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紅星”是俄國十月革命的象徵，也曾照耀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隨著蘇聯解體，有關“紅星”的敘事也逐漸凋零，直到人們快要遺忘了那段激情歲月。 業餘國際政治觀察者科拉絲娜·捷維察發表系列文章：《蘇東軍隊帽徽發展史與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初心演變》，圍繞歐洲社會主義國家革命文化建構、回顧蘇東軍隊帽徽的起源和演變歷程。本文為第一部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科拉絲娜·捷維察】
引子
十月革命至今已經一百零四年，它所締造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蘇聯正式解體也已過了三十週年。在中間這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裡，新聞不斷變成歷史，歷史不斷變成傳說，傳說不斷走上神壇又走下去，最終都演變成了文化，這些文化塑造了那個時代和我們現在的時代。
舉個例子，一個比較反經驗的常識是，蘇聯共產黨一直沒有專門的黨旗、黨徽；根據1922年的一項決議，蘇共與蘇聯國家的意識形態旗號是共享的。而這些符號——紅星、鐮刀（包括早期的犁鏵）、鐵錘意象及其為我們現在熟知的組合模式等，源頭大多來自俄國內戰烽火中產生的工農紅軍的標誌。
（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必須透過暴力革命實現的。因此，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力量——軍隊是最重要的革命工具。革命軍隊的標誌服飾，直接反映國際共運大環境的陣營文化和經濟狀況。
而且，由於其具象性、群眾性和軍隊本身的重要性，它們最終都越出了軍事範疇，成為更廣泛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宣傳意象和一般象徵。這些標誌反作用於俄國社會，正如其他東歐國家二戰時期直至1990年代的共產黨游擊隊和國防軍標誌反作用於各自的社會一樣；它們在各個民族國家小環境構建起自己獨特的共運文化，樹立起幾代人的信仰圖騰。
柏林牆倒塌至今，已經三十年過去了。在贏得了冷戰的西方世界，年復一年白雪彩燈陪伴的聖誕歡歌裡，這些文化的幽靈仍在夜空中徘徊著。它們擲下的詛咒，仍不時應驗在我們這顆文明星球的些許角落上。
本文擬以軍隊標誌服飾作為探尋歐洲社會主義國家革命文化建構、改革與演變歷程的一個特殊切入點。限於篇幅，只簡單回顧和遍歷了蘇東軍隊帽徽的起源和演變歷程。
俄國紅色武裝標識的起源
俄國革命初期，農民蘇維埃和工人士兵蘇維埃領導的武裝力量——革命士兵、革命水兵和赤衛隊（Красная гвардия），沒有統一的帽徽和制服。由於城市蘇維埃掌握的現役部隊大多來自帝俄軍隊整建制倒戈，農村徵召的赤衛隊員也多是帝俄退伍軍人，因此他們往往穿著和白軍完全相同的老式軍裝，只是簡單撕掉帝俄肩章，在胸口打紅布條結，或在帽瓦、袖口縫上鮮明的紅槓（按有些資料說法，紅槓可以理解為象徵性地“劃去”帝俄的舊帽徽）。1917年10月25日攻打冬宮時，可能有一個士兵（潘捷列夫）自行佩戴了紅五星標誌。這也是俄國革命使用紅星標誌的有記載的最早說法。
