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槍桿子裡出政權，但清朝軍事力量卻是極為孱弱。弊端重重的養兵制度養出了一堆只知道吞雲吐霧和“提籠架鳥”的廢物，號稱百萬大軍的戰力實際上遠不足二十萬。
可當我們對清兵營和炮臺等軍事設施進行參觀時，卻不免發現其實清軍早已配備上了近代軍事武器，進入熱兵器時代，裝置比起明朝更是先進不少。
面對列強的猛烈炮火，戰力明顯不足的清百萬大軍卻又為護衛國土而生生撐過了一個甲子。而後，這些軍隊最後去了哪裡？其中有一支軍隊，直到1987年仍在守衛著我國國土。
一、嫡系親兵八旗兵的去向
我國自古以來的佈防格局以“陸主海從”為主。經濟上“重農抑商 ”思想觀念支配之下，加之從海上遠渡重洋而來的外敵幾乎為零，我國海權及海防的意識觀念都極為淡薄。
原本以我國的地理條件，理應發展“海陸並重”的國防格局，但在海防意識淡薄的情況下，“海陸並重”的道路越偏越遠，陸防幾乎相當於整個國防兵力。其中，八旗兵和綠營兵是清朝國防力量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八旗兵之所以聲名遠揚，是因其所向披靡，戰功彪炳。塞外苦寒之地，艱苦的生活條件和騎射風俗鍛鍊了這些騎兵的意志，錘鍊了他們的體魄，令他們在戰場上所向披靡。
由於清是少數民族政權，便註定了民族尊卑制度十分嚴明。原本嫡系親兵只接受滿清八旗子弟，後來滿化的蒙古人和漢人成了其中主力，共同作為清朝軍事力量的支柱，維持清朝數百年統治。
八旗兵的編制從開國至清末便固定約有 20 萬人，其中約有10萬人負責駐守京畿重地，保衛帝京和平。
另外10萬八旗兵，又被劃分為四個部分劃分到全國各地，各自鎮守東北龍興之地、監視北方蒙古族、鎮守西北邊陲之地，剩餘的又被細分，派駐到各省份監視地方。
進入物產豐富的大都市之後，他們便日益脫離了原先的生活環境，騎射傳統也日益沒落，淪落為一時娛樂的活動，日漸淡出生活。原本彪悍的騎兵，難保以往驃騎本色。
八旗兵兵力的補充以世襲為主，任何在編的八旗將士無需任何戰功便可享受先祖戎馬一生打拼下來的豐厚軍餉。
清廷為了豢養這些士兵，甚至幫他們安排華麗的宅邸和奴僕。承平日久，這些曾經彪炳史冊的八旗兵在安逸的環境之中，意志被日益消磨，在奢靡腐朽的社會風氣之中日益被腐蝕。
除了戍守邊疆的八旗兵，其餘幾乎成為日日出入梨園楚館，只會“提籠架鳥”的八旗紈絝。
他們的生活奢侈到什麼程度呢？
清初談遷入京，親眼所見：“滿洲‘不好居積厚利重祿，率隨手盡，窮奢極麗，垂橐而止。生前玩好, 美珠重錦, 焚於靈右, 不惜也。’”
這些士兵沒有存錢的習慣，得到豐厚報酬，隨手就用盡，可以說是清朝的“月光族”。他們生前喜歡的玩物，無論多麼名貴，也會囑託自己的親人在靈前焚燬。
直至清末，這種結合了他們入關前習俗，並更為發揚光大的奢侈習性更加不改：“冬至滿人必祭堂子, 植竿於庭而燎祭焉。 稍有力者必用全豬羊。 祭畢, 招親友會食於庭, 曰吃克食, 必盡為度。”
在關外，八旗兵以狩獵、畜牧或擄掠為生，每逢節慶必烹羊宰牛，動輒全羊宴、全牛宴，祭祀、筵宴異常豐盛。入關後，普通百姓以農耕為主，而八旗兵仍保留如此習俗，花費必然巨大。
在“先養後教”制度之下，康熙中期往後，八旗兵逐漸分化。上層八旗兵奢靡無度，底層八旗兵則逐步滑向貧困的深淵。
他們不事生產，不農不工不商，只依靠兵餉養活一大家子奴僕親族，依靠兵餉反而僅能維持生活。
而訓練場上，這些八旗官員子弟、 富家世族, 應披甲者“本身不充兵役, 盡令家僕代替; 或充兵役, 及至征剿, 又令代替; 或不充兵役, 多居閒散。”
生活上散漫無紀律，技藝上不思進取亦無謀勇，也不願意修整軍備，厭戰怯戰，八旗兵衰落已成必然。
晚清統治者雖有意向西方各國購取先進武器，以縮小雙方戰力差距，奈何陳腐體制不改，作戰思維落後，軍隊戰力極差，再好的兵器也難以彌補雙方的差距，反而越發落後。
