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冠生｜清夜捫心無愧怍：紀念徐鑄成先生

張冠生

一

徐鑄成先生過世三十年了。1980年代中期，曾拜見徐老先生，聽他講親歷往事，多有奇趣。其中主角，士農工商五行八作，多是並世聞人。

單說政界，國內的，他和蔣宋孔陳都打過交道，和毛澤東、周恩來有過晤談，見過朱德，同汪精衛多次對話，與蔣經國交情不淺。國外的，見過赫魯曉夫、莫洛托夫、金日成、胡志明……這些經歷，徐鑄成出於記者習慣，都有記錄，是為寫新聞，更為留存“一些現代史的片段資料”。

現代史上，有些重大事件，會在史書上漏掉，新聞紙上則有記載、有蹤影。記者、編輯有歷史感，是一種可貴的人文素養。

對徐鑄成大名，早有耳聞，印象類於“報人”。三聯書店出《徐鑄成回憶錄》，編者前言說他是“著名的記者、新聞評論家”。遼教社出《舊聞雜憶》，出版者弁言稱他“著名的報人”。這都屬實。深一層看，其關懷、見識、交遊、事功，開闊得多，似又非報人所限。

十多年前，遵時霖兄囑，參與徐鑄成系列作品部分初編，相對集中地讀其著述，漸有認知。單以“報人”看徐鑄成，有失一般。以“真人”看，或更真切。報人天下滔滔，報業真人舉目寥寥。尤其經歷過謊言漫天年代，更覺如此。

他崇尚“自由呼吸，昂首做人”，在自由、昂首時節，不捨晝夜，寫出三百餘萬言。一旦自由不再，只能破帽遮顏，他寧肯留二十年空白，也不作假。直到又得自由，他再度執筆，晨鐘暮鼓，字字行行，二百萬言寶刀不老。

徐鑄成所執，早年是記事之筆，經二十年“反面教員”歲月，淬成晚年寫史之筆。人妖換位，變化驚世，不變的，惟其“真”。

當年海量見聞，晚年嘯聚筆端。《杜月笙正傳》《哈同外傳》可見個人史，《報海舊聞》《風雨故人》可通群體史，《舊聞雜憶》《徐鑄成回憶錄》可窺國史。徐鑄成以一生之心力，以“真”為天條，一以貫之，鑄造出報業呈堂證供：新聞是歷史的素材，歷史是新聞的歸宿。

報人如是，跡近史家。

二

徐鑄成之真，有來歷。早年庭訓，每晚聽父親講解《孟子》。讀師範，得名師錢穆、錢基博講國文。讀大學，有錢玄同、朱希祖、劉文典傳道、授業、解惑，起點都在正心誠意。學問之間，人格因素浸潤其中，潛移默化。

數年師範求知，確定了徐鑄成職業定向。課上有錢先生的巍然國史，課外有閱報室的《申報》《時報》《新聞報》，報上有史量才、張季鸞、邵飄萍的道德文章。誦讀之間，心摹手追，文章怎麼可以寫這麼好？

讀得多了，徐鑄成漸有所悟，優秀新聞記者往往有史家學養，志士情懷。他用“崇高”一詞描述新聞職業精神，心嚮往之。

徐鑄成初入新聞界，是1920年代後期，我國現代報業已有相當進展。一些大報不再滿足於一般時評、專論，其言論品質直追國際知名報紙——每天必發社論，緊扣前一天國內外重大新聞，深度辨析，判別曲直，表達立場和觀點，積極介入輿論形成。《大公報》上，張季鸞的“每一篇社論，讀者爭閱，真可說是萬人傳誦”。風靡至此，蓋因其民瘼體恤之切，民意表達之真。

張氏文章成了徐鑄成的範本。對其思維方法、推論路徑、編寫技巧、言論風采，徐鑄成用心忖度，亦步亦趨，乃至留意張氏工作情境和方式。

“他往往在深夜重要新聞截稿後才開始執筆，編輯室內的繁囂聲和窗外電車汽車的轟鳴，都阻礙不了他的凝神構思、奔放行文，常常是寫好一段即裁下付排，最後細細通篇潤色，而看來依然通篇暢曉，一氣呵成，如同宿構。”

定力如許，怎麼來的？張季鸞自白：“不私、不盲、不賣，不黨。”

