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蘇北魯南地區水患迅速得到根治的原因淺析
作者：劉化仁
黃河從南宋時期“侵泗奪淮入海”起，所帶來的大量泥沙不斷淤積，抬高河床，堵塞河道，從源頭到出海口之間形成南北高中間低的地形，直接導致淮河干流下游和蘇北沂、沭、泗河等支流皆失去了原有的入海通道，造成水系尾閭紊亂，從而使地勢低窪的魯南、蘇北、皖北、豫東等地區釀成了“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痼疾，一直遭受水旱災害的蹂躪。自元朝至民國時期，各朝代也都曾煞費苦心整治淮河，但是囿於當時政治、經濟、技術、思想認識等方面的種種原因，不僅始終未能取得良好效果，反而使水患長期延續，日趨頻繁。據歷史文獻統計，淮河流域18世紀每百年水災74次，16世紀至新中國初期的450年中，每百年平均發生水災94次，並且平均每兩年一旱。災害年佔整個統計年的90％以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近半個世紀內，淮河流域的災情更為頻繁和嚴重。從1901年至1948年，淮河流域共發生水災42次，旱災23次。淮河成為一條聞名中外的“治不好”的千里“害河”。
千百年來，歷朝歷代政府都“治不好”的淮河水患，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之日起，到1958年治淮委員會撤銷，僅用八年時間的整治，就初見成效，其中淮河流域東北部的魯南蘇北地區的洪水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原因何在？
一、黨和政府執政為民，將興修水利作為重中之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解放戰爭尚未結束，抗美援朝正在進行，國家正在草創。剿匪、土地改革，恢復經濟等工作迫在眉睫。把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的黨和政府，在百廢待興之際，就把興修水利作為治國方略中的重中之重。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僅僅一個多月，政務院就召開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商討治水的問題。1950年8月，毛主席指示政務院“請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導淮計劃，送我一閱。此計劃八月份務須作好，由政務院透過，秋初即開始動工”。10月14日，由周恩來總理簽署的《政務院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釋出，正式拉開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大規模治理淮河水患的序幕。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號召，彰顯了黨和政府帶領中國人民治淮的雄心、決心和信心。為根治淮河、徹底解決長期以來肆虐淮河流域、其中包括魯南、蘇北等地區的水旱災害，提供了最根本的政治保證。
二、統籌兼顧，通力協作，設定專門的流域整治管理機構
由於淮河干流及其較大的支流都流經不同的行政區，各級行政區內的地理環境、人文條件不盡相同。對於跨行政區的治水，必然會出現許多矛盾。歷史上在治水過程中，不同行政區之間都因為利害衝突產生尖銳的矛盾乃至引發不同程度的社會糾紛。明、清時期圍繞沂河盧口的堵、留問題，西岸的邳州和東岸的宿遷各自為了本地區的切身利益一度爭執不下。無論古今，沒有哪個省、縣希望洪水淹在自己那裡的。在1950年8月的治淮會議上，蘇、皖兩省代表也曾因“蓄洩”意見不一。因此治理大江大河如果僅靠各個行政區單獨實施，絕對是無法完成的。因此水利部於1950年10月成立了治淮委員會，將整個淮河水系、包括蘇北的沂、沭、泗（運）各支流水系的治理開發工作皆劃歸治淮委員會統一管理，指揮協調。治淮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編制淮河水資源綜合利用開發規劃，調解處理省際和部門間水事糾紛，負責主要河段的防汛排程和流域內水資源的統一調配。統一管理主要河流和樞紐工程，負責水質監測工作等。治淮委員會從整個流域通盤考慮，因地制宜，統一部署、協調和管理整個淮河的治理工作。與此同時，各省、地區也都建立了相應的治淮委員會或領導小組，由此保證了整個淮河流域到各個地區具體治淮工作的順利實施。儘管1958年撤銷了治淮委員會，但國家依然成立這樣的代表國家行使所在流域內的水行政主管職責的管理機構，在流域整治過程中起到無可替代的組織保證。
三、科學決策，立足根治
