漲下,開始參加各種反封建活動,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進步人士。於1928年5月,得共產黨支部負責人袁鏡銘介紹入黨。
不過郭汝瑰的革命之路充滿坎坷,走了十多年的彎路,直到解放戰爭期間才與中共建立起了聯絡。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時,郭汝瑰正值黃埔軍校畢業之際,訊息傳到武漢後,他不顧自身安危到處發表演講、寫文章,怒斥蔣介石的背叛革命的行為。表現出紅色情懷的同時,也被蔣介石一方盯上。
而後不久,武漢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統一戰線,郭汝瑰和中共聯絡人吳玉章失去了聯絡,只得留在堂哥郭汝棟部中,於1930年被郭汝棟送到日本。此行名義上是讀書,實則是為了避難。此舉是無奈之舉,雖然得幸避開了蔣氏的目光,也為往後打入國民黨內部奠定了基礎,但卻也令他和黨組織斷了聯絡十多年之久。
次年,侵華戰爭打響,留學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學子們心中怒火難消,退學潮一波接著一波。日本陸軍很是無奈,見請中國大使館派人相勸也無濟於事後,開始威脅學生:
“退學可以,退了就不能再回來!”
“亡國奴才再回來!”
見狀,郭汝瑰同眾多學子一起高喊了這句話後成為了首批“被退學”的留日學生,於1931年底回了上海。隨後學生們推選了4名代表考中國陸軍大學,郭汝瑰是其一,雖然中間有些小插曲,但他順利入學了,還因成績優異、見解獨到得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楊傑的賞識。
不過由於他畢業後不願到國民黨軍隊任職,不想聽命於蔣介石而被冠以了“反共”幫兇。所幸楊傑是真心器重郭汝瑰,便推薦他進陸大研究院深造。
1936年雙十二事變爆發,蔣介石無法再堅持“攘外先安內”的決策,同意了兩黨合作抗日,拉開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序幕。至此,郭汝槐才願意加入到國民黨部下,後經陸大同學推薦到了陳誠的部中擔任參謀長。
次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全面打響。郭汝瑰所在的第14師本要去華北參戰的,但轉戰途中上海突然遇襲,於是轉至淞滬前線抗日。等到14師抵達時,城內的國民黨軍已經被打得潰不成軍,消極狀態盡顯。但是郭汝瑰的到來竟然改變了軍中現狀,2個月的堅守,直接打出了郭汝瑰的名聲。
南北塘口一戰,14師42旅旅長心有怯意,指揮起來優柔寡斷,郭汝瑰臨危受命任代理旅長。地面上有日軍的強攻,天上還有日軍數十架飛機狂轟濫炸,陣地危機重重,是郭汝瑰帶頭寫下遺書,做好了為國捐軀的準備,在每次下級上報“頂不住”時,不顧自身安危衝出掩體親臨督戰。
7天7夜的堅守,縱然八千餘42旅戰士只剩下了2000多人,陣地仍然在。
郭汝瑰一戰成名得陳誠賞識,並被任命為54軍參謀長,而後轉戰多地,多次以弱制強盡顯軍事才能,被更多國民黨高層看見,然後一步步也成為了高層人物。再加上他曾就讀於黃埔軍校,和陸大畢業生的身份,蔣介石也自以為撿了塊寶,直接就將其任命為中將兵團司令。
對於職位的提升,郭汝瑰沒有理由拒絕,因為他的職位越高,就能為抗日做更多事情。所以,他加入國民黨只是為了大局著想的權宜之計,他暗地裡也在嘗試和中共聯絡。
皇天不負有心人!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遇見了曾經黃埔軍校的同班同學任逖猷。任逖猷早在與他一起到郭汝棟部工作前,就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所以彼此曾經既有同學情誼,又有革命情誼在。於是他二話沒話,就把對方拉到一偏僻處詢問,他是否還有“關係”在。
雖然不管郭汝瑰如何強調他不會害他,任逖猷都說自己沒“關係”,但他表示可以幫忙找自己的堂弟任廉儒問問。不久後,任廉儒來找了他。儘管任廉儒始終閃爍其詞,不曾對他表達出的想要去延安的想法表過態,甚至還警告他“不可多事”,但事後他如實將郭汝瑰的情況上報給了董必武。
奉董必武之命,任廉儒對郭汝瑰進行了考察,在透過他獲得了一些重要軍事情報後,安排了他和董必武見面。迴歸黨組織,郭汝瑰已經等了十餘年,於是兩人一見面,他就表達了想要恢復自己中共黨員身份的想法。
不過董必武沒有當場答應,只讓他繼續為我黨傳遞情報,有事與任廉儒單線聯絡即可。
雖然結果不令人他如意,但他無怨言,往後一直“盡心盡力”地在國民黨內部搞事業,還一年三遷升被陳誠提攜為了國防部第三作戰廳廳長,直接與杜聿明平起平坐。杜聿明還因此開始看不慣郭汝瑰,還拿他不貪汙的淳樸作風說事,直言這完全就是共產黨的作風。
或許這話只是杜聿明不滿郭汝瑰能與他平起平坐,故意說出來的氣話,但話傳到蔣介石耳邊後確實把蔣介石給惹得夠嗆。因為這話不就是在說蔣介石,他領導的國民黨個個都是貪汙分子,酒囊飯袋嗎?
