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手們吹起衝鋒號，所有武器一齊開火，槍炮聲、喊殺聲，霎聲間震動山谷。二連擔任突擊隊，二十二位英雄拿著衝鋒槍、短槍，揹著馬刀，帶著手榴彈，冒著敵人密集的槍彈，攀著鐵鏈向對岸衝去······”

這是小學課本里《飛奪瀘定橋》課文中，關於1935年紅軍戰士奪取瀘定橋過程的描寫，22名紅軍戰士在碗口粗的鐵索上，英勇地向著對岸的敵軍一往無前發起進攻的英姿，銘刻在了每一箇中國人的心中。

作為長征路上的一大經典戰例，飛奪瀘定橋也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筆。

然而，雖然黨史和軍史上都記載了這一重大事蹟，在那個戰火連天的歲月裡，這22名冒著極大的危險，率先衝上瀘定橋幫著紅軍開路的英雄，卻大多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飛奪瀘定橋之後就“銷聲匿跡”了。

飛奪瀘定橋

英雄不應該被埋沒，為了查清這22名勇士的真實身份，很多人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誰也沒有想到的是，一直到40年後的1975年，人們才從河北發現了一條關於奪橋勇士的線索······

72年後的絕處逢生

1935年紅軍渡過金沙江後，毛主席提出：中央紅軍應該繼續向前，渡過大渡河之後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共同北上抗日。然而，此時蔣介石也預判到了中央紅軍的行動路線，親自飛往昆明部署封鎖行動，妄圖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將紅軍徹底“消滅掉”。

毛主席

5月24日，紅軍的先遣部隊順利抵達大渡河安順場渡口，結果因為國民黨提前將渡口的船隻搜刮走了，他們只找到了3艘小船。然而，紅軍總人數有兩萬餘人，而國民黨的追兵距離安順場也沒有幾天的路程了。很明顯，這三艘船是無法在短時間內將多達2萬的紅軍運過去的。

當蔣介石知道此事後大喜過望，瘋狂叫囂：“讓朱毛成為石達開第二，大渡河是紅軍的覆滅之地！”

原來，72年前的1863年，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率領3萬軍隊轉戰安順場時，因為沒有及時渡過大渡河，被清軍追兵圍堵，全軍覆沒。

看著前面波濤洶湧的大渡河，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不禁犯了愁，如今紅軍遇到的局面和72年前石達開遇到的局面十分的相似，難道72年前的悲劇，將會在這一刻重新上演嗎？

劉伯承

很快，中央紅軍主力部隊也來到了此地。毛主席、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四人爬上了當年太平軍最後覆滅之地——營盤山登高望遠，在一座殘碑之下，一直在研究地圖的毛主席，找到了一條絕處求生之路，他指著地圖上的一個點對劉伯承說道：“我們還有一拼的，可以走瀘定橋嘛！”

劉伯承認為，毛主席這個提議想要實現很困難，此地距離瀘定橋三四百里，敵軍距離我軍已經很近了，時間上太趕，遠水難解近渴。

毛主席大手一揮，表示事已至此，別無他法，我們只能一博！之後，毛主席下達了分兵渡河的命令。要求劉伯承、聶榮臻率領右縱隊從安順場渡河，之後沿著東岸一路北上，黃開湘、楊成武率領的紅四團為左縱隊先頭團，沿著河西岸北進，奪取瀘定橋，中央縱隊和紅軍主力部隊隨後從瀘定橋渡河。

毛主席

5月27日凌晨時分，紅四團在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的率領下正式出發，在短短一天之內就行進了80多里地，在這期間還打了3場仗，消滅了兩個多營的敵軍。

28日凌晨五點，一名軍團司令部的通訊員給黃開湘送來了一封電報，電報上還標著“萬萬火急”。原來，中央軍委對紅四團的行進速度十分不滿意，限左縱隊先頭團於29日奪取瀘定橋。此時，紅四團距離瀘定橋還有240里路，也就是說，戰士們要在一天內走240里路的同時，還要將瀘定橋給打下來。