張氏早年留學日本，曾與孫中山交往，有機會參加同盟會。他自認書生，願從業新聞，以文章報國，為此不入黨派，以免言論約束。

1909年，于右任創辦《民呼日報》，張季鸞已入行。1926年，他和吳鼎昌、胡政之合辦《大公報》，正式以“四不”標榜。用胡政之的話說，是“文人辦報，民間輿論，真正超然”。翌年，徐鑄成進《大公報》，深受這一原則影響，身體力行，沒齒不忘。

三

徐鑄成寫社論，始於1933年前後。民間報紙相當活躍，處處可練筆。他在《大中報》《大光報》《大公報》（上海版）歷練數年，1938年初加盟《文匯報》，任主筆，實際負責全部編輯和言論工作。

《上海並非孤島》一文，是其早期社論。時值抗戰軍興，日方進攻上海失利，改作“政治的進攻”，圖謀“不戰而屈”。徐鑄成眼見數百萬市民以“孤島”自況，以安逸自處，懇切奉告：“地球上沒有一個真正的孤島，上海尤其不能和內地脫離關係；四周的巨浪，隨時可以把你們吞沒……不應該再這樣苟安逸墮；為了你們的子孫，更應該時時有所警惕。”

這是警鐘，是喚醒。悲憫，仁慈。

1939年春節，香港《大公報》同仁合影。第二排左起：羅集誼、楊歷樵、徐鑄成、胡政之、張季鸞、金誠夫、楊剛、蔣蔭恩夫人。

一度，正面戰場受挫，獻金熱潮消退，局勢低迷，民意不彰。徐鑄成寫《怒吼吧，中國！》說：“湘北戰局，老實說我們打得並不好”，“僅僅一個多月，就讓它長驅深入到衡陽近郊”。何以如此？他借“天時”說“人事”，官場裡“濫用粉飾虛偽的伎倆，諂諛之風盛行，真理幾乎汩沒，推其結果，政令不能貫徹，貪汙由是繁興……曠觀當世，求一爭先赴義，守正不阿者，竟寥若晨星，而唯利是圖，衝破道德藩籬，譭棄國家法律的官員，幾乎滔滔者天下皆是”。

這是揭露，是擔當。激憤，銳利。

對最高當局者，徐鑄成曾讚許其率數百萬忠勇將士苦戰強敵、逃過亡國難關。1946年12月31日，《文匯報》更以“祝蔣主席壽”為題發社論，說“民國以來，他是當政最久的領袖，以一身歷國家安危者近三十年……一般民眾也認為他是領導和平建國最適切的人物”。未料“鮮克有終”，官場漸趨腐敗，“貪汙案層出不窮，國難商到處活躍”，“人民的生活更加貧困、窒息”。

1947年，徐鑄成為當年的《文匯日記》題詞

民心既失，徐鑄成再無客氣可言。1948年，蔣氏“雙十節”演說詞剛剛刊佈，《文匯報》隨即發聲：“時局發展到這樣嚴重，軍事、政治、經濟都弄得一團糟。”“今天一切都是垮臺的局面”，“訓政二十年，把中國‘訓’成這個樣子，還有什麼面目見人！”“裝腔作勢，儼然以‘真命天子’自居”，“他自己認為是不世出的英雄，又是承繼文武周公、孔子正統的聖人，他的話就是聖經，他的思想就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圖案，他要一統天下，……他是天生中國的‘領袖’，他的話就是法律，……凡有腹誹異議的，就是大逆不道。根據這種想法，他絕不承認是他失盡了人心，而是人心失盡了他。”

這是譴責，是判決。嚴正，無畏。

對蔣經國維護金圓券措施的破產，他指為“現世報”。對1948年末張君勱動議求和，他評為“一廂情願”。對陳布雷的自盡，他譏為“臣妾之路”。對胡適的身份，他指為“清客”，“幫閒不幫忙”……冷嘲熱諷，嬉笑怒罵。

讀徐鑄成這一時期文字，常感火星四濺。

四

1949年10月1日，徐鑄成在天安門前見證新政權建立。他和老友郭春濤“並倚城樓觀此盛況”。二人憶及1928年，國民黨軍隊“底定”京津，也曾在天安門舉行慶典。郭春濤時任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代表馮玉祥作慶典發言。徐鑄成作為新聞記者，參與採訪。

