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這是陳喬年在犧牲前，對難友們說的一句話。當時同志們都已經知道敵人要對陳喬年下狠手，心情十分難過，可渾身是傷的陳喬年卻鼓勵大家說：“你們要為革命保重身體，好好學習，堅強地活下去，日後要為黨做更多的工作。”
1928年6月6日，敵人在上海楓林橋畔將陳喬年槍殺。同他一起遇難的還有另外兩位優秀的共產黨員，分別是許白昊和鄭復他。
陳喬年是陳獨秀和原配高大眾的第二個兒子，1902年出生在安慶，他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老家度過的。
和哥哥陳延年的冷峻不同，陳喬年生來面板白皙，眉清目秀，像從古代走來的“白面書生”，而且他性格活潑，喜歡打鬧。
陳喬年
雖然性格迥異，但陳喬年和哥哥的感情卻非常深厚，年齡相仿的兩個人，先是一起在老家讀私塾，在這期間聰明好學的陳喬年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
辛亥革命爆發後，兄弟二人開始進入新式學校學習，不過僅讀了兩年，陳喬年就跟隨哥哥辭別故土，來到上海投奔父親。
離家這一年，陳喬年再也沒有回過故土，再也沒有見過生母。
高大眾
初到上海時，陳喬年在哥哥和父親的指導下開始學習法語，他記憶力驚人又肯下功夫，很快就有了較大的進步，但是在生活上他和哥哥卻沒有和父親以及繼母生活在一起。
主要原因是，陳獨秀對子女比較嚴厲，他有意識地讓兩個兒子去艱苦的環境中磨練自己，過獨立的生活，只有這樣將來才能為國效力。
不過陳獨秀也並非不管不問，他讓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每個月從自己的稿費中抽出10元，作為兩個兒子的生活費。
因為陳延年性格靦腆，又不願意向別人伸手，所以取生活費的差事就落到了陳喬年身上。性格活潑的陳喬年每次來到亞東圖書館，都會主動幫店員們幹活，打包圖書送書、站櫃檯等等，雖然他身材瘦小，但幹活卻很賣力。
陳喬年
有一次，正打包時，因為用力過猛，陳喬年的腰帶突然繃斷了。同伴們都說：“好好的一條腰帶，就這麼斷了，太可惜了。”
可陳喬年卻不以為然，之後隨手拿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繩，簡單搓了幾下，就當腰帶用了，嘴裡還說：“麻繩才是好東西，可比腰帶牢多了。”
因為生活費有限，當時陳喬年和哥哥的生活很清苦，他們白天半工半讀，餓了就吃點燒餅，渴了就喝點自來水，晚上睡的是地板，夏天沒有蚊帳，冬天沒有棉衣，一年四季就穿一件夾衣。
可縱然如此，陳喬年依然保持風趣幽默的本性。有一次，長輩問他：“在學校吃什麼？”
陳喬年沒有抱怨，也沒有將生活說的苦大仇深，只是風趣地回道：“啃幾塊乾麵包，如果塞牙了，就澆上一點自來水，如果還不行，那就再加點鹽。”
陳獨秀
繼母高君曼看不慣陳獨秀對兩個兒子這般苛刻，於是就苦口婆心地勸他：“對外人都那麼慷慨，何以對自己的兒子如此刻薄。”
可陳獨秀壓根不聽，最後高君曼又找到了潘贊化，哭著說：“希望你以老友的身份，去勸勸獨秀，讓兩個孩子回家來住。”
可當潘贊化去勸說時，陳獨秀卻嚴厲斥責道：“這是婦人之仁，少年就應該讓他自創前程。”
父親的嚴格，也更加刺激了兄弟二人勵精圖治的決心，陳喬年雖然生性溫和，但能吃苦的勁絲毫不比哥哥弱。最終在1915年，憑藉自己的努力，他考入了震旦大學附中，也是這一年陳獨秀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陳獨秀
父親北上後，陳喬年和哥哥就安心在上海求學，這期間正是新文化運動在國內風起雲湧的時候，各種新思潮非常活躍。受其影響，陳喬年和哥哥也深信無政府主義，認為它是改造中國的“靈丹妙藥”。
當時，喬年還把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書籍帶到了亞東圖書館來代銷，也正是此時他們對無政府主義的領軍人物吳稚暉十分崇拜。多年以後，也是這個人害死了陳延年。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儉學在全國興起，這對於付不起高昂學費的貧家子弟來講，是一個很難得機會，陳喬年和哥哥也有了去法國留學的想法，並得到了父親的大力支援。
時年年底，陳喬年跟隨哥哥和其他百餘名青年乘坐法國郵輪從黃浦江啟程，經過40 多天的航行，於1920年2月初抵達法國馬賽。
抵達法國後，兄弟二人以120法郎在凱旋門附近租了一個房間，和那些依賴成性、因經濟拮据而意志消沉的同學不同，過慣了清貧生活的喬年和哥哥，在法國依然相互勉勵，並且堅持自力更生。
陳延年