紅軍

黃開湘計算了一下距離後，不由得感慨道：“一天走240裡，難！”身為政委的楊成武表現得十分的堅，只說了一個字：“走！”

召開了一次簡短的“飛行動員會”後，紅四團全體指戰員冒著大雨向瀘定橋方向急速前進，在前進路上，他們還遇到了國民黨部隊的圍堵，我軍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擊潰了一個營加一個團部，然後繼續向前。

就這樣，我軍最終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在一晝夜之內飛奔240里路，成功在5月29日拂曉時分抵達瀘定橋。

奪橋突擊隊

瀘定橋

瀘定橋始建於康熙44年（公元1705年），這是一座橫架於大渡河之上的鐵橋，距離大渡河河面有30多米，橋身是由13根101.67米長的鐵索組成的，每一根鐵索都有碗口粗，其中9根是橋面，另外四根是橋欄。

原本瀘定橋上是有橋板的，人走在上面晃晃悠悠的，就像是在盪鞦韆一樣，現在國民黨軍為了阻止紅軍從瀘定橋過河，在紅軍抵達之前就把橋上所有的橋板全部拆掉了，只剩下了13根鐵索掛在那裡。越過鐵索往下望去，紅褐色的大渡河河水波濤洶湧，連綿不絕，讓人十分膽寒。

瀘定橋

同時，國民黨軍還在對面橋頭修築了防禦工事，在高地上架起了機槍，組成密集火力網，嚴密地封鎖著橋面。

紅四團抵達瀘定橋後並沒有第一時間展開進攻，而是於當日中午在沙壩天主教堂裡面召開了一次全團幹部會議商討奪橋事宜。經過大家討論決定，部隊將分成三波，一撥負責奪橋，一波負責掩護，剩下一波從下游偷渡過河，並配合奪橋部隊一起夾擊敵軍。在這次會議中，紅四團三營二連被指定為了奪橋突擊隊。

會議結束後，二連迅速召開了一次全連戰前動員會，首長們將這次行動的重要性和艱鉅性說了一遍，並宣佈要挑選22名戰士加入突擊隊。雖然“開路先鋒”就意味著勢必會經歷極大的風險，但戰士們都十分積極踴躍的報名，要求參戰。

羅華生

負責挑人的是團總支部書記羅華生，他挑人的標準很嚴格：首先從連長、指導員、黨支部書記、排長等幹部裡面挑；戰鬥英雄、平時作戰表現勇猛的戰士，也要挑出來；同時，參與這次作戰的必須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最起碼也要是入黨、入團積極分子，就這樣，部隊很快就組織了一支22人組成的奪橋突擊隊。

飛奪瀘定橋

當天下午四點，隨著紅四團團長黃開湘一聲令下，22名身掛衝鋒槍，背上插著馬刀，腰間纏著十數顆手榴彈的戰士，迅速朝著閃爍著寒光的鐵索橋撲去。敵人雖然沒想到紅軍竟然真的敢在這種情況下發起衝鋒，但還是迅速扣動了扳機，用各類輕重武器阻攔戰士們前進的腳步。

飛奪瀘定橋

與此同時。位於西岸的紅軍戰士也開火了，密集的子彈和迫擊炮彈成功地將對岸敵軍的火力壓制了下去。

雖然下面就是波濤滾滾的河水，但是戰士們毫不畏懼，迅速在鐵索上前進。跟在奪橋突擊隊後面的，是由三連連長王友才擔任隊長的鋪橋突擊隊，他們扛著百姓們自發捐獻的的門板一邊鋪橋，一邊前進。

當突擊隊的戰士們爬到橋中間時，萬惡的敵人突然在橋對岸澆起了煤油，並點燃了堆放在橋頭的橋板，剎那之間，對面橋頭就燃起了熊熊烈火，戰士們被火海攔住了去路。

眼見敵人竟然如此卑鄙，楊成武十分憤怒，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衝上橋板，對突擊隊的戰士們喊道：“莫怕火，衝過去！”這時黃開湘團長也衝了過來，對戰士們喊道：“同志們，衝呀！”

