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臺灣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位權威學者沈雲龍先生說：

“僅僅四十天後，金圓券的價值就一落千丈，幾乎形同廢紙。幾千萬平民百姓的財產轉眼間化為子虛烏有，一文不值。這嚴重地影響了民眾的信心和國家的命運，也是失去大陸的主要原因。”

由於這種看法非常普遍，以致金圓券改革時任財政部長的王雲五，自從1979年去世以後，也一直被斥之為國民黨失敗的罪魁禍首。

隨著1948年8月金圓券改革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也為這種解釋和責難增添了幾分詭辯之辭，因為在宣佈改革的三個月內經濟陷入了最後崩潰的境地，國民黨的軍隊退到了長江邊上。更巧的是，恰恰在兩個月後，即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辭去了國民政府總統的職位。從此以後，局勢每況愈下，愈發不可收拾。

這種把國民黨的失敗嫁禍於金圓券改革或一個孤零零的財政部長的說法，顯然是混淆了因果關係。1948年的改革並不是經濟崩潰的原因。國民黨只不過是在這場賭博中鋌而走險，賭資投得太大，結果加快了早在改革之前就已經起步的崩潰速度。

毫無疑問，這次是賭輸了，它引起了整個中上層社會的失望和怨恨。特別是一些中產階級，他們歷來就站在國民黨政權擁護者的行列之中。因此，金圓券改革肯定加快了國民黨政治上的垮臺。但是，在那個時候，不管是蔣介石，還是王雲五，他們都認定這場賭博是看準了的，至少是有贏得把握的。

1、當時的通貨膨脹有多嚴重？

在整個1947年和1948年的前三季度，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狀況簡直是一塌糊塗。農村社會瀕於解體，工業生產停滯不前，交通運輸還沒有修復，通貨膨脹每天都把法幣的價值貶下一大截。

到了1948年夏天，經濟形勢更糟，整個國家似乎已經臨近了崩潰的邊緣。因為同共產黨打仗，導致了巨大的預算赤字。法幣在市面上的流通量從1947年12月的34萬億上升到1948年6月的250萬億。然後，在接下來的一個半月裡，這個數字更猛增到600萬億至700萬億。·戰區的擴大，還帶來另外一個惡果，法幣像一陣洪水猛獸，從華北湧到華中，又從華中撲向華南。

隨著法幣發行量的增大，國民對政府和鈔票的信賴也驟跌。因此，只要他們手中的錢還留有一絲的價值，老百姓就趕緊去換成實物。而貨幣週轉速度的加快自然又給通貨膨脹火上澆油，以致政府發行的法幣數量遠遠趕不上物價的暴漲。

1947年12月，物價的增長速度是新幣發行量的3.5倍；1948年6月，已達5倍之多，到8月初，超過了11倍。結果，通貨膨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穿雲霄。從5月底到8月中旬的兩個半月中，上海的物價增漲了將近10倍。5月26日，大米售價是630萬元，到了8月18日，售價已是6300萬元；同一時期，花生油的售價從1850萬元增漲到19500萬元；肥皂從700萬元提到8350萬元。

6月到8月中旬之間，由於通貨膨脹惡性發展而造成經濟崩潰的跡象更加明朗。6月14日，寧波首先發生搶米風潮，接著在以後的幾個月裡，這場騷動迅速席捲全國。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商品的價格也跟著直往上漲，以致商店老闆不得不每天要打烊幾次，以調整貨物牌價。

6月25日和7月10日兩天，僅一整天的工夫，物價激漲了大約30%。因為物價和生產成本瞬息萬變，所以正常的商業經營也無從展開。商店老闆們已經習慣於寧願關門，也不用他們的存貨去換回那些一文不值的法幣。這時，往返於南京和上海之間的班機也予以取消，因為國家規定的機票價格遠遠低於不斷上漲的油料價格。

政府的印刷工廠生產的鈔票已經根本滿足不了經濟活動的需要。例如，資本家就無法籌集足夠的現金來開支薪水。大部分法幣的面值都是在10萬元上下，到了7月底和8月，海關的金票更有面值50萬到500萬的。

所以做一件小買賣必須帶上大捆大捆鈔票，也是司空見慣的事了。經濟的惡化，必然引起公眾心理的猶豫、恐慌和失望。

8月5日出版的上海《大公報》說：

“更為嚴重的是大家都相信這場經濟危機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誰也不指望會出現柳暗花明，只管荀且度日，算計著末日的到來。所有緩解經濟崩潰的努力都宣告無效，老百姓對政府的怨恨日甚一日。於是，謠言四起，說政府正準備封存國庫和黃金，關閉一半的國家銀行，甚至還有傳聞說蔣介石已經在華北被扣押了。人們紛紛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2、金圓券發行的背景