圖為俄國革命史上的著名場景之一、尼古拉·巴巴修克的油畫《列寧抵達彼得格勒芬蘭火車站》（芬蘭火車站是彼得格勒的一個火車站。俄國大城市的火車站往往有多個，以各自鐵路連線的終點命名），可見革命士兵和革命水兵是靠皮帽上的紅槓和紅袖章標記身份的。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網路上廣泛流傳臨時政府向莫斯科衛戍部隊配發錫星以識別“不可靠”單位、革命時這些部隊將其漆上象徵共產主義紅色的說法。筆者確實找到了個別提及該說法的俄語資料，但並未在正規史料中見到相似描述，也從未見過符合此描述的、表面無鐮（犁）錘圖案的俄國革命時期紅色錫星實物。
1918年初，人民委員會接管的舊俄軍還未順利退出一戰，而且在德軍的凌厲攻勢下節節潰退。2月21日，人民委員會批准了著名的《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法令；標題中的“社會主義祖國”提法在爭論中最終透過，標誌著這些懷著世界革命初心的斯莫爾尼宮革命者們，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在集體自我認同上第一次轉型成了俄羅斯這個民族國家的執政者。2月23日，由志願者組成的新軍——工農紅軍（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РККА），在距首都彼得格勒僅250公里的普斯科夫擊退德軍，保住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這一天成為後來的紅軍節。
大約一個多月後，紅星和鐮刀錘子圖案的前身第一次被作為“官方”徽記設計了出來。但此時，它的佩戴位置、形象和使用方法還處在混亂中。被人們普遍記住的是當年7月重新發布的紅星帽徽，以及12月革命軍事委員會按東歐傳統風格設計的第一版紅軍軍服——胸前三根裝飾化的兵種色束布（Хлястик，和扣在歐式軍大衣背後用來支撐外腰帶的布條是同一個詞）、寶劍形的兵種色袖口襯飾，以及兩件後來成為紅軍象徵的單品：布瓊尼帽（盔形帽，шлемсуконный）和它的雙層五星帽徽，布質兵種色大五星，上面巢狀一顆帶鐵錘-犁鏵圖案的金屬紅五星。
布瓊尼帽在內戰中被各地的紅軍游擊隊自發仿製，有很多手工製作的實物。其中一些就是類似央視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形象的、只有一層布質大紅五星的非官方版本。
蘇聯自己各時代拍攝的保爾·柯察金主題電影中，柯察金戴布瓊尼帽的形象。一層布質大紅星帽徽（左、中）和雙層帽徽（右，但保爾作為騎兵，其實應當配藍色大五星）的形象都有。
布瓊尼帽是紅軍繼承大城市帝俄軍需工業和倉庫的結果之一。它原本是對俄羅斯古代傳說中英雄騎士（богатырь）尖頂頭盔богатырка的帝俄末期效仿，一戰末期開始少量生產，革命時有相當庫存，但尚未被大部分俄國軍民所認知。隨著布瓊尼和伏龍芝的部隊戴著這種帽子大殺四方，與蘇維埃、紅軍尤其是紅騎兵身份繫結的“布瓊尼帽”（будёновка）名頭迅速打響，並被30年代湧現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一系列反映俄國內戰的文化作品牢牢固定下來。
紅星（紅色五角星）形象的產生與布瓊尼帽有一定相似性，但更為複雜。下文將從“紅星”文字意象、“紅色”、“五角星”兩個圖案特徵這三個方面加以探討。
作為文化意象的“紅星”的前世
眾所周知，“紅色”獲得其現代的政治意象是由法國開始的。經過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運動，象徵烈士鮮血的正紅顏色和“紅旗”作為左派、社會主義乃至後來共產主義運動的象徵已經穩定下來。
俄語中首次出現作為共產主義象徵的 “紅星”（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單詞，應當來自А·波戈丹諾夫1908年出版的政治科幻小說《紅星》。小說講述了一位住在聖彼得堡的數學家列昂尼德（同時也是布林什維克）被火星人拜訪、並應邀訪問（虛構的）位於火星上的共產主義（火星人）社會的故事，在革命前的俄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紅星”就是設定中因表面長滿紅色植物而呈現紅色的火星。
