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張之洞曾經在全國一共設立了六所高等師範學校，為當時的政府輸送學子。
其中有一座坐落在武昌的高等師範學校，在1928年被更名為國立武漢大學，歷經百年風雨，一路發展成為了今天的國內雙一流大學。
不過，正式建立武漢大學、並且擔任武大首位校長的王世傑，卻是一名國民黨人，甚至還曾經被人稱為是“蔣介石的智囊團”。
圖 張之洞
尤其是在解放戰爭期間，同樣主張“親美反蘇”的王世傑毫無懸念地成為了蔣介石眼前的“紅人”。
也正是因此，在解放戰爭戰敗後，王世傑也同樣被迫遠逃臺灣，只能用後半生在海峽的另一側遙望自己的故鄉。
那麼，晚年的王世傑，又曾經在臺灣度過了怎樣的生活呢？
一、武漢大學的首任校長
提到王世傑，就不免要說起他此生中最大的、也是最為人所知的一項“功勳”，那就是國立武漢大學。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計劃將原本的國立武昌高等學校改建成為一所新的大學，名為國立武漢大學。
而校長的人選原本是地質調查所的所長李四光，在被李四光婉拒後，經由蔡元培推舉，這個位置最終落到了王世傑的頭上。
圖 李四光
王世傑，曾經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過張之洞所辦的北洋大學，後來又先後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和巴黎大學中留學，專攻法學方向，甚至拿到了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
在回國後，王世傑曾經在北大擔任過長達幾年法律系教授以及系主任等職務，還和友人一起創辦過一本名為《現代評論》的書刊。
由於他主張“中國實行聯區分治”，各區自制憲法，故而和同時期魯迅所辦的《語絲》唱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對臺戲，並且因此名噪一時。
在這之後，王世傑和好友周鯁生一起前往南京，投奔了蔣介石的國民政府。
由於才華和學位，王世傑被任命為國民黨的首任立法委員，而後又曾一度被派往海外，擔任海牙公斷院公斷員。
1929年5月，王世傑來到武漢，正式開始擔任武大校長一職。
在老東廠口的就職演講上，王世傑第一次說出了他心目中的“武漢大學”：“要辦，就要辦一所有崇高理想和一流水準的大學……計劃十年之後，學生人數能達到萬人。”
在這句話落地之後，王世傑也真正為此開始操勞起來。
他親自規劃學校、考察校址、選擇地塊，在他的堅持下，武漢大學最終從原本只有44畝地的老東廠口，搬到了足足有3000多畝地的珞珈山一帶。
說到珞珈山，其實也和武漢大學有關。
在修武大之前，珞珈山還叫“羅家山”，武大建成後，王世傑聘請了聞一多來擔任武大首位文學院院長。
聞一多來校後，大筆一揮，將“羅家”二字改成了“珞珈”，寓意這是一座像石頭一樣堅硬、像飾品一樣漂亮的山，“珞珈山”這個名字就這樣流傳了下來。
由於當時佔地面積廣闊，圖紙計劃宏偉，從1930年開始，整個武漢大學足足修建了六年。
而王世傑在武大一直監工到了1933年，負責了其中包括男生宿舍、食堂、文理雙學院等等一共十八棟樓的內容。
在後來離開武大後，王世傑還在不斷致電第二任校長王星拱，詢問學校的情況，囑託他要努力改進學校的各項條件，建造一箇中國真正的“著名大學”。
二、蔣介石的“智囊團”
從1932年起，蔣介石就不斷前往武漢大學。
表面上約請王世傑為他進行“講學”，實際上則是不斷地和王世傑討論國內的各項政治經濟問題，以及國際法和外交問題。
當時的王世傑既有留學經驗，又接受過早期北洋大學的中式教育，可謂是真正的“學貫中西”。
加上他還深知西方資產階級玩弄金錢的一些“手段”，和察言觀色、細緻入微的能力，因此，王世傑每每都能說到蔣介石所想的關鍵處，從而頗得蔣介石的歡心。
可是，在蔣介石邀請他來做外交部長時，王世傑卻以“我已下定決心，立志辦教育”為理由婉拒了。
或許，在王世傑心裡，武大更像是他親手培養出來的一個孩子，是他的基地和夢想，因此，他並不願意不願離開武大。