因勤奮刻苦，法語流利，兄弟二人順利考入了巴黎大學附設的阿里雍斯學校，並開啟了半工半讀的生活。
白天他們上課4小時，他們很珍惜學習機會，除了正常的課外也，還在圖書館博覽群書，想盡快修完全部課程。
不曾想很快就出現了變故，由吳稚暉等人主導的“華法教育會”突然宣佈中斷對勤工儉學學生的經濟支援，這就導致陳家兄弟在內的大批勤工儉學的學生得不到資助，有些人為此過上了流浪生活。
為了生存下去，陳喬年和哥哥被迫中斷學業，在巴黎和里昂苦尋工作機會，最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翻砂工的工作。兄弟二人拼命工作，才能勉強維持基本的溫飽。
陳獨秀
法國原本是無政府主義的發源地，在之前兄弟二人原本抱有很大的期待和希望，但真正來了之後，才發現這裡的醜惡，更是對無政府主義失去了信心。
也是在此時，陳喬年和哥哥在周恩來、趙世炎等人的幫助下，開始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最終他們放棄了無政府主義，而走上了和父親一樣的追求共產主義的道路。
1922年，喬年和哥哥加入了法國共產黨，從此後兄弟二人的革命道路開啟了新的篇章。
遠在國內的父親陳獨秀非常關心兩個兒子的在法國的近況。1923年時，陳獨秀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四大”時，得知了許多旅歐同志在學習和生活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便決定讓留法同志轉戰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同年2月17日，陳喬年跟隨哥哥、趙世炎、王若飛等12人先奔赴莫斯科學習，途中輾轉十多天，喬年等人終於到達了革命的搖籃—莫斯科。
自此之後，陳喬年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直到犧牲自己的生命。
陳喬年和同志們合影
在莫斯科學習期間，也是陳喬年短暫的一生難得的快樂時光，不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還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學習中。
除此外，在學習間隙陳喬年和蕭三還翻譯了《國際歌》。
在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結尾處，當陳獨秀知道這首歌是喬年翻譯的時，拿著歌詞的手在顫抖，眼眶也溼潤了，雖然父子間有隔閡，但他們卻擁有共同的信仰，這種“同志”關係更讓人感動。
然而，安穩的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就在陳喬年和哥哥到達莫斯科後的第二年，因國內形勢日益緊張，需要大量意志堅定的幹部回國領導革命鬥爭，陳延年等被組織急調回國。
陳延年回國那日，喬年來車站送行。從11歲他就跟著哥哥走南闖北，至今已13年有餘，他早就習慣了有哥哥在的日子，然而為了革命，雖然心有不捨但兄弟二人也不得不分開。
陳獨秀
就在哥哥走後的第二年，陳喬年也奉命回國，此時哥哥在廣州參加革命鬥爭，而喬年則是去北京，直接擔任中共北京地委的組織部長，時年23歲的他也是北方區領導層中最年輕的一位。
當時北京的情況遠比廣州的要複雜，軍閥之間混戰不斷。陳喬年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人，發動各界群眾與北洋軍閥政府做鬥爭，並直接指導和參與了“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發生時，陳喬年不顧個人安危奮鬥在人群當中，混亂中他的胸膛上被軍警刺了一刀，傷勢十分嚴重。
可生死關頭，陳喬年卻一手捂著傷口，一手揮舞著拳頭，咬牙堅持指揮群眾撤退。當送到醫院時，他的衣襟上都是鮮血。
因為傷勢較重，醫生和同志們叫讓他多休息幾日，可革命形勢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陳喬年怎麼能安心躺在醫院養傷呢，最終他前後只在醫院休息了兩日，就匆忙返回工作崗位。
雖然傷勢未痊癒，但陳喬年對工作卻一點不含糊，他就像一個陀螺般終日忙碌，白天到工廠、學校做宣傳，晚上還要為黨內刊物趕文章等等，徹夜不休息也是常有的事。
在陳喬年身上，我們看到了那個年代大多數青年人的身影，為了革命，為了勞苦大眾，為了創造一個新中國，他們甘願赴湯蹈火。
陳獨秀
陳喬年工作拼命，為人很有才華，又年輕英俊，非常得異性之喜歡，和哥哥陳延年的“不戀愛”觀念不同，陳喬年並不排斥兒女情長。