需要指出的是，從俄羅斯民族文化角度看，在基礎詞彙極度相似的各種斯拉夫語言中，“紅色”幾乎都為červec詞源衍生；唯獨俄語中的“紅色”——“克拉絲娜雅”（Красная）與“美麗”——“克拉絲伊維苡”（Красивый）同源。紅色因此在俄國傳統文化中自帶“美好的”、“重要的”、“有價值的”等在西方、甚至其他西斯拉夫、南斯拉夫國家並不具備的正面含義。
以上三圖為1907、1922、1925版的《紅星》小說封面。可以看到，出版商對“紅星”意象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紅色的閃光星星（左）或一個大圓（中及右）。這部小說沒有產生後來的五角紅星圖案，但第一次塑造出了含有“紅星”這個與共產主義相關、有某種“遙遠（但並非遙不可及）、超脫於地球、可仰望的理想世界”蘊意的文字意象。
下左圖為1921年全俄中央執委會授予第1高加索山地步兵師（今第9紅旗摩步師）的榮譽戰旗（正面），可以明顯地看出“紅星”意象運用上反映出的上述特徵。這些特徵，包括紅星“火星”原型與地球、太陽位置的相對關係，最終也間接反映在了1923年設計定型的蘇聯國徽上（下右圖）。
五角星圖案的產生是另一個故事。實體五角星（Пятиконечная звезда，左）是西方前基督教文明中最古老的“保護”象徵之一（注意它和空心連線五角星Пентаграмма含義有所不同）。
五角星圖案作為古希臘-羅馬文明遺留的多神教元素，在數千年的西方文明融合程序中與基督教會（包括天主教和東方正教）相愛相殺；但自從文藝復興以來，它的異端色彩總體上被逐漸破除，這一符號開始被各國軍隊引進，作為“軍事”的象徵符號使用；首先是大革命後的法國，隨後是加里波第時代的義大利，也包括俄國自己。美國內戰時，南北軍都已大量使用五角星徽記，北軍12軍及其第一師首次使用了紅色五星圖案作為軍徽。到一戰時代，這種符號更是廣泛出現在各國軍隊中。
美國南北戰爭時北軍第12軍的紅五星軍徽，戰後該軍被撤銷。
俄羅斯早在19世紀上半葉就在軍官肩章中引入了五角星，俗稱“瑪爾斯（古羅馬神話中的戰神，即火星）之星”（марсова звезда）。20世紀初，五角星開始出現在沙俄一些部隊的標誌中（如下左圖）；1917年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頒佈了新的俄國海軍軍官帽徽，用“植物拱衛+中央鐵錨+頂部王冠”的經典英國海軍式樣代替了聖喬治絲帶，只是把王冠換成了一顆刺繡五角星。這個式樣在蘇聯商船艦隊帽徽（下右圖）上被繼承下來，併成為不久後成立的蘇聯紅海軍的帽徽模板。
某些特定的孤例（有爭議）中，五角星甚至已經和帝俄雙頭鷹國徽結合在一起表示“俄軍”。例如下圖右側的火車車廂上（照片由著名攝影師К·К·布拉拍攝）：
總而言之，十月革命勝利時，五角星在俄軍和俄國普羅大眾認知中的地位十分類似布瓊尼帽的原型：由於帝俄和臨時政府的試用，一小部分內行人已經認可其作為“軍隊”的象徵物之一；但大多數人，無論軍民，還沒有將這一圖案與帝俄政府或派系直接聯絡起來的印象。
在革命勝利之初，有那麼幾個月，一些布林什維克革命者確實試過有限地保留帝俄符號，並將其賦予一種“俄羅斯民族象徵”的新含義。下圖為1918年車爾尼亞耶夫斯基蘇維埃第1團的團旗，注意其中的雙頭鷹標誌去除了王冠、權杖和屠龍聖喬治圖案。
但這種小修小補遭到了當時已對沙皇深惡痛絕的大多數人、尤其是作為革命主要支持者的城市工人階級的反對。而且不管怎麼說，雙頭鷹旗號實在太容易與白軍混淆，於是它很快就被廢除了。