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證明，大河流域治水決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周總理明確指示治淮必須治本，即立足於系統綜合治理，方能趨利避害，長治久安。
針對淮河的實際情況，《政務院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將“蓄洩兼籌”作為治淮的根本方針，並提出上、中、下游在此基礎上，做到因地制宜，各有側重。這一方針，立足於除害興利的基本要求，既是當時治淮規劃的戰略思想，也是此後數十年來治淮工作的主要方針。
因地制宜，首先必須搞清楚該地區的地形地貌、地勢、地質、氣候、水文、生物等具體狀況。於是各省區首先組織測量隊進行實地勘測，掌握第一手資料資料。然後在此基礎上，作出恰如其分的整治方案，報經治淮委員會審批實施。
淮河既是我國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線，又是蘇南與蘇北的地理分界線。對於淮河以北蘇北魯南地區的水患，因為導致其發生的直接原因是沂沭泗（運）河的過境洪水。因此要想消除該地區的水患，必須對沂沭泗（運）水系進行系統的治理。
沂、沭、泗（運）河位於黃河與淮河之間，是淮河北面的三條大支流。古時的沂、沭河為泗河（水）的支流，泗河最終流進淮河而入黃海，當時是淮河的最大支流。明末中運河開通後，泗水上游直接改流南四湖，其下河段主要闢為運河河道，則沂沭泗河都成為中運河的支流。
沂、沭、泗（運）河支流眾多，構成淮河流域內一個相對獨立的水系。該水系位於淮河流域東北部，北起沂蒙山區，東臨黃海，西至黃河右堤，南以廢黃河與淮河水系為界。全流域東西方向平均長約400公里，南北方向平均寬約200公里。流域面積7.96萬平方公里，佔淮河流域面積的29%，包括蘇北、魯南、豫東、皖北四省15個地（市），共79縣（市區），人口5128萬人，耕地5706萬畝。
沂、沭、泗（運）河發源于山東中部的沂蒙山區，地勢較高，多海拔700～800米的高山（沂河上游最高峰龜蒙頂海拔高程達1156米），向南地勢迅速降低進入魯南蘇北平原，老沂河到江蘇邳州市中運河河口處海拔僅20米，比降大。加之流域中降水比較集中，且多急雨暴雨，致使來水快，洪峰高，流量大，陡漲暴落。《沂州府志》記載，流域中“三日之旱即成涸澤，一日之雨良田隨沙石而去”。每逢山洪暴發，便奔騰直下。下游宣洩不及，易於潰決成災。且沂、沭、泗三河均經魯南蘇北呈“L”型入海，洪水在平原上兜圈子，致使洪水積聚，漫流肆溢，決堤決口，該地區遂成汪洋澤國。據統計魯南、蘇北地區，黃河奪淮期間，水災平均兩年一次；清朝到民國年間，水災幾乎一年一次。受災面積之大，人口之多，世之罕見。1931年沂沭河多處決口，被淹面積1050萬畝，受災人口達300多萬人。
根據實地勘察，首先按河流的主要功能對其準確定位：沂沭泗河為排洪河道；中運河排洪、航運兼顧；南四湖、駱馬湖、黃墩湖區主要為滯洪區。據此制定出沂沭泗水系治理的原則：“蘇、魯兩省統籌兼顧，治泗必先治沂，治沂必先導沭”以及“沂沭分治”的科學決策。按流域地區定位為：上游山區工程的重點為推行水土保持、“以蓄為主”；中游“蓄洩並重”；下游則應“以洩為主”，使洪水能夠迅速入海。如此科學的整治決策，確保整個水系能夠從根本上得到治理。
四、堵疏並舉，蓄排結合，因地制宜，精準治水
針對蘇北魯南地區的具體情況，採取科學的精準的治理措施：
其一，該堵則堵：首先在水系上游沂蒙山區興建水庫，儘量攔蓄洪水，減少洪水期間下洩水量，減輕下游的排洪壓力；同時這些蓄留在山區水庫的水可以在下游地區缺水時候進行跨季節、跨年度的調節，以緩解其旱時用水緊張的問題。如此則達到對水資源開發利用、旱澇兼治的目的；此外，對河道上那些無法控制且易造成水患的分水口也予堵死，如沂河邳州段原為“分沂濟運”的出口——城河口即盧口，1952年即被徹底堵閉。
其二，中下游以疏為主，堵疏結合，當分則分：抬高加固大堤，拓寬、疏浚河道，開挖行洪帶，提高洩洪能力。擴寬了沂河、沭河、泗河等河道；加固了沂沭泗河、韓莊運河、中運河等大堤，修建了南四湖西堤、駱馬湖大堤。1958年蘇魯兩省共同開挖了北從山東江風口，南入邳州中運河、長達74公里、最寬達2000多米的邳蒼分洪道，又稱“武河行洪道”或“沂、武河行洪道”，大大提高了洩洪能力。所謂“當分則分”，就是在中游的湖沼低窪地區建立滯（分）洪區，一旦洪水超出河道排洩能力時即將洪水有序地引到滯洪區內暫時滯留以避免河道漫溢、決堤的發生。如在位於沂沭泗水系駱馬湖西側、涉及徐、宿兩市邳、睢兩縣和湖濱新區的黃墩湖地區建成了面積約357平方千米的滯（分）洪區。該滯洪區曾於1957年7月19日遭遇特大洪水時強迫分洪6億立方米。
其三，下游以疏為主，開挖新的入海河道。從1949年起至1953年，蘇、魯兩省共同實施“導沭整沂”工程，先後開挖和擴大了新沂河、新沭河等，使沂沭泗（運）河洪水得以直接排入黃海；1951年10月~1952年5月修建了蘇北灌溉總渠，它是淮河排洪入海的重要通道之一，兼有洩洪、排澇、引水灌溉、航運、發電等多項功能。
