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員趙忠的自白3
義無反顧 投身革命 報效祖國
陳家基
- 投奔革命
四十年代初期，我的兩個姐姐在天津美國教會學校中西女中讀書，受到西方革命思想影響，嚮往革命。
1941年，三姐首先離開家庭投奔革命。她開頭去了現在的山東德縣油房鎮（當年屬於河北省）。為了安全，她起了個農村的名字叫做吳貴生，到了解放區還這樣叫。她打過遊擊，打過地道戰，最艱苦的時候一連三天沒有飯吃。她的男朋友吳明當年已經是太行山軍分割槽宣傳部長。那年他26歲，被敵人抓捕，逼他指認自己的同志，面對佇列中很多自己的同志，吳明拒絕指認，被漢奸打死。現在邯鄲市還有他的紀念碑。
二姐宗瑞（陶萍）
二姐在中西女中讀高中的時候永遠是一二名。考到第一名的時候，學費全免，考到第二名的時候，學費免一半。
但是，在1943年，她高中沒畢業就走了，到晉冀魯豫邊區革命根據地參加革命去了。1945年，抗戰勝利了，她考上燕京大學社會系，並且透過燕京大學地下組織去了太行山革命根據地。後來她把這段經歷寫下來，其中聽鄧小平做報告的故事、借彭德懷的坐騎過河的故事、與劉伯承相遇的故事都十分感人。
我小時候，也喜歡聽陳鐵表哥講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對我啟發很大。後來在兩個姐姐和表哥的影響下，我很自然地嚮往革命，嚮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46年6月，我加入了天津地下黨。油印機就放在我們家裡，每天，我們在我家油印共產黨的傳單，葉欣同志刻蠟版，我就為她們放哨、影印，分發……
不久因為天津地下黨的負責人金爽同志被捕， 1948年3月我不得不離家出走，在地下黨的安排下，我悄悄地離開了母親。
後來，我常常在想——母親失去了15歲的大姐，又相繼不見了“吳家有女初長成”的二姐和三姐。那時候參加革命不能夠寫信回家，她們倆一去就是六七年，並且杳無音信……母親是什麼樣的感受？
而令母親的心受到致命的打擊，則是我的悄然出走；曾經養尊處優的母親走的時候才五十多歲，證實了孩子們的全部舍她而去對她致命的打擊。
我也“逃”走了。透過地下黨組織我到了河北省正定縣的華北聯合大學學習，性質就像是後來的黨政幹部培訓班。
前排左一二是在華北聯大的二姐夫和二姐，後排是我
在華北聯大，我見到了久別的二姐，她已改名陶萍，我也見到了我未來的姐夫，還有表哥陳鐵，他們都已經是這裡的教職員了。為了避開張家口的戰事，他們剛剛從張家口搬到正定。
來到共產黨的懷抱，我感到既新鮮又興奮。
在這裡，我看到二姐和姐夫結婚，組織上送給他們新婚夫妻的禮物居然是一張大床竹編席——為此，我偷偷笑了很久，笑的是原來這裡是百無禁忌的。
經過半年的學習，我被分到中央統戰部工作。9月，我拿著介紹信，到黨中央的駐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報到。
我的介紹信信封上寫的是組織部長收。到了組織部，說找部長，拿出信，辦手續，然後給我另外一封信，寫著“XXX收”，於是找到李家莊，叫我找周處長。
當時在李家莊的還有統戰部部長，副部長，秘書處周處長，以及辦公室童主任他們。
我找到周處長，辦好了手續，我的工作是中央統戰部交際處接待員，專門接待民主人士。
因為建國大業迫在眉睫，準備成立聯合政府的工作大量而繁瑣，當時，即將建立的新中國還沒有憲法，一切工作必須從頭做起——由共產黨起草的共同綱領，必須徵得各個民主黨派的認同，所以當時的接待工作很繁重。
統戰部交際處的工作很忙。緊張忙碌的工作不但令我感到十分愉快，而且還交了很多朋友。比如無黨派人士、魯迅的弟弟周健人夫婦和孩子，還有學者翦伯贊。後來到北京又認識了後來成為國家副主席的李濟深、中國文聯主席茅盾、原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田漢先生以及夫人安娥……民盟的吳晗，他跟我的關係最好，我年輕，常常會給他的家裡乾點體力活，他們新安裝的煙囪管，拐脖子的地方不通暢，我家從小就用這東西，於是我站上去幫他修理煙囪。
……
