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一次新生座談會上，一名學生向中國科學院院士、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王德滋訴說心中的困惑：“現在社會上認為地質是冷門，沒有發展前途……”
“判斷一個學科的冷和熱，要看這個學科與國計民生的關係如何，而不是光憑主觀臆斷。既然讀了地質學科，應該以學習地質為榮，以國家需求為導向，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王德滋語重心長地說道。
從矢志科學報國的青年學子到我國著名岩石學家，王德滋首次提出“次火山花崗岩”這一理念，率先在國內發現S型火山岩……在外界認為的“冷板凳”上，他一坐就是70多年。
“我對地質科學的熱愛，終身不渝。”王德滋說。
一片丹心圖報國
1949年年初，當時國立中央大學的中共黨總支委員會決定，要從“新民主主義青年社”裡吸收一批優秀的年輕學生成為後備軍，正在國立中央大學就讀的王德滋經過層層考察，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
2021年，94歲高齡的王德滋院士作出了一個深思已久的決定：掏出了一百萬元個人積蓄，設立“滋蘭獎學金”，用於獎勵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品學兼優、熱愛地學事業的優秀學生。
王德滋對地質的熱愛，始於孩提時期。上小學時，學校租了幾艘木船組織高年級學生遊覽長江，那是王德滋第一次看到長江。
“那天，江風雖然透著涼意，但湛藍的天空，白雲朵朵，長江上帆影點點，真的美極了。我的心一下子豁然開朗起來。我當時就想：長大以後，我要像徐霞客那樣，做一名地理學家，暢遊祖國的大好河山。”這是王德滋對地質學最朦朧的情懷。
上高中時，王德滋瞭解到我國地質學的奠基人之一丁文江的事蹟。1936年，丁文江在湖南調查煤礦時不幸因煤氣中毒去世，年僅49歲。丁先生留洋前寫下的豪言壯志“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處處是青山”，令王德滋讀來熱血沸騰。
從那時起，王德滋就有了自己的理想：“要像丁文江一樣，做一名出色的地質工作者。”
1946年夏，國立中央大學復員後重啟招生，江浙滬地區一下湧來3萬多人報考。但學校僅錄取500人，平均60人中才錄取1名，競爭異常激烈。最後，王德滋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國立中央大學地質系，圓了自己兒時的夢想。
1947年，儘管還是初離家鄉的大一學生，王德滋跟隨高年級學生參加了“五二〇”學生運動，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為口號上街遊行，向國民政府請願，卻遭到了暴力鎮壓。國民黨的憲兵、警察用高壓水龍頭衝擊遊行隊伍、手持鐵棍猛打學生，當場就有100多人受傷、20多人被捕。面對反動勢力的威脅，王德滋和同學們毫無懼色，與阻擋遊行隊伍的國民黨騎兵對峙。
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學生運動猶如燎原之火，從南京迅速席捲全國，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聲援與支援。“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誤讀書。”國民黨的暴行更加堅定了王德滋追求進步的信念。
於是，王德滋如飢似渴地學習地質科學知識，在認真學習之餘，他加入了一個名叫“自然科學社”的進步社團，之後又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社”。
1949年年初，當時國立中央大學的中共黨總支委員會決定，要從“新民主主義青年社”裡吸收一批優秀的年輕學生成為後備軍，正在國立中央大學就讀的王德滋經過層層考察，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在國民黨老虎橋“江蘇第一監獄”旁的一所民居中，王德滋負責進步刊物《南京學聯》的編印工作，冒著生命危險，傳播進步言論。
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中共南京地下黨的組織領導下，王德滋積極參加“應變、護校、迎解放”鬥爭，和師生們一起粉碎了國民黨政府遷校的圖謀，迎來了南京大學新生的朝陽。
三尺講臺育新人
王德滋給自己定了三個目標：一是要脫稿講課，不“照本宣科”；二是要抓準重點，講深講透；三是要敢於面向學生，不要面朝黑板。
1950年，大學畢業的王德滋留校任教。彼時的中國，百廢待興。為了快速培養國家急需的建設人才，南京大學地質系在1952年開設專科，設定礦產普查與勘探和水文地質與工程地質兩個專科專業，一年招四百人，為國家快速培養技術技能人才。一時間，比原先多數十倍的學生需要開設岩石學課程，教學壓力倍增。
當時還是助教的王德滋，接到了教授岩石學課程的任務，“我只好硬著頭皮上了。我晚上備課、認真寫講稿、關起門來試講，一次不行就再來一次。”王德滋給自己定了三個目標：一是要脫稿講課，不“照本宣科”；二是要抓準重點，講深講透；三是要敢於面向學生，不要面朝黑板。