但其實,收到升職命令後的郭汝瑰並未覺得開心。自己的位置越高,就意味著他要參與到對付共產黨的任務中。於是他再一次請求任廉儒轉告董必武,希望可以讓他回延安,不過還是遭到了拒絕。
董必武覺得他這個位置很重要,並且局勢已經至此,我黨再安插人打入國民黨內部不僅需要時間,也很難滲透到他這個高度去。就這樣,郭汝瑰留了下來。
為了不被懷疑,每次為了對付共產黨的會議郭汝瑰都會參加,提意見、制定計劃表現得很是積極。但令國民黨不解的是,那麼多精明的計劃幾乎就沒有幾個按照他們所 部署的那樣發展。因為這些計劃也都一個不落的,透過任廉儒出現在了共產黨高層的會議桌上。
國民黨很不解,為何自四平之戰開始,軍隊就連吃白果,幾乎失掉整個東北的控制權。為此蔣介石心急如焚,特意在徐州設立了總司令部,司令部內經常挑燈夜戰,只為期待下一次扭轉戰局,可偏偏仍然一敗再敗。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戰役(國民黨稱徐蚌會戰)打響。開打之前,蔣軍仍然制定了自認為很嚴密的計劃,可令其很不解的是,解放軍就像有著千里眼、順風耳一樣,總能將他們的動靜打探的明明白白。
“擺明了就是國民黨內有共諜”,各個高層都抱有了這樣的想法,但就是摸不清到底誰是。
徐州前線,國民黨軍屢戰屢敗,然而知曉作戰計劃的人不多,於是國防部第一廳廳長劉斐也成了更多人懷疑的物件,只是奈何他備受蔣介石重視,大家都不敢挑明。而郭汝槐被懷疑,仍然與之前杜聿明那句“他不貪”有著直接關係。
兩人都不知對方身份,一心只想著找“替罪羊”洗脫自己的嫌疑,便總是不對付,各種抓對方不是,力求“做實”對方的共諜身份。不過兩位都是心細非常縝密的優秀紅色特工,所以無論他們怎麼攪亂,也沒能讓國民黨高層找到任何確鑿證據。
所謂手心手背都是肉,見著兩個寵臣互相猜疑,優柔寡斷的蔣介石拿不定主意,直接被耍得團團轉。有一次兩人又在他面前吵得不可開交,蔣介石為了穩住局面,只能說他們都對,錯的是他!然後表示如今戰爭到了關鍵時刻,軍中高層可萬萬不能再亂了,必須同心協力。
就這樣,劉斐和郭汝瑰得到了蔣介石更多的信任。
三大戰役結束後,蔣軍數百萬精銳已經喪失殆盡,郭汝瑰擔憂蔣介石作戰失敗後,會歸罪於自己,便向組織提出想要主動引咎辭職,並回到解放區的願望。但組織認為他此時回到解放區意義不大,因為就局勢而言,預計等到解放軍渡江後,還會迎來一場惡戰,所以組織希望他不如等到屆時爭取一支起義部隊,助力解放軍。
雖然冒險,但郭汝瑰聽黨指揮。等到解放軍自湘西入川時,他在宜賓按照與任廉儒之前商定的計劃,直接帶著自己的72軍原地起義,打破了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計劃。
要知道,這72軍可是蔣介石聽從了顧祝同的保薦後,親自交給郭汝瑰手中的。當解放軍進入湘西后開始為入川做準備,蔣介石飛抵重慶時,他還親自召見了郭汝瑰,向他詢問軍隊部署的情況。
所以,當退至臺灣的蔣介石得知了此戰真相不是失敗,而是郭汝瑰“叛變”後,氣得捶胸頓足,連聲大罵。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郭汝瑰一開始就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從始至終都是中國共產黨的追隨者。
更為恐怖的是,國民黨內部多的是他不曾知道的紅色特工,將一個又一個絕密情報傳遞出來。所以,蔣介石才發出“天下誰人不通共”地感嘆!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郭汝瑰在解放戰爭期間就與我黨恢復了聯絡,在隱蔽戰線上功不可沒,建國後也一直為祖國發展而效力,但他的身份一直沒有被公開。
其待遇只是按照投誠將官發放,重新入黨更是一直在改革開放後才得以實現。他的身份也是在這之後,透過回憶錄的出版才被更多人熟知。
所以,杜聿明對於郭汝瑰到底是叛變還是臥底一事,也一直存在疑問於心中。1981年5月,杜聿明因腎衰竭身體狀況一日不如一日,彌留之際郭汝瑰到北京去看望他時,他還向郭汝瑰說出了疑問。
不過,郭汝瑰並未解開這個困擾了杜聿明幾十年的疑問,只是淡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