黃開湘

聽到後面團長和政委的聲音之後，突擊隊的戰士們鬥志更加旺盛，繼續一邊射擊一邊順著滾燙的鐵索向前攀爬，到達橋頭附近後，突擊隊隊長怒吼一聲，率先闖過火海向著敵軍撲去。

此時，22名突擊隊隊員已經只剩下了18人，4名勇士在攀爬過程中被敵人的機槍射中，永遠的留在了大渡河水之中。剩下的17名戰士在隊長的率領下，勇猛的闖過火海，朝著敵人撲去。

經過戰士們的拼死作戰，我軍成功消滅所有守橋之敵，擊退了敵人的反攻部隊，將紅旗插到了瀘定橋頭之上。紅四團的主力部隊越過瀘定橋後，馬不停蹄地和剛抵達不久的右縱隊三團一營的戰士們，一起完成了對瀘定城的合圍。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我軍成功擊潰所有守城部隊，佔領了瀘定城。

飛奪瀘定橋

次日凌晨兩點，劉伯承和聶榮臻率領的主力部隊抵達瀘定。又過了兩天，黃開湘和楊成武又等來了中央和各軍團的領導同志們。

當毛主席、朱德、周恩來等領導走到瀘定橋中間時，在橋中央矗立許久，看著下面的濤濤河水，毛主席不由得十分感慨，當年石達開沒有走成的路，我們共產黨走成了，當時太平軍沒有辦成的的事，我們紅軍辦成了！

這時，楊成武也走到了橋中央，當他跟毛主席報告說在奪橋戰鬥中有4位同志墜入大渡河時，毛主席臉上溫和的笑容消失了，眼角也開始變得溼潤，他面對著大渡河奔湧而來的方向，緩緩地脫下了自己的軍帽，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犧牲戰士們的哀悼。

雖然飛奪瀘定橋時間並不算長，規模也不算大，但卻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如果戰士們沒能在規定時間內奪下瀘定橋，如果突擊隊在烈火面前產生了畏懼，如果敵人將鐵索炸燬，歷史的走向就很可能會產生極大的變化，因此，說瀘定橋之戰挽救了紅軍都不為過。

可惜，因為當時我軍並沒有完全擺脫國民黨反動派的追兵，因此一切從簡，沒有專門記錄參加瀘定橋之戰的勇士們的名字。

不過，參加這次作戰的勇士們，和紅四團的團長黃開湘以及政委楊成武，在6月2日召開的慶功大會上，都獲得了中革軍委頒發的獎品：一套寫著“中革軍委獎”的列寧服、一支鋼筆、一個日記本、一個搪瓷碗還有一雙筷子。紅四團也榮獲了一面寫著“獎給飛奪瀘定橋的紅四團”的錦旗。

飛奪瀘定橋表彰信

勇士之名

1936年，彭加侖先生在聽說了22名勇士飛奪瀘定橋的故事後，對此非常的感動，下定決心要把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問題是，當他跟紅四團的同志們瞭解當年參與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們的名字時，大家都記得不太清楚了。

因為當時戰況太過緊急，一些同志連參加奪橋突擊隊的人數都記混了，以至於出現了21、22、23人等不同的說法。

在1935年6月8日編印的第186期《戰士報》，就出現了“21名勇士”的說法。當楊成武看到文章之後，立即指出了文章中的錯誤，說當時共有22名突擊隊員，這才算是一錘定音。

楊成武

後來，紅軍在延安安定下來後，黨中央宣傳部曾經想要尋找過當年奪橋突擊隊的倖存者，將他們的名字記錄下來用作宣傳，可惜還沒調查出結果，抗日戰爭就打響了，這次調查因此被迫終止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飛奪瀘定橋的故事逐漸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知。但是國內大部分公開文獻都沒有記載參加這場重要戰鬥的勇士們的名字，就算有，也只記載了身為突擊隊長的二連連長廖大珠和二連指導員王海雲的名字。剩下的20名勇士是誰，他們後來怎麼樣了，並沒有任何記載，就像是銷聲匿跡了一般。