“王老師非常注重講課的藝術和技巧，善於運用啟發式、討論式等教學方式而不是單純的灌輸，從而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幾十年前的課堂情境，還時常在王德滋的學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劉德良的腦海中浮現。
教好岩石課，實驗與講課同樣重要。然而，當時學習條件有限，偏光顯微鏡數量太少，上實驗課時，5名學生合用一架顯微鏡，每人只能分到24分鐘。於是，實驗室晚上照常開放，每個燈火通明的夜晚，都能看到王德滋輔導學生做實驗的身影。
白天講課，晚上輔導，學生們被王德滋的敬業精神所感動，專門寫了一篇報道，刊登在《南京大學校報》上，題目是《深受學生愛戴的王德滋助教》。回憶起這件事，王德滋感到莫大的欣慰，對一名老師的最大肯定，莫過於站穩了講臺。
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南京大學地質係為國家培育了一大批基礎紮實、實地工作能力強的地質技術人才，他們大多成為了我國地質行業的骨幹與專家，成為了支撐中國地球科學發展的中流砥柱。
1963年，王德滋從系裡調到學校工作後，擔任了南京大學副教務長、南京大學副校長等重要職務，即使工作繁忙，他仍然會抽時間到地質係指導學生，為學生們授課、作學術講座，指導他們的野外與實驗室研究工作。
當時，除了人才的缺乏，適合中國學生的大學教材也是亟須填補的缺口。王德滋除承擔課程教學任務與行政工作之外，還編寫了《晶體光學》《光性礦物學》等教材，於20世紀60年代初出版。其中，《光性礦物學》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第一本自己編著的系統介紹造岩礦物光性特徵的教材，被全國高校地質學科廣泛使用，直到20世紀80年代，該書早已脫銷，之後的學生只能使用影印版本。
2006年，王德滋偶然發現1974年再版的《光性礦物學（第二版）》仍被學校自行翻印，由於年代久遠，字跡逐漸模糊，部分內容也需更新豐富，已經80歲高齡的王德滋在另一位同事的協助下，修訂出版了《光性礦物學（第三版）》。
王德滋一直對青年人關懷備至。劉德良獨自在蘇魯兩省邊界尋找國家緊缺的金剛石和金紅石礦時，王德滋在未通公共汽車的情況下，從縣城出發步行數十里看望他，坐在昏暗的小油燈下，聆聽劉德良的工作彙報。
他堅持讓學生獨立調查，希望能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吃苦耐勞的能力，卻又常常放心不下學生的安全，這樣潤物細無聲的愛護，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學生。
每當新生進入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王德滋總會以自己的人生經歷勉勵青年學子開啟地球科學研究之路，並常常鼓勵他們要多一些理想，多一些對科學的熱愛，多一些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堅守初心攀高峰
“野外地質調查要少走回頭路。”這是王德滋經常教導學生的一句話。在他看來，野外工作一定要腦勤、眼勤、腿勤、手勤、口勤，儘可能多地做實地調查。
一塊普通的岩石，往往蘊藏著地球數十億年的秘密。一代代地質工作者用腳步丈量大地，揭秘地殼運動的歷史。
1956年，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儘管黨政工作和教學任務都相當繁重，王德滋仍抓緊點滴時間，見縫插針地進行科研工作。
“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丁文江生前的這句話是王德滋的人生格言，也是他一生從事地質研究的行動指南。
南京和鎮江之間有一條東西向的寧鎮山脈，是中國地質調查最早的發祥地之一，但煌斑岩研究是其薄弱環節。王德滋就瞄準了這一薄弱環節開展科學研究。
野外工作充滿著艱辛與孤寂。清晨，他揹著行李箱，帶上簡易的乾糧，從南京乘最早的一班慢車到達山區，一個人翻山越嶺，觀察、採集標本、畫圖。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後，他再揹著幾十斤的石頭標本乘最晚的一班慢車返回學校。
就這樣，來來回回了十幾趟，再加上室內的實驗工作，王德滋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江蘇高資下蜀煌斑岩的研究》於1957年發表，填補了煌斑岩的研究空白。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南京大學有5項享譽海內外的科研成果，被譽為南京大學的“五朵金花”，其中之一就是“華南花崗岩及其成礦關係的研究”。
1957年，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徐克勤等人在華南考察花崗岩與鎢礦時，發現了兩個形成已有4億年的加里東期花崗岩體。傳統觀點認為，華南僅存在距今1億年左右的燕山期花崗岩，這一發現在地質界掀起軒然大波，遭到許多人的反對。
