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在經過對各種思想流派和革命學說進行探討、比較之後，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他一旦認定馬克思主義是唯一能夠救中國的革命真理，便終生堅定不移地信仰馬克思主義。
毛主席從一九二〇年讀第一本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產黨宣言》起，始終堅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閱讀和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
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讀了很多，有的不知讀過多少遍。他讀馬列著作的特點是，有重點地讀，認真地反覆地讀，密切聯絡中國實際地讀。
為解決實際問題而讀馬列著作
緊密結合中國實際，為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實際問題而讀馬列著作，這是毛主席讀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
一九二○年毛主席讀了《共產黨宣言》等兩三本書，知道人類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找到了認識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方法。然後，他就老老實實地去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
在大革命時期，馬列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很少。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已經直接地或者間接從別人的引述那裡，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部分內容。
但是問題不在於讀了這本書，可貴的是，毛主席用《國家與革命》的理論來說明中國的革命問題，指導中國的革命。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被國民黨反動政府封鎖的革命根據地內，要讀馬列著作十分困難。
但是毛主席是多麼渴望讀到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多麼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啊！在他受到“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排擠的時候，他的正確主張得不到貫徹實行，而教條主義領導者卻動不動引經據典，說馬克思、列寧是如何說的。
毛主席因受條件的限制，當時對馬列著作確實不如他們讀得多。為了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說服對方，說服黨內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論武器，這也是使他發憤讀馬列著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個時候，打下一些城市後，才好不容易弄到一點馬列主義的書。
一九三二年四月，紅軍打下當時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沒收了一批軍事、政治、科學的書送到總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馬列著作。
後來，毛主席回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時說，那個時候能讀到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長征路上，他患病的時候躺在擔架上還讀馬列的書。
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對一個外國代表團說，他“是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
當年在長征路上同毛主席一起行軍的劉英親眼目睹毛主席讀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劉英是張聞天的夫人，一位忠誠的老革命家。
在一次訪問中，她說：“毛主席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看書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還不停地在書上打槓槓。有時通宵地讀。
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對我說：‘劉英，實在餓，炒點麥粒吃吧！’毛主席就一邊躺著看書，一邊從口袋裡抓麥粒吃。”
聽了這段生動的回憶，使人對毛主席刻苦學習馬列著作的精神，感佩不已！
在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主席尤其喜歡讀列寧的著作。讀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寧的著作。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毛主席要從列寧的著作中尋找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理論，從列寧的著作中學習和汲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
毛主席喜歡讀列寧的著作，還因為列寧的作品，特別是革命時期的著作，生動活潑。“他說理，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敵人鬥爭，也是如此。”
毛主席說過，他是先學列寧的東西，後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
在列寧著作中，《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以及後來出版的《哲學筆記》等著作，又是毛主席讀得遍數最多的（當然不只是這些）。
根據延安時期給毛主席管過圖書的史敬棠回憶，毛主席在延安經常讀《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
他用的這兩本書還是經過萬里長征從中央蘇區帶來的，雖然破舊了，但仍愛不釋手。
毛主席在這兩本書中寫了一些批語，有幾種不同顏色的筆劃的圈、點和槓槓，寫有某年某月“初讀”，某年某月“二讀”，某年某月“三讀”的字樣。
這說明，到那個時候為止，這兩本書至少已讀過三遍了。這兩本書早已丟失，這是非常可惜的。
彭德懷說：一九三三年，“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後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當時還不易看懂，後一本比較易看懂些。這兩本書，一直帶到陝北吳起鎮，我隨主席先去甘泉十五軍團處，某同志清檔案時把它燒了，我當時真痛惜不已。”
從彭德懷的這段敘述中可以看出，當時毛主席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對列寧的這兩本書有了深刻的理解。
一方面，他從理論上認識到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就主觀方面說，是陳獨秀犯了放棄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領導權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另一方面，從理論上認識了王明“左”傾路線對革命的嚴重危害性，“左”傾同右傾一樣地危害革命事業。
彭德懷的這段敘述中還可以說明，為什麼毛主席特別重視列寧的這兩部著作，反覆地學習和研究，並用來教育中國共產黨人。
到了延安以後，毛主席廣泛地收集馬列主義的書籍。為了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指導中國革命繼續前進，也為了從理論上清理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他集中精力，發憤攻讀馬列主義的書，包括馬恩列斯的原著和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的著作。
當時毛主席閱讀、圈劃並作了批註的馬列著作，毛主席在延安時期圈劃的馬列著作，儲存下來的雖然不多，但從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如何把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運用到中國革命實際，如何用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某些思考。
解放戰爭時期，經毛主席批閱的馬列著作，我們現在掌握的有兩本，一本是《國家與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也都是毛主席為了當時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閱讀的。在《國家與革命》的封面上，毛主席在扉頁上註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讀”。
翻開書一看，在“階級社會與國家”這一章，幾乎每句話的旁邊都划著槓槓，講暴力革命的地方劃的槓槓特別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滅資產階級國家這一句，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一段，槓槓劃得最粗，圈圈劃得最多，“革命”、“消滅”、“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些詞和同組的旁邊劃了兩條粗槓。
毛主席讀這本書的時候，國民黨正在積極準備發動全面內戰，國內革命戰爭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滅反動統治的國家機器，已是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
毛主席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結合中國共產黨人肩負的歷史使命，重溫列寧這部重要著作的。他從中汲取理論的力量，使中國革命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乘勝前進，為了克服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保證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毛主席重讀《“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林塞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並在書的封面上寫了一個批語：“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毛主席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一日”。中宣部在六月一日發出毛主席這一指示，要求全黨學習《“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全國解放後，在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候，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一次閱讀《資本論》，以後又多次讀《政治經濟學批判》、《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等經濟學經典著作。
我們可以看到，毛主席在他的工作生活中不斷學習，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