二十一年後，地點同，天地覆，民國去，九州一。徐鑄成問郭“有何感想”。郭沉吟後說：“如蔣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亦當為主角歟？”徐鑄成則道：“歷史人物，往往如此：拼命抓權，排除異己，最後兩手空空，成為孤家寡人。”

這是眼前現實，也是中國歷史興衰週期率再次重現。徐鑄成的喟嘆，源於他豐富、深入的讀史經驗。

從“六經皆史”角度，徐鑄成評價說，“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卓越的史學家、斷代史的鼻祖，也是極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本紀”“世家”“列傳”，及其正文後的“太史公曰”，在徐鑄成看來，可作“史論”。其中評議文字，則是為新聞紙出現後的新聞評論開宗垂範。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則是開編年史之先河，手編舊聞，心繫“資治”。夾敘夾議的“臣光曰”，也是非凡的史論文字。

徐鑄成設想，若像建築業推崇魯班那樣尊為始祖，新聞業也從歷史中確定開山人，司馬遷和司馬光配享祖師爺之尊。

宗廟既立，同門從業於文字記事者，錄其實，守其真，寧入蠶室，直筆不改，垂範後世，漸成傳統。“不私，不盲，不賣，不黨”，是這一傳統的現代表達。徐鑄成秉此心志，馳筆報端，為報業守則，為蒼生護命，為往聖繼絕，贏得廣泛民望，遂有機會“並倚城樓”見證大典。

讀徐鑄成日記，知其當天“數次淚下，不能自禁”，自認“能身逢三千年未有之盛，已屬本事，而能參加此開國盛典，更為非常的榮譽，此種榮譽，應視為是中共數十年苦鬥所得，而謙讓於人分享者”。

1949年6月22日，《文匯報》社論實錄“分享”細節。“中共是新政協的創議者，也是實際的領導者。然而在籌備會的組織中，共產黨僅是二十三個單位中的一個，在一百三十四名代表中，共產黨僅佔七名。而在新政協中，共產黨僅是四十五個單位中的一個，在代表總額五百一十名中也只佔十六名。……這種真誠的民主作風必然要對全國民主勢力發生極大的感召作用與模範作用。”

徐鑄成熱切期待新政權力行民主。過去他為民主大聲呼號，《文匯報》因此被政府封門。其後不久，南京方面提出復刊條件，徐鑄成當場拒絕：“復刊應是無條件的；有條件絕不復刊。”

南京往矣，北平重光。“開國盛典”及籌備事務，徐鑄成有親歷見聞。更早，香港大批民主人士渡海北上，他與葉聖陶、鄭振鐸、陳叔通、柳亞子、馬寅初、曹禺、劉尊棋、王芸生、趙超構等人同船。耳聞目睹，在在真切，他有了信心，表示“在報館言，餘當然應以全力求其復興，恢復其光榮之歷史，改正過去之偏狹觀念，第一步先把報做好再說”。

1949年10月，徐鑄成參加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時與其他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鄧拓、楊剛、胡喬木、金仲華、王芸生；第二排左起：徐鑄成、徐邁進、惲逸群、鄧宗漢、趙超構；第三排左起：張磐石、劉尊棋、陳克寒、儲安平。

五

儲安平是徐鑄成故交，當年創辦《觀察》雜誌，因敢言，時評政論有深度，取信於民，一紙風行，後因言論觸怒當局被查禁。1949年9月29日，儲安平告訴徐鑄成，“《觀察》即將復刊，組織方面大力支援，但恐群眾影響難以捉摸”。

儲的難處，徐也碰到。他當天日記感嘆“甚矣，做事之難，餘吃虧在不善應付，只知守分做事，畢竟人還是人，總喜歡多請示商量也。《文匯》復刊前後所遭之挫折，此未始非主要原因。故今日私營報刊者，或以《文匯》最難捉摸”。

鼎革之際，政權更迭，世局鉅變。張瀾曾為此寫信給老友鮮英，“這不僅僅是政權的變更，而是整個社會的大轉變。……推想將來，愈是舊式的縉紳之家，愈將感覺動輒得咎，這便須從思想上、生活習慣上、作風上徹底改變”。