1860年9月21日，僧格林沁與英法聯軍通州八里橋一役慘敗，3萬精銳死傷過半，只換來敵軍12人傷亡的慘烈敗績，成為八旗兵在歷史上留下的最後一筆。
1894年甲午戰敗後，清統治者深深被刺痛。他們終於正視了“海軍無歸宿，陸軍無利器，各國侵凌，商人嗟怨，外患跌至，內變將出”的現狀，痛感兵制變革的必要 “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時又有一時之兵制，未可泥古劑以療新病”。
於是朝中開明之士發起洋務運動，師夷長技，將八旗兵做了整頓和改造，使用新式操練方式，建立新式軍事組織，引入並採用了新式武器。
改造後的八旗兵編入新軍，成為北洋新軍的來源之一。
二、綠營兵：從“兵”到“警”
綠營兵源於順治初年，清朝統一全國時收編的大部分明軍，以及各省改編的隊伍，採用綠色軍旗，因此又稱綠旗兵。
綠營兵的兵種不僅限於步兵，還有騎兵和水師，在編綠營兵總數隨著戰事需求有所增減，但數目大致為八旗兵三到四倍之數。
同八旗兵一樣綠營兵也是世襲制，編制參照明軍舊制。
在京的綠營兵，平時作為巡捕營之用，由兵部統轄，隸屬步兵統領，沒有自主權。而分散到各省的綠營兵，有部分配合駐防，置於各省八旗兵的監管控制之下，並與八旗兵互相穿插交錯，在全國構成軍事控制網，便於清政府對各族人民的統治及鎮壓。
乾隆中葉以前，尤其在康熙年間平定三番之亂中，綠營兵戰功赫赫，取代八旗兵成為清廷的國之重器。但到了清朝後期，綠營兵也呈現出與八旗兵一樣的弊端：怠惰怯戰，軍紀渙散，營私舞弊，戰力極弱。
不同八旗兵的優渥處境，將等級尊卑看得極重的清朝統治階級對綠營兵有所防範，給予兵餉和補助待遇極低，僅能勉強維持生計。為了生活，綠營兵的將士不得不另謀出路，展開副業，替百姓做工、做點小本生意、租種田地，兼農兼工兼商。
晚清時期有一位名為鄭玉的長隨，與陳玉林等其他4名士兵，共同合資27千丈，將位於湖南長沙青石街、即將倒閉的“雙美茶室”盤下。經營了半年之後，又將之轉讓給了一名名為蔡步雲的百姓。當副業與自己的值班時間有所衝突時，這些士兵往往會找人代班，完成操練。
嘉慶初年，綠營兵在鎮壓白蓮教起義時已不得力，後經過數次裁撤，最後定性為警察性質的巡防營，失去了作為國防軍主力的作用。
此後綠營兵從“兵”變為“警”。到了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時，作戰主力由湘軍、淮軍接棒，綠營兵幾乎退出戰場。辛亥革命後，綠營被民國政府改編為維持地方治安的衛戍部隊，成為民國警察部門的前身。
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後，清政府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不得不招募社會上的“遊兵散勇”，組成“勇營”，這便是湘軍與淮軍的緣起。
因此有時我們看清朝背景的電視劇，會發現有些清兵衣服上印著“兵”，有些則是“勇”。印著“兵”的，是有著正式編制的綠營兵，而“勇”，則是臨時招募的“勇營”士兵。
太平天國之亂時，丁憂在籍的曾國藩應友人相邀，前往湖南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即為湘軍，同時藉助了安徽本土力量，發展了淮軍，並培養了淮軍首領李鴻章。
太平天國被剿滅之後，湘軍已幾近完成了使命。未免朝廷猜忌，曾國藩自請解散湘軍，淮軍仍得以保留。
但在袁世凱的新式陸軍建立之後，淮軍失去了清軍主要軍事力量的地位，作為巡防隊存在，直至清亡後仍尚存。
三、新軍：北洋軍閥與革命黨人的溫床
湘軍和淮軍的建立本是為了解清廷一時燃眉之急，但集結的將士聽令於將領而非朝廷，這便埋下了日後軍閥割據的隱患。而曾國藩的一些治軍之法及治軍精神仍然留存，成為以後革命黨人為了救亡圖存而起義的火種。