於是，徐克勤派王德滋等人前往江西南部開展了長達4個月的野外研究工作，從採集標本、測量實測剖面到繪製素描圖、用偏光顯微鏡觀察薄片。最終，研究結果證明，被反對者們武斷認為的“花崗斑岩”，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花崗質碎屑岩”。1966年，該專案成果被高等教育部列為新中國成立後重大科研成果，1980年，又被中國地質學會評選為我國重大地質成果，囊括了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等獎項。
之後，王德滋透過數十年的研究，不斷將花崗岩研究推進至更深層次，並將花崗岩與火山岩的研究相結合，取得重大成果與進展。
1980年，王德滋和團隊在浙江莫干山考察時，發現莫干山的山麓為花崗岩，山頂卻為流紋岩。為了弄清它們的關係，考察團隊就手拿地質錘，從山腳不間斷地敲打上去，一個“露頭”都不放過，就是沒找到兩種岩石的接觸界限，而是逐漸地過渡。
這次的考察使王德滋意識到，花崗岩與流紋岩之間存在“血緣關係”，花崗岩是火山岩的“根”，它們是一個整體，屬於同一個岩漿系統，從而提出“次火山花崗岩”新理念，結束了學術界長期以來將火山岩和花崗岩人為割裂的傾向。
“野外地質調查要少走回頭路。”這是王德滋經常教導學生的一句話。在他看來，野外工作一定要腦勤、眼勤、腿勤、手勤、口勤，儘可能多地做實地調查。“書本上的知識是前人從野外和室內總結得來的，你們既要從書本學知識，更要向大自然索取知識，從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原創性的研究最可貴。”王德滋說。
王德滋團隊還在江西首次發現並確定S型火山岩在我國的存在、證實我國多地區大面積橄欖安粗巖與金礦密切關係等，極大地豐富了花崗岩與火山岩相關理論，推動中國岩石學研究邁上新臺階。
“科學研究必須突出重點，咬定青山不放鬆。要組織好科研團隊，既有領軍者，也有傳承人，使科研特色能夠長期繼承和發揚。”王德滋表示。
對科研，王德滋一直主張學科交叉，他曾在給學生劉德良的信中寫道：“搞變質岩不能走純岩石學的路子，一方面要聯絡區域地質，另一方面還要從物理化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在他看來，學科交叉，不僅有利於解決複雜的科學問題，而且是新學科生長的必由之路。
醉心科普惠大眾
“我是一名地質工作者，應該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回報社會，積極從事科普教育，這是我應盡之責。”
儘管王德滋在地質學研究中一直精益求精，攻破了諸多科研難題，他卻從不認為這門科學是束之高閣的。
進入21世紀，年過八旬的王德滋決定開闢人生的新戰場——從事科普工作。
“我是一名地質工作者，應該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回報社會，積極從事科普教育，這是我應盡之責。”在他看來，資源、環境和災害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但人們對地球科學的知識卻知之甚少。
王德滋常常進入社群，與社群居民、中小學生互動。開展科普講座能用自己的知識回報社會，對於王德滋來說是一大樂事。
他先後作了多場題為《自然、資源與人》的科普講座，向大眾生動形象地闡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提高了人們珍惜資源、保護環境、減災防災的自覺性。他還會針對熱點問題進行講解，比如汶川大地震的發生機制，冰島火山噴發是怎樣發生的，地震、海嘯與板塊運動有什麼樣的關係等。
給孩子們科普時，他愛打比方：“地球就像一個大桃子，最裡面的桃核可以看作是‘地核’，中間厚厚的果肉相當於‘地幔’，最外面薄薄的桃皮就像是‘地殼’……”孩子們聽了，都樂了。他常跟孩子們回憶自己“上天、入地、下海”的求學時光與科研生涯，為孩子們答疑解惑，鼓勵他們長大後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為了幫助公眾提高“賞石”水平，王德滋開設了《中國觀賞石》科普講座，從地質學與藝術融合的角度向公眾科普。他還主編了《遠古的奇觀——南京雨花石》和《遠古的遺蹟——南京國家地質公園》等科普書。編寫這些書給“外行”看，他想傳遞的是：“地質學是有趣的。”
科普之餘，王德滋仍然堅持野外調查。2003年9月，南京市委組織部與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聯合組織在寧中國科學院院士，到浦口、六合、棲霞、建鄴幾個區考察。一路上，王德滋心痛地看到，由於受眼前利益驅使，人們肆意開山採石，南京的地質遺蹟遭受嚴重破壞。
“要知道，地質遺蹟可是大自然留給我們的‘寶貝’啊，一旦破壞，就不可能再生，損失不可估量！”經過深入調研，王德滋聯合在寧的8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書江蘇省委緊急呼籲“停止開山採石，保護地質遺蹟”。江蘇省委對院士們的集體建議高度重視，迅速採取果斷措施，使南京寶貴的地質遺蹟得以儲存。
他還先後多次參加沿江考察、“浦口”生態考察和地質遺蹟保護工作，為環境保護奔走呼號，催生了南京沿江風光帶、浦口生態示範區以及湯山—方山國家地質公園等的建設。
……
“人，青山踏遍志未殘，熱血沸，為霞尚滿天。”這句王德滋學生的贈詩，正是他科學人生的精彩寫照。（焦以璇 ）
來源：中國教育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