天變了，道亦須變。徐鑄成雖知須變，卻未作“徹底”打算，自然會不適應，乃至“瞠目束手”。

《徐鑄成回憶錄》說，長沙解放當天，他們收到確切訊息，次日釋出，本屬新聞常態，卻“被指為搶新聞，是資產階級辦報作風，因新華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另一事，是刊登《論人民民主專政》。要聞版編輯依照文中所列問題“做分題以醒眉目，亦被指為離經叛道”。他被告誡：這種檔案只准以經典標準鄭重排版，豈能自由處理！

經此兩事，徐鑄成發現，數十年辦報經驗失效，社論也不會寫了。

即便如此，1950年《文匯報》銷量仍在十萬份上下，都是讀者自費訂閱。

1951年4月，徐鑄成參加赴朝慰問團時在安東（丹東）

民間影響大了，自然會受關注。1957年3月10日，徐鑄成受邀到中南海頤年堂參加新聞出版界座談會，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你們《文匯報》實在辦得好，……我每天下午起身後，必首先看《文匯報》，然後看《人民日報》，有空，再翻翻別的報紙。”

這次見面，毛澤東表著稱許，徐鑄成揣著困惑。《毛澤東年譜（1949-1976）》記載，會上是受邀者先說，毛澤東後講。徐鑄成第一個發言：“我們都是舊社會過來的人，馬列主義水平很低，對在報紙上開展雙百方針的宣傳，心中無數。……請問主席我們該怎麼辦？”

毛澤東回答說：“你們說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低，在社會主義社會辦報心中無數。現在心中無數，慢慢就會有數。……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關於百家爭鳴問題，完全學術性的，在報上爭來爭去不會有影響。”

散會後，徐鑄成即往《文匯報》北京辦事處，對全體記者複述會上詳情。他的心情是“讓大家分享我的喜悅和幸福”。

未及百天，局勢陡變。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署名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徐鑄成之筆於是塵封。

1957年7月，徐鑄成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小組會上作檢討

六

大約1977年，徐鑄成看話劇《西安事變》，聽到前後左右年輕觀眾不時私語：張學良是怎樣的人物？楊虎城是否地下黨員？宋子文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端納又是什麼角色？……

另一次，徐鑄成遊杭州孤山，拜謁秋瑾墓，見一群青年“遠遠擁上去看，一個說：‘這女人，手拿寶劍，大概是劉胡蘭吧。’另一個很有自信地說：‘不，劉胡蘭沒有那麼大年齡，裝飾也不對。這是黃道婆。’其他幾個，馬上附和說：‘對對，是黃道婆。’”

不同場合，同樣的刺激。一位見多識廣的老人，面對一群孤陋寡聞的青年，憐其無知，哀其不幸。文化教育遭浩劫，不過二十年，就有了報應。

徐鑄成那輩人，是具備常識的一代。他們年輕時，對剛過去四五十年的人物、事件，如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八國聯軍等等，即便說不上熟知，大體是瞭解的。那時候，中小學有歷史課，記述往事的文章、筆記也隨時可以看到。如今不一樣了，剛過去不久的歷史，年輕人就懵然無知。徐鑄成發願，該寫點東西，留下來。

筆，已荒疏二十年。是徐鑄成之筆，也是中國文人之筆。執筆者，古往今來，代不乏人，左記言，右記事，終成青史。徐鑄成心儀者，遠有司馬遷、王夫之，近有王韜、梁啟超，千年一脈，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到“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感召鄒容、張季鸞、邵飄萍、黃遠生……奮筆書寫，引得徐鑄成傾心追隨。忽一日，千萬支筆冰封，而十年，而二十年，才有把秋瑾當作黃道婆的自信青年。

二十年前，徐鑄成寫新聞。二十年後，他疾書“舊聞”。《舊聞雜憶》出版時，他寫“自序”說，“心急火燎似的，想寫點什麼”。

1979年7月15日，徐鑄成寫信給老友羅孚，自況“兩年多來，像一旦可以放聲高唱的老藝人一樣，興高采烈，埋頭寫了六十多萬字”。

徐鑄成寫他人，如《杜月笙正傳》《哈同外傳》和《報人張季鸞先生傳》，實事求是，力求神似，“再現其歷史的本來面目”，“不以成敗論英雄”。寫自己，儘量詳盡回憶過往事實，少發議論。既不亂塗白粉，也不妄加油彩。功過是非，一任歷史評說。

1984年，徐鑄成在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