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的四川，悶熱潮溼，6日這天，大雨傾盆，已經連續奔波了多日的紅軍戰士們疲憊至極，便選擇就地宿營。此時，他們的身後是波濤滾滾的大渡河，眼前又是渺無人煙的夾金山，哨兵尚未傳來任何訊息，四處沒有特務，也沒有老百姓。
一班班長肖士傑帶著人離開了宿營地，去附近把執勤的戰友換回來，走著走著，他們看到了一處地勢很高的山洞，就跑過去偵察，心想若是能將此處當做偵察所也不錯，周圍大樹蔥蔥，若不是仔細看還真發現不了。
說著，他們就進了洞。不一會兒，洞外傳來了緩緩的腳步聲，而且這個聲音越來越近。肖士傑不知道什麼情況，同大家眼神一對視，便拉上了槍栓，悄悄爬出了洞口，來者越走越近，他們也越看越分明，這是個30多歲的低個子男人，面板黝黑，穿著破爛，腰間別了一把鋥亮的斧頭。
這到底是老百姓還是敵人？無人敢下定論，去年有一次，他們在閩西碰到了一個裝啞巴的特務，最後吃了大虧，這次他們不敢再輕易相信人，就決定先嚇唬嚇唬這個人。結果沒成想，這個男人的斧頭竟搶先一步抵在他們面前。
肖士傑一直兇狠地問話，想詐出來這個人的身份，而對方似乎是一個啞巴一直不說話，但也不肯示弱。就在膠著之際，隊長石承玉趕到，派人先把他捆上控制住，命令肖士傑等人把槍放下。而幾乎就在他們放下槍的同時，這個啞巴也放下了斧頭。
經過大家的初步判定，對方是一個聾啞人。但防人之心不可無，戰士們拉著他隨軍走了一二百里，在這段路程中，他只能“噢噢”地叫著，但是發不出聲音，大家說什麼他也不回聲，後來確定他不是奸細以後，紅軍指戰員們便決定放他回家。
但是他堅持不肯走，不停地幫隊伍幹一些髒活累活，再有人勸他走，他便生氣了，著急地比劃著：想跟著部隊一起走，紅軍好。戰士們也發現此人雖是個聾啞人，卻不怕吃苦，參加紅軍的基本條件是有的，經過綜合考量，部隊領導批准他留下來，並給他安排了工作：背行軍鍋、擔炊具。
就在大渡河畔，這個“聾啞紅軍”加入了長征隊伍，他餵馬、做飯樣樣都行，不久就被調到了中央警備團的炊事班，成為了一名挑夫，就戰鬥工作在毛主席、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身邊。
在過草地的時候，肖士傑陷進了泥潭，因為不想連累大家，就示意戰友們先行離開，不要管自己。“聾啞紅軍”看到後，急忙卸下了背上的鍋放進泥潭，自己站裡邊，用繩子繫上鍋的一個把手，一頭又交給戰友，划著靠近肖士傑，把他從泥淖裡拽了出來。肖士傑感激得不知道說些什麼好，他們最初相遇時，他還把“聾啞紅軍”當成敵人，而現在就是他救了自己的命。
長征快結束時，這位聾啞戰士終於戴上了紅星八角帽，他開心得左看看右摸摸，把它當成寶貝。長征結束後，他依然在工作上兢兢業業，從不打折扣。
1942年夏天，“聾啞紅軍”照例每天趕著牲口下山運水，保證戰士們吃水用水。一天，他的草鞋實在爛得不行，耽誤走路，就索性就脫了鞋子，光著腳挑水，結果被朱德總司令撞上了。他一看“聾啞紅軍”光著腳板忙個不停，就立刻通知了警衛營的領導同志過來，他當著一個副營長的面，指著“聾啞紅軍”的赤腳生氣地說：“你這個副營長怎麼當的？”
副營長當即表示：“我們立刻給他發新鞋！”過後，朱德從“聾啞紅軍”的脖子上拿上毛巾，給他擦了汗，還給他伸出一個大拇指。“聾啞紅軍”明白了發生的一切，也感動地回了一個大拇指。
新中國成立以後，大家明顯地發現“聾啞紅軍”的身子骨大不如以前，衛生所給他一檢查身體，發現他得了冠心病，血壓也高，師長劉輝山知道以後，就聯絡了一家榮軍院讓他調養身體，但是他閒不住，只在那裡待了半個月，就要求回北京幹一份工作。
師領導想來想去，決定讓他管理營區的果園，從此，“聾啞紅軍”在這裡一干就是16年。1955年新中國第一次授銜儀式上，他被授予少尉軍銜，且獲得了三級八一勳章和八一獎章。
“聾啞紅軍”一生無娶，組織上多次為他尋找親人，然而因為種種困難都沒能成功，但是他不孤單，因為陪著他的不光有周圍的戰士和護理人員，還有中央的首長們。1971年秋天，周恩來特意指示要照顧好啞巴同志，他說：“我們不能虧待了這個對國家有功的聾啞人啊！”
就這樣，“聾啞紅軍”在大家的關照下，度過了一個平和的晚年。1983年，“聾啞紅軍”逝世，他的骨灰被安放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在這裡的逝者都是新中國的開國將帥。他的骨灰盒上寫著：“啞巴同志”。
後人沒有放棄為他尋找親人，最後從“聾啞紅軍”家譜中找到了他原本的姓名——熊世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