共產黨的隊伍裡，我看到無數有知識、有理想的人，我喜歡他們，我尊重他們，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新中國的希望。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從未有過地心情舒暢——舉起雙手深情地歡呼，時刻準備著，準備用自己的全部忠誠和熱血青春，迎接新中國鮮紅的太陽！
2.進北京
1949年1月，中央統戰部秘書處處長作為中央先遣小組四名成員之一離開西柏坡赴北平參與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並負責接收中南海和北京飯店。這期間他帶著統戰部的同事們多次來往於北京和西柏坡之間。
1949年2月，我正式告別西柏坡，進入北京城。我們坐的是美國敞篷汽車，也叫十輪大卡，同行的還有十幾二十輛。副部長和我一起，陪同毛主席的老師傅定一夫婦乘達同一輛車進北京。車裡還有十幾個人。
開車前，周處長交給我一包解放區生產的香菸，說是到北京以後送給司機。這些美國汽車是繳獲來的，而開汽車的司機也是和這些汽車一起俘虜過來的國民黨的人。可以看到，當年我們統戰部的同志做工作已經是很周到了。
數九寒天，沒有棉襖，我們身上僅穿深藍色的土布衣，坐在行李上，幾個鐘頭工夫，我們就進北京了。車子開到前門外的一個酒店，住了一個多月。三四月間，作為政協交際處，我們搬到了北京飯店237室。
在北京市的照片，胸前和手臂佩戴軍管會和政協的胸/臂章
北京飯店的政協交際處，我見到很多老朋友，李濟深、田漢、安娥、茅盾（沈雁冰）……沈雁冰小個子，還留著小鬍子，後來他和我的二姐夫成了同事，他倆個子一般高。
1949年4月，國共和談終於破裂，周恩來力勸國民黨的代表們留下來為新中國服務，但是那些蔣介石的親信堅持要去臺灣，而張治中、邵力子等人被周恩來挽留下來。
周恩來當時對張治中說：安下心來，我們會把你的老婆孩子送來。
周還說：當年我們對不起張學良，今天不能對不起你。
這時候我接到一個任務，負責與願意留下來的國民黨人聯絡。
3.舅舅回國
我姥爺的哥哥有個兒子叫陶履恭（字孟和），因我母親從小跟著她母親長大，所以很親，我叫他舅舅。1917年，陶孟和在北京大學教書，常常在李大釗辦的《新青年》寫文章。後來他當上國民黨中央政治研究院院長，他老婆的弟弟則是國民黨南京市市長。抗日戰爭的時候，陶孟和到美國的大學去教書了。
剛解放的時候，陶孟和答應周恩來一定會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1951年陶孟和的母親（我稱呼姥姥）去世，這時候陶孟和在美國尚未啟程。
我代表統戰部去見林伯渠，那時候他已經是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兼全國政協委員和中華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我們談起陶孟和的事，林伯渠非常高興說，想不到陶孟和的親戚中還有自己的同志。
不久，陶孟和從美國回來，送給我一把剃鬍子刀。他對我說：我在美國的時候，已經和李四光聯絡好了，李也準備好回來建設新中國。
舅舅陶孟和
舅舅陶孟和回國不久，就當上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注1），直到1960年去世。
趙忠與二姐陶萍以及舅舅陶孟和在陶家花園合照
注1
陶孟和（1887年11月5日——1960年4月17日），原名履恭。社會學家。祖籍浙江紹興，1887年11月5日生於天津。他從1949年10月起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60年4月，赴上海參加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會議，未及會議召開，因病於17日去世。
筆者說明：趙忠在上面的自白中關於陶孟和的敘述與史料公佈有所不一致，此處照錄趙忠的原話，未作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