讓他沒想到的是，蔣介石“曲線救國”，又提出讓王世傑來擔任教育部長，並且說道：“你既然要立志辦教育，那我就請你來辦全國的教育。這不比一個武漢大學更能做出貢獻嗎？”
蔣介石的熱情，讓王世傑無法拒絕。
1933年到1938年1月，王世傑足足擔任了五年的教育部長，並且確實做出了不少成績：
在任期間，王世傑推解決了國立學校的教育經費問題，並且對不少不合格的高校進行了整改；
在各大高校裡，王世傑推動了醫學、藝術、體育等次科目的專門教育，為學生多方向發展提供了條件；
另外，他還督促各大學做好內遷準備，使得七七事變後，不少大學得以迅速復課。
除此之外，王世傑也藉著教育的便利，試圖為國民黨“洗腦”青年學生：
藉助當時國民政府所擁有的各種條約的賠款，王世傑開創了一個“留學生制度”，即公費派遣留學生到英法美等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師夷長技”。
在王世傑的計劃裡，這個“留學生制度”先是讓各個留學生學到足夠的知識，等他們回國後，國民黨就會以高官厚祿把這些留學生留在各個統治崗位，“發光發熱”。
而除了留學以外，王世傑更是在各個國內高校裡強制開設了一門必修課：
國民黨黨義課，並且派遣專門的教師進行“洗腦”，更是用高額的獎學金吸引、拉攏學生，使他們成為國民黨反共的“工具”。
王世傑為教育部長時所辦的這一樁樁“利好舉措”，自然得到了蔣介石的欣賞和垂青。
1938年，在日寇侵略南京、國民黨撤退到重慶後，蔣介石仿照羅斯福的“智囊團”，在內部設立了一個新的部門：軍事參事室。
王世傑從教育部長直接升任，開始擔當參事室主任一職。
軍事參事室這個部門，儘管辦公處在重慶桂花街的一個小院子裡，然而，它卻是一個“名字極小、實權極大”的部門。
在國民黨內部所有的計劃，無論是財經、工業、外交，還是國共關係、戰後復員等專案，軍事參事室全都可以負責出謀劃策以及檔案稽核，多少有點“包羅永珍”——所以，坐在這個位子上的人，自然也必須是蔣介石絕對信任的人。
可見，當時王世傑是真的走進了蔣介石的心坎裡。
這一點，在同期陪伴蔣介石身邊的著名外交官顧維鈞後來的回憶中也有證明：
在顧維鈞的眼裡，王世傑是一個外交經驗非常不足，但“謹慎又認真”的人。
雖然王世傑對於時局的判斷並不算精準，但他勝在能夠輕鬆理解蔣介石提出的看法和意圖，並且能夠順勢提出各種建議，因此“頗受蔣公的賞識”。
所以，在王世傑第一次婉拒外交部長職務的12年後，1945年7月，他還是被蔣介石推到了國民黨外交部長職位上。
在這之後，他陸續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包括《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內的六十多份公文，憑藉獨到的謀算和足夠的察言觀色，成為了四大家族外、蔣介石的一個真正的“智囊團”。
三、晚年的思鄉歲月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野心勃勃的蔣介石為了欺騙中共和人民、贏得內戰的準備時間，連發三道電報，邀請毛澤東等人來到重慶，簽下了《雙十協定》。
然而，在《雙十協定》簽署的三天後，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秘密下達了“剿除共匪”的命令。
其實，作為蔣介石的心腹，王世傑一向主張“反蘇親美”。
不過，王世傑還是較為支援雙十協定的，在長期戰亂下的中國不夠他王世傑發揮聰明才智，而一個平和、開放的新中國才會給他一個大展拳腳的空間。
可惜的是，蔣介石更希望將全中國的版圖收入麾下。
因此，在解放戰爭真正開始以後，王世傑難掩失望。
然而很快，王世傑又調整心態，開始為打敗共產黨、獲取全國而給蔣介石出謀劃策。
——不過顯然，民心比智謀要重要得多。
1948年底，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宣佈下野。
王世傑跟隨辭去了政務委員和外交部長的職務，和國民黨一起退到了臺灣，自此再也沒能有機會踏上故鄉的土地。
在建國後，王世傑自知很有可能再也無法返回讓他牽腸掛肚的那個武漢大學，便提議在臺灣再辦一個“國立武漢大學”。