總結一下五角星標誌代表革命者新軍的優勢：它有用於俄羅斯軍隊的傳統，但與君主制沒有穩定的聯絡。此外，它的近代來源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而俄國的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的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在歐洲近代革命歷史敘事上是一脈相承的。
實際上，除五角星標誌外，紅軍正規化初期的各種高階服飾都受到同期法國品味的直接影響，其中包括另一個延續至今的著名帽徽——航空兵帽瓦上的飛翼圖案（如下圖）：
隨著二戰後蘇聯軍事文化的擴散，這個航空兵飛翼又原樣輸出到一大票華約國家和朝鮮等國空軍的帽瓦上，並間接影響了東德、古巴和新中國早期空軍的帽徽設計。當然這是另一個故事了。
紅花的種子：官方紅星帽徽的誕生和標準化
關於1918年作為紅軍象徵紅星圖案的第一位“官方”設計者，有些史家認為是《俄羅斯工農陸海軍》報創始人、曾臨時擔任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員的老布林什維克К·埃列梅耶夫，另一些人認為是莫斯科軍區政委Н·波利安斯基；還有少數人聲稱這個設計者就是托洛茨基本人，他從克雷連科准尉（從杜鶴寧手中接管大本營的俄軍臨時總司令）衣領上看到的世界語標記（一個綠色五角星）中獲得了靈感。但托洛茨基本人並未承認此事。
根據1919 年《軍事事務》（«Военное дело»）雜誌5-6期所載Е·雅羅斯拉夫斯基的回憶：
“……波利安斯基同志是第一個提出‘帶有錘子、犁鏵和一本書圖案的五星’想法的人，打算以此作為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象徵。上級批准了五星圖案但去掉了書，只保留錘子和犁，這個獨特的標誌得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認可。”
但很多人並不贊成上述說法，蘇聯官方也從未表彰過波利安斯基“設計紅軍象徵”的榮譽。總體上看，沒有公認的、被蘇聯俄羅斯官方認可的定論，有許多觀點傾向於第一設計者不是上述任何一人且已不可考。
現在已知的時間線是：1918年4月19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訊息報》在一個角落裡首次宣佈革命軍事委員會批准了一種紅星徽章：紅星代表戰神瑪爾斯（火星），而錘頭向上、錘柄右傾的錘子和犁鏵代表工農聯盟。
1918年5月7日頒佈的軍事人民委員（國防部長）第321號令中，這個標誌被正式釋出，稱為“帶犁和錘子的‘瑪爾斯之星’”（«„марсова звезда“ с плугом и молотом»），明確為紅軍戰士身份標誌，禁止非軍人持有，並規定其應戴在左胸前；但僅僅過了一天（1918年5月8日），莫斯科地方的軍委釋出了一個與之矛盾的命令，要求把紅星徽章戴在帽子上。
事實證明後一個命令遠比前一個更受基層戰士歡迎，到7月29日，革命軍事委員會不得不下發第594號令，追認紅星犁鏵錘子徽章應當作為帽徽（只有指揮員繼續佩戴以紅星圖案為基礎、增加兵種特徵的指揮員胸章），並將其重新命名為“紅軍軍徽-帽徽”（«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ий значок-кокарда»）。
在這個時期，紅軍隊伍中佩戴紅星的方法十分混亂，有戴在帽子上的，有戴在胸前的，還有為了同時顧及兩個命令在胸前和帽子上各戴一枚的；594號令出來後一段時間，仍能找到大量紅軍官兵在帽子上和左胸各戴一枚紅星的例項照片。