1894年11月，甲午戰爭後，淮系官僚、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受命編練新軍（全稱“新建陸軍”）。這支全新的部隊以整頓改造後的八旗兵為主體，摒棄了固步自封的“中體西用”思想，聘請德國軍官為教習，“習洋槍，學西法”。
起初這支新軍僅有4750人，定名為定武軍，便是新軍的前身。
定武軍駐紮地遷至天津附近的小站後，袁世凱從胡燏棻手中接管了這樁練兵事務，將這支軍隊定名為“新軍”。並將軍隊的編制擴充到了7000人。
袁世凱憑這7000人，破壞了戊戌維新運動。後逐步在鎮壓義和團運動之中，將新軍擴充到2萬人。至此，新軍漸成規模。
1901年，李鴻章逝世，袁世凱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其中有著外國侵略者的授意。
《辛丑條約》簽訂以後，西太后慈禧大力推進“變法”舉措。軍事上，大刀闊斧地裁撤舊式綠營、防勇，改軍制為西制，效仿西方編練新軍。慶親王奕劻被敕封為練兵處總理大臣，但軍隊的實權握在袁世凱手中。
藉著慈禧籌辦新軍的東風，袁世凱瘋狂擴充北洋勢力。1907年，全國已練成新軍十六鎮和十六個混成協，其中裝備與訓練以袁世凱的北洋六鎮為最佳。新軍是清政府最後一支有一定戰鬥力的正規軍隊。新軍大都剪了辮子，表明思想上已逐步開放的傾向。
然而，清政府卻完全沒意識到，這支苦心孤詣編練成的軍隊，最後會成為這個腐朽帝國的“掘墓人”。
從編練開始，這支軍隊就自帶著湘軍和淮軍軍閥化的基因。自袁世凱步入仕途，他便處心積慮，一步步實現他的狼子野心。隨著袁世凱權勢迅速膨脹，在編練的新軍之中也不免“夾帶私貨”，著意將新軍培養成他自己的私人武裝。
在他發現了新軍軍閥化的基因之後，他便有意無意地令這支軍隊自成系統，從而為自己以後自立門戶鋪路。
然而即便不是如此，早已是窮途末路的清朝也難以依靠這樣一支軍隊力挽狂瀾。可憐清朝統治者此時仍在美夢中不自知，舉全國之力培養出的一支精銳，竟會為他人做了嫁衣。
在袁世凱借清政府東風京師大練新軍的同時，在各省要員的主持下，新軍編練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
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江南創設“自強軍”十三營，兩江總督劉坤一將江南省的五路防軍改為西法操練，配備新式武器。
訓練新軍之時，張之洞、端方等開明之士便十分器重有文化的年輕人，如蔡鍔、袁世凱、許崇智等，因而這支精銳軍隊的軍官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士官皆粗通文字，在西式軍制的培養下，也吸收了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識，新軍之中愛國志士的愛國之情被激發，逐步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成為了辛亥革命的主力軍，投身革命事業之中。
同時黃興和宋教仁等革命黨人秘密向新軍中輸送革命分子，如吳祿貞、趙聲、孫武。這些有志青年滿腔熱血，一心報國，很快就集結到了一起。
1911年武昌起義槍聲響起。打響首槍的便是新軍士官。隨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槍聲泰半皆是起於新軍。辛亥革命勢不可擋地到來，最後的封建王朝宣告終結。
1916年，袁世凱復闢失敗身死，死後北洋軍閥分為皖系、直系和奉系三個派系，為首者分別為段祺瑞、馮國璋和張作霖。
北洋軍閥橫行中國12年，直至張學良“東北易幟”，將軍權交由蔣介石，北洋軍閥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新軍之中，既孕育了軍閥，又孕育了革命黨人，但無一例外，都成了舊大清帝國的送葬人。
至此，清政府的軍事力量從八旗軍、綠營軍，到湘軍、淮軍，至新建陸軍，近乎已經隨著清政府政權的覆滅而消亡。將士有的流落民間，成為平民，甚至淪為土匪；