可是，這個建議很快被國民黨當局否定了，理由是：“禁止以大陸地名為臺灣大學的名稱。”
王世傑再三申請不過，只得悻悻作罷。
1950年初，蔣介石在臺灣復職，仍然將王世傑請進了自己的內閣當中，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等要職。
在王世傑和陳誠等人的領導下，臺灣島同樣進行了土地改革，多多少少地改變了臺灣當時的窘況；
同時，王世傑還不斷地和美國進行接觸，希望從美國手裡獲得援助，“反攻大陸”。
可惜的是，美國只是想在國共之間當一個“攪屎棍”。
當發現大陸發展不夠讓美國從中漁利後，美國主動撤離，蔣介石“反攻大陸、收復失地”的口號，也隨之成為了他的一場大夢。
隨著時代變遷，垂垂老矣的王世傑逐漸淡出了“蔣家王朝”，開始專心地賞玩古董、著書立說。
而作為一名“文人”，王世傑對於古董可以說到了痴迷的程度。
他擁有的珍品當中，甚至有不少蘇東坡、黃庭堅、米芾、八大山人等人的真跡。除此之外，王世傑還交好了一批古董品鑑專家，專門為其鑑賞和收集各種寶物。
在王世傑看來，自己收集古董，也是“為了國家做貢獻”。
早些年還以為能返回大陸的王世傑，曾經幻想過六十大壽時將這些古董全數捐獻國家，作為自己這些年的“愛國”印記——可惜的是，直到去世，王世傑都沒能真正再踏上故鄉的道路。
也正是因此，晚年的王世傑對於大陸和故鄉的思念愈來愈重。
認清事實後的他經常在自家院子裡讀蘇東坡的詩詞，尤其是蘇東坡的《西江月》，那句“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給王世傑留下了無盡的回味；
而在讀到《定風波》裡的那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時，王世傑常常獨自站在院中，長嘆一聲，而後潸然淚下。
1980年，王世傑由於年事已高，身體日漸衰弱。
在一次手術後，親友兒女勸他前往美國進行療養，然而王世傑卻拒絕了：“臺灣，總歸還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就算死，也要灰留孤島。在將來，也許有一陣風能把我送回故鄉，這樣，我也能含笑九泉了。”
1981年4月，王世傑由於病情加重，在臺北病逝，享年90歲。
直到臨終前，王世傑還在拉著兒女的手，殷殷地囑託他們一定要將自己畢生蒐羅的文物捐給武漢大學，並且在未來要回到自己崇陽的故鄉，為父老鄉親們“做點好事”。
直到看著兒女們含淚點頭，王世傑才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1985年，王世傑的子女們遵照遺願，向湖北崇陽捐款修建了一個水井和一棟“雪艇圖書館”；
不過那些珍品，子女們卻沒有交給武漢大學，而是全數捐獻給了臺北的故宮博物院。
不知王世傑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
結語
作為蔣介石的幕僚，在後來中共中央宣佈國民黨戰犯名單時，王世傑在四十餘人中位列第21位，可見其的昭昭罪行；
而王世傑的手上，也確實沾滿了中國共產黨的英烈們的鮮血。
不得不說，在武漢大學的建設上，王世傑付出了許多，也確實建立了一個十分優秀的國立大學。
然而，在建校初期，王世傑還抱有著為國民黨輸送優秀人才的念想，希望將這個高校變成培養國民黨“工具”的基地，這一點，也是不可否認的。
如今，王世傑早已作古，而包容開放的武大東湖之畔，也為這個創校的首任校長留下的一份容身的雕像。
可是，王世傑的愚忠讓他選錯了路，也讓他失去了埋骨故鄉的餘地。
不明時事，不辨是非，這也導致了王世傑終身憾事。
如果歲月回溯，不知王世傑是否願意聽從好友的勸告，和蔣介石分道揚鑣。
或許這樣，他在年老時，就可以行走在武大的珞珈山中，耳聽東湖的陣陣波濤，眼看莘莘學子在學校中求學、成長，期待著他們為祖國的發展與壯大，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又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