不過，在婚姻上陳喬年卻引發了不小的風波，他愛上的女子名叫史靜儀，該女子曾有過婚事，就連一向對喬年疼愛有加的哥哥都覺得，弟弟這事不妥。
但陳喬年卻堅持自己的選擇，他覺得兩個人只要相愛，就不該被陳規世俗束縛。最終在1926年時，陳喬年不顧他人的眼光和流言蜚語，果斷地和史靜儀結為夫妻。
在中共“五大”召開前夕，陳喬年夫婦來到了武漢。史靜儀於1927年生下了兒子“紅五”,也是這一年，陳喬年最愛的哥哥陳延年慘死在敵人手中。
哥哥犧牲的訊息，一直到陳喬年被調都上海擔任任中共江蘇省委的組織部長的時候，他才知道這個噩耗的。
兄弟情深，卻就此陰陽兩隔，甚至連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而且得知哥哥死得很悽慘，陳喬年的心猶如刀割般難受。
然而，他知道哥哥是為革命而犧牲的，自己不能沉浸在悲痛中，要繼承哥哥的意志繼續為革命而奮戰，這才是紀念哥哥最好的方式。
就在陳喬年來上海後，父親陳獨秀也在上海。和哥哥延年不同，陳喬年對父親並沒有那麼生疏，相反還經常帶著妻子和兒子去看望父親。
不過，父子二人的很多觀點卻不一致，經常為此爭論的面紅耳赤，但陳獨秀自然不會記仇，而且孫子“紅五”還給他帶來了很多歡樂。
1927年底，父子二人又也因為一些原則問題爭論不休，最後弄得不歡而散，就連陳獨秀準備的飯菜陳喬年也沒吃。
當然，沒過幾日父子二人都消氣了，陳喬年依然會帶著妻兒去看望父親，畢竟是親父子，又都是同志，哪有什麼深仇大恨。
只是，陳獨秀不知道，這樣“天倫之樂”的時光已經進入倒計時狀態。
陳獨秀
1928年2月16日，因叛徒唐瑞林的出賣，正在開會的陳喬年和其他11位同志，不幸被捕。
陳喬年被捕後，因叛徒唐瑞林並不認識他，所以起初並沒有暴露身份，黨內同志和陳獨秀的老朋友們都開始展開積極營救。
當時，除了陳喬年外，還有周之楚和張永四是唐瑞林不認識的。所以組織決定讓周之楚頂替陳喬年的身份，周之楚也很英勇，當即同意了這個決定，也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可沒成想，周之楚的父親是一位華僑大商人，得知兒子被捕後，他也趕緊回國營救，這樣陳喬年的身份就暴露了，營救幾乎是沒有希望了。
陳喬年自知沒有了生還的犧牲，但他絕不自暴自棄，相反還鼓勵獄中同志們，要勇敢地鬥爭下去。
陳延年、陳喬年
當時，為了從陳喬年口中得到黨的機密，敵人對他動用酷刑，雖然被打得遍體鱗傷，卻從未吐露半個字。
被敵人折磨得死去活來陳喬年，依然保持樂觀、積極向上的本性，他學識淵博，就給難友們講故事，國內的也有，國外的也有。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他的故事給難友們帶來了很多的信心。
更難能可貴的是，知道自己不可能活著走出監獄，陳喬年還託人給組織帶話，不要在為了營救自己而費心和浪費金錢了。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和其他兩位同志，在哥哥犧牲的地方被敵人槍殺，終年26歲，他為了革命他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陳喬年犧牲的訊息傳到老家安慶後，他18歲的弟弟陳松年和28歲的姐姐陳玉瑩帶著悲痛的心情來到上海。
因為敵人不讓收屍，姐弟二人只能在喬年犧牲的地方燒紙做祭拜。姐姐因為受到巨大的打擊，一病不起，喬年的後事全由弟弟松年料理。
左二：陳松年
喬年犧牲後的第七日，姐姐陳玉英吐血而亡。至此高大眾為陳獨秀生養的四個孩子，只剩下陳松年一人，人間悲劇不過如此。
更遺憾的是，陳喬年被捕後，妻子史靜儀為了營救丈夫，到處奔波而疏於照顧兒子“紅五”，最終孩子不幸夭折。
而在此期間，史靜儀腹內還有一個孩子，足月生產後是一個女孩，史靜儀為女兒取名為陳鴻。
當時形勢緊張，為了孩子的安全，史靜儀只能將寄養在朋友家，可孩子後來又被送人，史靜儀找了多年也沒有找到，最終帶著遺憾離開人世。
而這個孩子，也是黨內同志牽掛的物件，多年來很多老同志一直希望能夠找到她，畢竟她是陳喬年唯一的血脈。
一直到1994年，已改名為“苗玉”的陳鴻才被找到，此時距離陳喬年犧牲已經66年，而苗玉也剛好66歲。
欣慰的是，苗玉早年曾參加了新四軍，也用自己的方式為革命出了一份力。雖然她沒有見過父親和伯父，但她卻和他們走上了一樣的道路，這或許就是冥冥中最好的安排吧！
若是知道女兒繼承了自己遺志，並替自己看到了新中國的面貌，相信地下的陳喬年一定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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