一個月後，也就是8月11日，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向美國通報說：“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就會面臨著覆滅的危險。”因此，在面臨眼下財政危機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能夠選擇的唯一出路(相較於放棄反共內戰)，只有用一種新的貨幣來代替法幣，這就是金圓券。

幾年來，各方面的經濟學家和法律界人士曾經討論過幣制改革問題。他們堅持認為公眾的心理——臂如老百姓對法幣缺乏信賴——是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他們斷定，只要用一種新的貨幣單位取代法幣，通貨膨脹率就可以減小。這個想法非常簡單易行，動人心絃。

因此，在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就已經印製了大量的新貨幣，到了1945年又一度老調重彈。但是，目光敏銳的人早已指出，不管貨幣單位大小如何，只要政府的預算不平衡，通貨膨脹就無法制止。1948年夏天，經濟危機的加劇，迫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重新撿起改革幣制的主張，當作靈丹妙藥來醫治實際上已經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據透露，在徵得蔣介石同意後，翁文灝早在7月初就組織了一個小組，起草有關儘快改革貨幣的計劃。

一個星期後，該小組在呈送的報告中警告行政院長，在這個時候改革貨幣是不合適的。他們提醒他，說這一舉動將會困難重重，有害無益。翁文灝將報告的內容向蔣介石做了彙報。蔣介石表示“有些事情不妨留待日後再做”，也就是說他已經撇開了放棄法幣的念頭。

但是，到了8月初，危機已經無可挽回，蔣介石堅信不管有多大危險，也必須推行貨幣改革。在桂林避暑勝地，他召集了政府的主要財政顧問進行磋商。據說宋子文、張嘉璈和俞鴻鈞等人都竭力反對，認為如果不首先削減軍費開支的話，新幣制的價值就難以維持。

可是，行政院長翁文灝和財政部長王雲五卻贊同改革幣制。雖說參加會商的人分成了兩派，但是幣制改革的各項準備工作仍然在舉棋不定中加速進行。最遲在8月7日，中央銀行開始把新制的鈔票發往全國各級分支機構。到13日晚上，更是突然發表了施行改革的決定，以致中央銀行在上海的官員也被冷落在一旁，對兌換的命令預先一無所知。

即使這樣，這項決定仍然在有計劃地貫徹執行。8月16日，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帶了一套新的兌換方案從上海來到南京，稱之為“B"方案。對此，翁文灝、王雲五和外交部長王世傑都表示贊同，而把原來的方案稱之為“A”方案，暫且擱置一邊。接著，翁文灝和俞鴻鈞就飛赴桂林，向蔣介石呈報了這套新方案。蔣介石對方案作了很大的修改，否決了可以用新幣自由兌換黃金的提議。

宋子文對新的方案予以支援，蔣介石在和他討論了有關問題之後，又於8月18日突然飛回南京。在首都，一些反對派人物再一次就方案中的各種漏洞和不當向蔣介石發出了警告。但是，蔣介石認為經濟危機已如此深重，根本容不得遲疑或不同意見。

蔣介石聲稱，各項措施已經經過反覆的研究，必須儘快公佈；如果真的還有什麼差錯的話，也可以日後再加調整。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和行政院一致批准之後，蔣介石即以反共內戰而賦予他的緊急處置權力，在1948年8月19日頒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命令”。

在極有限的幾個星期內，這些緊急處分措施確實減緩了通貨膨脹的速度。但是，就在宣佈改革的70天后，國民黨政府已經不得不承認它的失敗了。這不是很清楚地說明幣制改革從一開始就條件不成熟嗎?

毫無疑問，在這項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一系列現實的陰影籠罩著蔣介石對問題的估計。到8月份，通貨膨脹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整個經濟正在走向崩潰；如果經濟垮了，那麼政治和軍事的全盤覆滅也就會接踵而至。就是在這樣一種走投無路的形勢之下，蔣介石才看到只有幣制改革閃出了一絲希望之光。

3、金圓券發行導致國民黨垮臺？

在這點上幣制改革的發動者是對的，即物價的暴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老百姓對法幣喪失了信賴。很明顯的一個例證就是物價的上漲遠遠超過新鈔票的生產。蔣介石、翁文灝和王雲五寄希望於新幣制至少能夠暫時贏得公眾的信賴，哪怕只有半年時間也行。如果經濟的崩潰在一個短時期內有所好轉的話，政府也就可以趁此機會採取進一步的措施緩解貨幣危機。