其四，在分水樞紐之處以“調”為重，建設分水調節設施，確保分水水量在人的有效掌控之中。1954年11月至1955年6月底，在沂河武河口——建起了被譽為“山東治淮第一閘”的江風口節制閘，徹底改變了江風口400多年來“引沂濟運”和汛期分洪失控導致嚴重水患的發生。
五、積極興修農田水利，及時消除內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針對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在優先治理江河水災的同時，在全國範圍內逐漸擴大對農田水利建設的投資，確立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以興修小型水利工程為主的農田水利建設方向，組織和帶領廣大民眾，努力修復被戰爭破壞的農田。開挖排水溝，降低低窪地帶的地下水位，逐步減輕並消除內澇；打井、修渠，擴大灌溉面積；完善灌排水系統，建設旱澇保收田。從而使全國農業連年得以快速發展，糧食產量逐年增加。到“一五計劃”結束的195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3900.7億斤，是1950年的1.48倍。
六、國家加大投資，廣泛發動民眾，大打治水的人民戰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面臨的是千瘡百孔、一窮二白、貧困落後的爛攤子，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人民生活困難，機械裝置短缺，幾乎全部依靠人力。在這種形勢下，國家仍儘可能地加大投資，廣泛發動群眾，大打治水的人民戰爭。僅以“導沭整沂”工程為例，從1949年4月開始，至1953年11月結束，歷時五年，共進行了l0期導沭3期整沂，先後調動臨沂、沂水、泰安、滕縣、膠州、徐州等6個專區的34個縣（市）民工114萬人次、4500多名技術人員參加施工，共完成土石方4827萬立方米（其中石方315萬立方米），實用工日4255萬個，共築堤800餘公里，挖河85公里，並完成沭河攔河壩、溢流堰、穿沭涵洞等各種建築物53座，開支經費4500萬元（1.5億公斤小米折價）”。至於八年期間整治沂沭泗水系的總用工量和國家投資究竟究是多少，筆者沒有查到具體的統計數字，但可以肯定一定是相當大的。陳毅元帥曾多次感嘆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那麼治淮戰役也硬是“人民群眾用雙肩、雙手拼出來的”。事實上“導沭整沂”工程開始的時間應該向前追溯到1949年2月，因為當時山東省解放得早，山東省委隨即就開始興修水利了。當時工程的組織是準軍事組織體系，它是從戰爭時期支前民工和民兵組織承襲而來的，這種組織形式對完成如此龐大的水利工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新中國誕生，人民當家做主，極大地激發出群眾的內動力。當年的建設者們在廣闊的戰線上，熱情地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迎難而上，你追我趕，硬是靠雙手挖撬搬砌，靠雙肩挑抬推拉，重新安排河山。父子、夫妻、兄弟齊上陣，披星戴月滅水患。據統計到1957年冬，國家治淮共投入資金12.4億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條，修建水庫9座，庫容量316億立方米，還修建堤防4600餘公里，極大地提高了全淮河的防洪洩洪能力。我們的黨既靠人民戰爭建立了新中國，也靠人民戰爭戰勝洪水等自然災害。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和經濟建設的致勝法寶。
綜上所述，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魯南蘇北地區，短短八年時間，在山區建成了十多座水庫；治理了沂沭泗諸河河道；開闢了新沭河、新沂河，整治了中運河，沂、沭河及泗水有了排洪專道；建立了分洪道和滯洪區。沂沭泗（運）水系防洪工程體系初步建成。蘇北魯南地區乃至整個淮河流域的洪患基本上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整治，從那以後直到現在，魯南蘇北地區雖然出現過特大洪水但是卻沒有氾濫成災。新中國八年治淮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階段性勝利，打破了淮河“治不了”的魔咒，併為此後的持續整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邳州水利志》、《江蘇省水利志》、《臨沂市水利志》
——《邳州文化》第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