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發來賀信指出，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
在眾多值得驕傲的考古成果中，良渚遺址無疑是備受矚目的一個。自1936年考古先賢施昕更發現至今，良渚考古經歷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探索與認知過程。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一部良渚文明求索史，堪稱中國考古事業發展的縮影。值此紀念之年，良渚考古的代表學者劉斌教授講述了他和這個神奇遺址的緣分。
結緣良渚
1985年8月，我走出校門，成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的一員。當時在距離杭州西北約30公里的餘杭瓶窯鎮邊上，有個屬於我們研究室的工作站——吳家埠工作站。工作不久，研究室前輩就帶著我參觀了工作站，為我詳細講解了良渚文化等考古學文化的特點，使我得以在最短的時期內熟悉良渚研究的積累。
1986年，良渚遺址迎來發現50週年，研究所籌劃辦一場紀念性的學術研討會。為了給紀念會獻上一份厚禮，史前考古室積極投入發掘此前判斷可能是良渚時期墓地的反山遺址。
那年5月31日值得載入史冊，我們確認了第一座良渚大墓——反山12號墓。當時考古領隊王明達老師讓我負責大墓清理工作，當手中竹籤插進土裡碰到玉器時，那種硬硬的感覺觸發的好奇與激動，至今難忘。土翻起來，誰也不知道下面會顯露出一件怎樣的器物，這也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和快樂所在吧。
反山12號墓出土了至今為止個頭最大的玉琮和玉鉞。把那件13斤重的玉琮搬起來的時候，那份沉甸甸今天想起來彷彿還留在手上。反山的發掘一直持續到10月，共發掘了9座大墓。這是浙江考古工作者們第一次發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級墓葬，我因此與良渚文化研究和良渚玉器研究結下了深厚緣分。
反山的9座大墓在排列位置、墓坑規格、隨葬品的多寡與種類上，都反映出多重差異與嚴格等級，這是前所未有的發現，良渚文化墓葬終得以從墓地的整體性角度加以認識。出土玉器之豐富尤為驚人，令人得以探究玉器圖案的“祖形”、玉器組合的奧秘，良渚玉器研究自此走向成熟。
次年，研究所又發掘了餘杭安溪瑤山遺址，在瑤山的山頂上揭露出了一座祭壇遺蹟，揭開了良渚文化祭壇的面紗，世人對良渚先民信仰世界的探究開始有了線索。
此後10餘年，良渚一帶的考古工作幾乎沒有中斷，我們對良渚文明的認識，也越來越充實和立體。
良渚遺址出土的文物：（上排左起）黑陶器、玉琮、木屐；（下排左起）漆器、陶片、玉璧 翁忻暘 攝
發現古城
1987年老104國道拓寬讓我們得以發現大觀山果園高地是人工堆築的。1993年，我們在大莫角山南側發現大面積泥沙夯築層，從而認識到這個面積約30多萬平方米、相對高度約10米的大型土臺，是良渚文化人工堆築營建的大型宮殿基址。遺址規模如此宏大，與周邊遺址聯絡如此緊密，大家一致判斷，這裡應是良渚文化的宮殿區所在，反山、瑤山的貴族們也許曾經就居住在這裡。
找到了宮殿遺址，就有理由猜想，良渚是座城，能找到古城的城牆嗎？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內展示的良渚古城宮殿的模型 黃宗治 攝
時間轉眼來到2006年，我們在瓶窯葡萄畈遺址高地西側發掘時，發現了一條良渚文化時期的南北向壕溝，寬約45米，深約1米多，壕溝內有較厚的良渚晚期堆積。我試著做了區域性解剖，在挖到距地表約3米多深時發現了一層石塊，呈散亂分佈，高低不平，我判斷是這應該是這條堤岸的地基。此時將屆年底，大家都想早些收工，我起初也不想與這些石塊糾纏太久，不過它們卻總是往我腦海裡鑽——如此稜角分明，顯然是人工開採的石塊，那麼它們來自何方，又何以運到這裡呢？我忍不住再去仔細觀察壕溝發掘的堆土，看得出當年是短時期一次性堆築而成。有人告訴我，這樣的黃色粘土當地人今天還用來修河堤水壩。那麼，壕溝之下掩埋的會不會是良渚先民修築的一道大堤呢？葡萄畈高地全長一公里多，寬約100米左右，如果是良渚人的大堤，這工程何等盛大！可不可能是莫角山遺址西側的城牆呢？
2007年3月，我們開始以葡萄畈遺址為基點作延伸鑽探調查。上半年很快就確認了南起鳳山、北到苕溪寬約60米，長約1000多米的連續遺蹟分佈，內外兩側都有壕溝分佈，邊緣普遍疊壓良渚文化堆積，城牆呼之欲出。
2007年6月9日，終於在一處高地下面鑽出了一片石頭遺蹟，良渚古城城牆似乎在向我們招手。一找就是3個月，直到9月28日，我們才最終鑽探確認了從苕溪大堤到雉山800多米長的牆體。北城牆似乎找到了。可這真的是城牆嗎？我們仍面臨這樣的考問。畢竟，城牆到了雉山就找不到了，而且與苕溪大堤始終平行，也許還是道堤壩？
10月起，我們幾乎探遍了雉山附近南北1000多米長的地界，直到10月17日，終於在一塊農田裡鑽探到了下面的石頭。乘勝追擊！我們由那裡持續向南北兩方鑽探，石頭、石頭還是石頭……我理直氣壯地向考古隊員們宣佈：“這回可以肯定是城牆而不是苕溪大堤了！”良渚古城東城牆，重見天日。到了11月5日，南城牆的分佈範圍也得以確認。
四面城牆環抱的良渚古城很快成為媒體筆下的“中華第一城”，震動了考古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發現被評為200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老虎嶺水壩遺址 翁忻暘 攝
保護遺產
隨著良渚考古的不斷深入，遺址保護也日益受到各界重視。
1996年，國務院批准良渚遺址（群）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劃定了東起良渚鎮，西到瓶窯鎮，北到天目山支脈山邊，南到良渚港的33.8平方公里保護範圍。
不過，遺址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也隨之衍生。上世紀90年代以來，良渚遺址周邊成為重要的建設用石料來源地，大小石礦有30多家，良渚這片依山傍水的秀美之地，每日籠罩在隆隆的炮聲和瀰漫的粉塵之中。
2000年，浙江省政府終於決定關閉良渚周邊一切石礦，次年12月，《杭州市良渚遺址保護管理條例》透過，良渚遺址保護擁有了專門法規。
隨著新的遺址不斷髮現，遺址保護的總體範圍亟待更新。2002年，我們向有關部門建議，良渚遺址的保護範圍應該以莫角山為中心向南擴充套件到大觀山的山腳，這樣就完整包括了一個以南北兩山脈為界的自然地理單元，也更符合先民選擇居所的實際。依據這一建議，《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得以制定，保護區範圍擴至40多平方公里。
經過幾代考古人的努力，在各級領導與社會各界關照支援下，良渚古城遺址2019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結緣良渚30餘年，良渚考古還有更多充滿魅力的謎題，等待我們耐心破解。（作者系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館長、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
來源：《半月談》2021年第20期 原標題：《我和良渚考古的故事》
作者：劉斌 | 編輯：範鍾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