國民黨政府的這幾位領導人還設想了一個長遠的基本辦法，就是做到預算平衡。不管是翁文灝還是王雲五，都毫不隱諱地承認通貨膨脹問題的根源就在於預算赤字，結果濫印鈔票。

他們提議財政赤字不得超過財政總支出的30%，而當時實際上要超過66%以上。因此，緊急處置命令規定要開源節流；增加財政收入，主要是提高稅收，例如超量地徵收40%的進口稅；緊縮財政開支，包括裁除軍隊和政府冗員，把國家經營的企業和交通機構轉讓給私人。

據有關材料說，甚至連國防部長何應欽將軍也贊同只要物價穩定，可以削減軍費支出。這幾位領導人設想的第二個辦法是從美國獲得一筆穩定貨幣的貸款。只要有了這筆貸款，政府就掌握了足夠的外匯儲備，可以允許金圓券和美元、黃金自由兌換，從而贏得公眾對新幣制的信賴。

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也就是在1948年4月的援華法案有關條款談判之前，華盛頓已經拒絕了中國人對穩定貨幣貸款的要求，理由是在目前這種戰爭形勢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鉅額數量的錢財也只能被無端地揮霍掉。

但是，到了8月，國民黨領導人有了兩條足以恢復上述要求的理由。

第一，如果幣制改革制止了通貨膨脹，哪怕只有幾個月，也就證明了中國人有“自助"的能力，這是美國給予進一步援助的前提條件；第二，11月份美國的大選，很有可能由共和黨人入主白宮和國會，他們會比以前的民主黨人更同情國民黨政府。

這就像司徒雷登大使在8月23日覺察到的，他說：

“令人驚奇的是，在政府官員中流露出一種赤忱的期待，他們把眼睛直盯住在一月裡會出現的富有同情性的共和黨人的國會，以及能夠在深淵之上架起獨木橋的幣制改革計劃。”

然而國民黨政府在這兩方面的希望都落了空，幣制改革的滿腔熱情並沒有維持幾個月，共和黨人也在1948年的大選中遭到失敗。

4、真相究竟如何？

1953年，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吳國楨回憶說：

“你知道，關於金圓券，所有的問題歸結起來只有一點，就是它激怒了中國民眾的各個方面，各個階層，以致他們群起而攻擊國民黨政府。毫無疑問，知識分子知道金圓券起不了什麼作用，他們認為這純粹是愚蠢無知。而像李明(音譯)這樣的銀行家和商人也對政府懷著怨恨和敵視。中產階級幾乎完全破產，因為他們被迫交出了唯一的一點積蓄。

店鋪老闆們以金圓券平價出售了他們的貨物，結果弄得傾家蕩產。至於窮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國的窮人總有一些裝飾品，諸如金戒指之類，但他們也不得不交出這些東西最後得到的卻是一錢不值的紙幣。由此，你就可以看到金圓券對政府的致命一擊了。”

吳國楨的這番述說，在那些經歷過金圓券改革的中國人中間，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對他們來說，那是一種痛苦的生活，造成了政治上和個人結局的悲劇。從此以後，大多數人不再對恢復經濟抱有希望。因此，金圓券改革的失敗似乎證明國民黨政府已經根本無力控制通貨膨脹了。民眾對政府用毫無價值的紙幣收買他們的黃金、白銀和外匯真是深惡痛絕。

最初，這種普遍的憎恨是對準翁文灝和王雲五的。但是，因為蔣介石和這場改革形影難分，所以也就逃脫不了全部罪過。這就像天主教教會辦的《益世報》寫的，“翁文灝內閣只不過是蔣總統的秘書處”，“它釋出的每一項決定都是由蔣總統交辦的”。

《益世報》宣告：

“可以進而相信蔣介石的個性是很強的，但是，他要包辦的事情也太多了。”

在金圓券改革失敗後，對蔣介石的這種普遍的不信任感，無疑是他在1949年1月21日決定辭去總統職務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顯而易見，金圓券改革加速了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政治上的崩潰。但是，國民黨政府試圖進行幣制改革本身並不是一件錯事。一些對改革的非議往往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早在1948年8月以前，國民黨的經濟已經混亂不堪，滑向了死亡的深淵。因此，南京政府的垮臺是在意料之中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打算改革，遭到的斥責肯定會比孤注一擲而後再失敗，只有增多不會減少。

這就猶如前面所說的，因為在8月中旬，從幾種跡象來看改革至少是有成功希望的。然而，為什麼會失敗呢?