紅星的具體式樣一開始也是五花八門。7月29日前，官方沒有釋出圖例，事實上即使有圖例，當時也無法透過電報傳送；外省作戰的紅軍部隊大多繼承帝俄的定製軍服傳統，承接訂單的各地工廠和（製作指揮員胸章的）珠寶商，按自己對命令中“帶犁和錘‘瑪爾斯之星’”的理解各顯神通：
以上是幾種極端的紅星胸章。除規定的紅星、錘、犁、月桂和橡木元素外，有在星星外弄光芒線的，有自行外套兵種色鑲邊的，有把五個角做成水滴形浮雕的，有在五個角里嵌上“РСФСР”（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甚至還有在五個角尖上加圓頭的。
以上還不包括紅星朝向倒轉（單角朝下、兩個角的一面朝上）的變體，下文會專門講到。
1918年6月18日釋出的軍事人民委員第464號令給出了紅星形狀的第一個比例標準（外接圓和五角內接圓之比為36mm/20mm），7月29日又在594號令的附錄裡進一步給定了圖樣：
甚至規定了製作星體的漆色應為“櫻桃紅琺琅”（эмаль вишневого цвета），黃銅合金中“銅應占60-65%，鋅應占40-35%，允許摻入1.1-2%的其他金屬”。
由圖可見這一版圖樣中，錘子的錘頭在左上、羊角在左、錘面指右上，錘柄指向右下。但實際佩戴時，可能由於背後開尾鉚釘的焊接點設計原因（條令文字規定：“應在徽章背面中央焊接一雙摺銅板，形成一開尾鉚釘結構，一尾較另一尾略短，兩端斜切以便刺入布料中”，但其配圖的焊點實際偏在左上側），無論是“正常版”還是下面將要講到的“倒紅五星版”，星星幾乎無一例外地被順時針旋轉了72度，形成了我們下文看到的錘頭在右上、羊角在上、錘面指右下，錘柄指向左下的佈局。在下文將提到的《看，同志！這就是紅星》中，錘柄指向左下的戴法被追認了。
十分有趣的是，在這個標準裡，五角星的五個角是彎曲的（如下圖所示）。這種鈍化五角形狀可能是國際共運文化中常見的“胖紅五星”形象的源頭，但當時它還帶有明顯的弧度，使得整個星星看起來很像一朵五瓣的花。事實上，根據俄羅斯國防部官方解釋，這個彎曲形狀的靈感來源就是一朵花——馬塔貢百合（Lily Martagon，其他譯名“歐洲百合”、“捲曲百合”、“土耳其頭巾百合”，下右圖）。
關於這種花的名字來源說法很多，最廣為流傳的版本是其源自戰神Mars或火星。似乎流傳著一種“古羅馬”神話：戰神瑪爾斯是從這朵被朱諾碰過的百合花中出現的。Martagon有“產生戰神”（孕育火星）的意思，而馬塔貢百合“被古代士兵拿來作為護身符”。
在古羅馬詩人普布利烏斯·奧維修斯的作品中，眾神之母朱諾確實是靠接觸了一朵神花而懷孕產下瑪爾斯的。但將瑪塔貢百合與火星這樣掛起鉤來，像是一種斯拉夫地區的特供“羅馬神話”，筆者未查到更多資料。也許，這些故事中也有當時當事人發明的一些美好的附會吧。
最後簡單提一下紅星在海軍中的應用。
革命水兵在十月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內戰開始後，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水兵服經常被濫用，甚至成為冒充革命者的標配之一。為此，1918年11月18日俄聯邦革命政府的艦隊海軍部發布了第773號令：“……鑑於水兵服飾經常成為腐敗分子和反革命叛亂分子的掩護，現下令將革命軍隊的帽徽‘帶犁和錘的紅星’擴大到海軍水兵。從即日起，非蘇維埃武裝的前水兵嚴禁佩戴紅星……今後，革命的標誌——紅星，將成為紅色陸海軍團結的象徵。”
這一命令最終產生了如下效果——紅海軍水兵最後獲得了與陸軍完全相同式樣的紅星帽徽；而軍官們維持了臨時政府海軍軍官的帽徽式樣，只是將原本船錨上的金星換成了一種帶白圈的紅星（下文會提到）。這種官兵差異一直維持到冷戰結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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