1966年，瀘定縣委宣傳部來了一個叫做王永模的人。當王永模懷著憧憬的心情，來到瀘定橋這座決定著中國歷史走向的橋樑上時，想到那些至今還未知道具體姓名的勇士，心情很是沉悶，下定決心，就算找遍全中國，也要搞清楚全部22名勇士的身份。

王永模

王永模的這個決心得到了瀘定縣委的大力支援，還專門組建了調查團。問題是已經過了三十多年，想要調查當年一場戰鬥中具體成員的名字，很明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來想去，王永模決定先排查各地烈士紀念館。

1975年，王永模在江西革命烈士紀念館內發現了一份檔案，這份檔案是一位叫做劉梓華的烈士的，上面明確記載：劉梓華同志是參加過飛奪瀘定橋戰鬥的英雄人物。

看到這份檔案後，王永模非常的興奮，趕緊找到烈士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問他們是從哪得到這一訊息的。工作人員告訴他：“資料是河北廊坊軍分割槽的同志提供的。”

劉梓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高興萬分的王永模立即趕往廊坊軍分割槽，從軍分割槽同志們那裡得知這一訊息屬實。根據老兵回憶，劉梓華的確是參加過飛奪瀘定橋的22名勇士之一，他曾經是紅四團二連的副班長。在革命期間，劉梓華身經百戰，五立戰功，九負重傷，新中國成立後，因為患上了惡性淋巴腫瘤，最終病逝在了北京陸軍總醫院。

在河北期間，王永模在劉梓華子女處看到了劉梓華留下的一本隨軍筆記，裡面記載了劉梓華當年參加飛奪瀘定橋的經歷。

找到了當年22名勇士中的一個，讓王永模感到十分的欣慰。可惜，在接下來的數年裡，他的調查工作沒有絲毫的進展。不過，王永模並沒有因此感到沮喪，仍然在不停地進行著尋找。

王永模

後來，在瀘定縣委的委派之下，王永模去了一趟北京，拜訪了曾在紅四團擔任黨總支書記的羅華生將軍。

羅華生知道他的來意後，很是高興，告訴王永模：當初組建突擊隊的時候，他是先從幹部中挑的人。突擊隊隊長是二連連長廖大珠，除了他之外，突擊隊裡面還有二連指導員王海雲、二連支部書記李友林、以及三連支部書記劉金山。因為戰況緊急，戰鬥結束後戰士們就歸隊了，他也不記得那些戰士們的名字了。

不久之後，王永模又獲得了楊成武將軍的接見。在楊將軍處，王永模得知了一個特殊的名字：“雲貴川”。據楊成武講，雲貴川是個苗族小夥子，入伍的時候連名字都沒有，因此大家就給他取了個外號叫“雲貴川”。

楊成武和王永模

當時，雲貴川只有十五六歲大，打起仗來生猛的很，因為他小時候就經常跟著父親到處前往深山採藥，練就了一身高明的攀巖技巧，常常被選出來當突擊隊員。飛奪瀘定橋時，包括楊成武在內的很多指戰員，都看到了“雲貴川”跟著廖大珠跨過火海與敵人交火的英姿。可惜的是，“雲貴川”在後來的一場戰役中犧牲了。

隨著時代的發展，資訊流通越來越便利，王永模在眾多愛國人士和媒體工作者的幫助下，又找到並確認了很多瀘定橋勇士的名字。

王永模

當初犧牲在瀘定橋上的四位烈士分別叫做李富仁、劉大貴、王洪山以及魏小三。除此之外，王永模還確認了楊田銘、趙長髮兩位勇士，當年曾經作為奪橋突擊隊的一員，參加過飛奪瀘定橋的戰鬥。

至此，王永模總共確認了當年22位勇士中12位的名字。這些同志中，有的犧牲在了革命年代，比如廖大珠、王海雲於1935年犧牲在了陝北，有的見證了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比如李友林和劉金山都很長壽，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逝世。

時至今日，剩下的10名勇士的名字，我們仍然沒能確認，不過，相信未來有一天，他們的名字一定能夠得以確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