可以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金圓券發放過多，這樣就重新刺激了通貨膨脹的加劇。對此，大家似乎並不感到驚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9月30日，新發放的金圓券鈔票只有23%是用於政府的財政支出和軍費開支，至少有63%是為了收買黃金、白銀和外匯而印製的，況且這些東西又都轉交給了中央銀行。

因此，通貨膨脹的惡化是由國民黨政府的金銀外匯國有化政策造成的。可是，也是由於這項政策，8月19日以後，通貨膨脹曾一度發展的相當緩慢。此外，再看一下軍費和政府的其他財政開支，可以發現到9月30日，赤字相應地減少到22000萬元以下。

在此，問題的關鍵是，迄今為止，黃金、白銀和外幣都是作為貯藏手段，不介入通貨膨脹的力量之中的。事實上，在1946年和1947年初，政府還拋售過大量的黃金用作回籠市面上迴圈的鈔票，以抑制通貨膨脹的勢頭。可是，8月19日後的政策卻顛倒了過來，國民黨政府買進金銀元寶，而把大量的紙幣投入了市場迴圈之中。

國民黨政府沒有想到的是，私人在被迫交出黃金、白銀和外幣後，有三條可供選擇的做法，一是把金圓券同樣儲入中央銀行，二是購買政府發放的美元公債，三是把金圓券作為現金消費掉。而實際情況就像行政院長翁文灝在10月底解釋的，比預計要大得多的人都選擇了第三條辦法。這樣，就迫使政府發放的鈔票遠遠超過了計劃和希望的數字。

大概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已經一落千丈。在此，表現為對中央銀行的儲蓄單和政府的公債券，所以他們寧可要現金(儘管他們也擔心它會貶值)而不要那種代替現金的一張薄紙。

結果，價值19000萬美元的黃金，白銀和外幣本來一直是脫離市場的，現在則突然兌換成鈔票匯入了通貨膨脹之中。如果用一句現代的術語來說，就是它變成了“遊資”，到處尋找可以購買或投資的目標。

為了吸收這部分過量紙幣，國民黨政府曾嘗試著拍賣一些以前的敵偽財產，並準備把5家主要的官辦企業改成合資，它們是中國紡織品發展公司，輪船招商局，臺灣糖業公司，臺灣紙業公司和天津紙業公司。但是，民眾對這類投資表示毫無興趣。因此，幾乎在一個月後，拍賣只回收了400萬元金圓券，這同它的目標56400萬相差太大了。

與此同時，由於商業和工業屢遭破壞，結果，這些本可以吸收大量閒散資金的正常投資市場，也是死路一條。現在，鈔票在市場上已經成了過剩的怪物，這在一個側面得到了充分的證實。例如，9月26日，上海黑市的利息率降到了每月5%，相比之下，在8月19日之前的一個月，平均利息率還是55%。因此，鈔票的泛濫成災，就成了通貨膨脹重新抬頭的契機。

緊急處分命令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國民黨政府的積弱和它對地方進行有效統治的侷限性。在全國，如果控制物質的政策能夠像上海一樣，雷厲風行地推行開來，那麼國民黨政府就可以實現它的希望，至少能在6個月內使通貨膨脹有所緩解。

但是，即使在10月1日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辦公室的管轄範圍擴大後，蔣經國也只是在理論上有權把他在上海搞的那套辦法全盤搬到江蘇、浙江和安徽。實際上，國民黨政府根本沒有魄力把經濟管制命令下達到廣闊的內地省份。既然沒有這樣的魄力，卻又想用政治手段挽回通貨膨脹，其結果也就命中註定了。

最後，緊急處分命令的失敗是因為民眾對金圓券缺乏信心。當然，這首先要歸咎於先前十年中紙幣所遭受的不幸經歷。

但是，在幣制改革期間，又另有兩個因素徹底打消了人們對儲存一些鈔票的留戀。

第一，是國民黨在東北和華北軍事上的頹勢。從9月12日開始有關戰況的報告就實在令人沮喪。和過去不一樣，人們開始揣摩共產黨取得勝利的可能。而對國民黨政府的鈔票產生了顧忌。

第二，是10月2日宣佈的增稅命令，這對金圓券在民眾心目中的信譽無疑是致命的一擊。毫無疑問，國民黨政府加派這些新稅是極其錯誤的，這也在事後得到了證實。

對此，民眾的反映完全超出了這些稅收本身所含的價值，它說明在當時，大家對金圓券的信賴是多麼的脆弱。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