有的軍隊被民國政府接收，成為新的軍事力量，或抗擊日寇，或維持治安，或作為軍閥及國民黨的爪牙鎮壓革命黨；其中亦有部分愛國之士，為革命事業左右奔忙，作出貢獻與犧牲……
然而，在眾多或消亡或被收編或逃逸的清軍殘部之中，有這樣一支特殊部隊，他們默默鎮守在香港九龍城內長達八十餘年之久，直至1987年依然在崗位上履行著他們的職責。
四、大清最後的軍隊——九龍城司
九龍半島是香港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地理位置上位於珠江口東側，南隔維多利亞港與香港島相望，戰略位置極為重要。
為了抵禦海寇，防範漸近的西方人，從康熙年間清政府就開始逐步在香港各地進行軍事部署，修建各種軍事設施，並逐步穩固、加強。其中以九龍半島的軍事部署最重。
道光初年（1821年），九龍城寨開始動工，次年完竣。
整座城寨軍事設施為：
石城一座，周圍180丈，高連垛牆1.8丈，內東西南三面城牆厚1．4丈；
北面城牆厚7尺。 後山建粗石圍牆一道，長170丈，高8尺，厚3尺；
石城內武帝廟1座，副將、巡檢衙署各1所，演武廳1 所，軍裝局1間，火藥局1間，兵房14間；
城上敵臺東西南三面配炮32位。每臺炮配備千總 一員 , 配臺 兵 丁 42 名 防守。
此外，更將原有的九龍炮臺南牆加高培厚，內部官廳、兵房一律修葺，並添易3000斤炮2位。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割讓香港島。為了阻止英國對香港島的進一步入侵，清政府進一步對九龍城寨的軍事防務進行加強。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清政府將大鵬營副將及九龍巡檢調任至九龍城寨進行駐紮，統管大鵬協水師左右兩營和水師提標左營，負責九龍及新界的防務。
其中：
大鵬協左營有步兵及防海兵共795人，其中部分兵力負責防守今新界境內的糧船灣、佛堂門、瀝源（沙田）及塔門等地；
大鵬協右營有兵丁641名，駐守東湧所城，負責大嶼山、長洲、坪洲、急水門等地防務；
水師提標左營共有兵丁849名，鎮守地區包括如今的新界北部和西部沿海。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中英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規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
“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
次年，英國便單方面破壞條約，以“中國軍隊”對英國接管實行抵抗、妨礙其“保衛香港”為藉口，要求中國官兵撤出九龍城。與清政府談判無果後，英軍強行將九龍城佔領，城內中國官兵英勇奮戰，保衛國土。
隨後每隔一段時間，英國都會尋釁企圖將治權納入囊中，而這支軍隊仍然誓死保衛著這片國土。
直到1987年，九龍城寨將行拆除時，人們才發現這支清朝最後的部隊仍默默地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經歷了八十年風雨飄搖，這支部隊的將士早已老去，舊人換了新人，仍然不忘自己的職責。
歷史的事實不容忘卻：在中國的神聖國土之上，每一寸之上都有浴血奮戰直至生命終結的軍隊及士兵，他們牢記自己的使命，捍衛國家的主權，為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誓死而戰。
他們值得我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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