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人工智慧技術正以一種不可逆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軍事領域創造著新的歷史性機遇，催生著新的軍事智慧化革命。審視世界軍隊建設發展史上歷次技術革命，對於我們提高技術認知力，及早從漸進式演變中把握革命性變化，科學設計軍隊未來，佔領軍事智慧化革命制高點具有重要作用。
真正將智慧技術導向強大戰鬥力的是智慧化軍事理論
軍事科技發展史表明，每一種新的技術從產生到成功運用於戰爭實踐，其威力的展現往往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與之相適應的作戰理論的發展。以坦克為代表的機械化技術出現初期，影響並不大，最早發明坦克的英國在一戰末期僅將其視為移動堡壘，即使是二戰初期，法國軍團也只是把坦克作為步兵的附屬品分散使用，對於作戰勝負的影響並不突出。直到建立在機械化技術群基礎上的大縱深戰役理論、閃擊戰理論的問世，才真正將機械化技術推向了戰爭制勝的制高點。同樣，清末時期，清朝政府“師夷長技以制夷”，大力發展當時技術先進的鐵甲戰列艦，但卻對艦艇作戰理論一無所知，龜縮軍港當作移動的炮臺，最終多數葬身大海。資訊科技對軍事的影響，也是從武器裝備改造和建設開始，並逐漸從精確制導武器、電子干擾等初級形態演變成對作戰能力起到革命性作用的資訊作戰理論。
當前，智慧技術及其在軍事上的應用已初顯端倪，但還遠未形成智慧化作戰理論。曾經名噪一時的俄羅斯無人戰車與敘利亞政府軍士兵的協同作戰只是人與坦克協同的簡單複製，著名的“阿爾法AI”空戰還只是停留在戰術格鬥的層次。跨越距離真正智慧作戰的鴻溝，關鍵是要在智慧化戰爭和作戰理論創新上求突破，構建具有現代戰爭特色、符合智慧化戰爭規律的先進作戰理論體系。從科學技術在軍事領域嬗變的歷史規律看，重大新技術的影響往往都具有戰略性、全域性性和革命性，軍事智慧化必須從戰鬥、戰場、偵察、控制等區域性性因素向戰略戰役全域性拓展；智慧化技術對作戰方式的影響不應僅僅是透過對多個智慧化裝備的控制而實現分散式作戰、群作戰，而應是具有改變既有戰爭模式、催生新的戰爭形態的顛覆式變革。
智慧技術對指揮能力影響最深刻的不是決策而是控制
世界軍事史上，重大技術創新一再在多個領域證明其具有顛覆效能力。但世界戰爭史也表明，戰爭制勝很多情況下取決於指揮員高超的指揮能力，尤其是作為指揮能力核心的決策能力。指揮員的指揮能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軍隊技術水平的差距，只要指揮得當，處於技術劣勢的一方往往能夠克服技術因素帶來的不利而取得勝利。1947年，陳毅總結華東作戰時說，我們同對手比別的可能比不上，但統帥部的戰略指導不知比他們高明多少倍。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朝鮮戰場上，美軍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偵察系統和指揮手段，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將領仍是憑藉幾張地圖就能準確判定美軍意圖，牢牢地控制戰場主動權。
決策一旦付諸實踐，控制軍隊就與先進軍事技術產生了緊密聯絡。歷史上，以電報為代表的無線電技術的發明，解決了遠距離條件下控制軍隊的問題，使指揮第一次真正超越了空間限制，實現了全域指揮。網路資訊科技的發展與運用，則是推進指揮由樹狀向扁平化轉變，解決了控制軍隊的效率問題。智慧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了指揮手段先進性、有效性和自主可控水平，甚至會在某個環節產生顛覆式影響，必將對指揮能力產生重大影響。但需要注意的是，作為指揮能力核心要素的決策，仍是由人獨特的智慧決定的，是技術衝擊下相對最為穩定、最不容易受到影響的。尤其是現代戰爭一些行動戰略決策、戰役指揮、戰術行動的特點凸顯，無論是戰略戰役還是戰術層次的決策都不能全部託付給智慧技術。關注軍事智慧技術對指揮能力的影響，應從過於關注智慧決策中走出來，將著力點更多聚焦到對部隊的實時控制上，建立智慧化作戰體系控制平臺，向聯合作戰體系各要素下達指令，縮短指令跨媒介轉換時間，提升效率；聚焦到輔助決策上，建立智慧技術助力下的人機融合決策模式，促進時空轉換、機腦互補；聚集到兵力單元的自組織協同上，打造“指令—響應”一體系統，增強兵力單元的快速反應能力。
智慧技術推動作戰推演不斷邁向更高階的實戰化
作為一種思維對抗活動，克服作戰環境及作戰對手設定的主觀性，始終是作戰推演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冷兵器時代，人們在沙盤上利用“兵棋”進行作戰推演；計算機技術的興起，將傳統沙盤上的兵棋推演進一步轉化為嚴謹的二進位制計算並在螢幕上直觀呈現；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推動推演進入三維模擬時代；等等。這些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將推演導向實戰化，但同時這些手段又都沒有從根子上解決作戰環境及作戰對手設定的主觀影響問題。
智慧技術的發展，使作戰環境及虛擬作戰對手的學習、感知、判斷、反應能力大大增強，越來越接近不可控性。運用智慧技術創設更加“真實”的武器操作體驗和戰場環境，逼真演繹作戰程序、評估作戰構想，為突破傳統上任何一種作戰推演形式所存在的主觀成分多的障礙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將使作戰推演這種虛擬對抗更加符合現實戰爭的蓋然性、偶然性原理。作戰推演進入一個全新境界，助力指揮員在真實對抗中，更加準確地對作戰相關要素進行定量分析、模擬驗證，增強作戰方案計劃科學性和可行性。重點關注決策推演，軍事智慧技術對智慧的有效表達將可能把思維對抗推向極致，使決策推演的對抗性更加真實；關注聯合戰役推演，推動推演由技術戰術層面向戰略戰役層次延伸，由分軍兵種分領域向聯合籌劃拓展；關注模擬訓練改革，探索建立在虛擬現實基礎上的智慧推演訓練模式，把模擬訓練推向更高階的對抗性實戰化訓練。
智慧技術對部隊編成的影響在於融合
軍事發展史上，伴隨軍事技術的重大突破首先出現的往往是新的兵種，並最終必然會在部隊編成上反映出來。正如馬克思所說：“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坦克、航空等機械化技術的發展，產生了坦克兵、鐵甲艦、航空兵等兵種；資訊科技的發展，更是產生了通訊兵、電磁對抗兵等多個現代兵種。二戰前期，德國把航空突擊兵團和地面裝甲部隊混合編組，在軍隊組織形式特別是合成方面走在了前面，戰爭開始後德軍一度橫掃大半個歐洲。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軍先後打了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之所以能夠在戰場上頻頻得手，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其各個兵種力量聯結更加緊密，體系先進、作戰編組靈活。
從軍隊建設發展史看，軍事技術對部隊編成的影響，正沿著兵種疊加到兵種聯結的邏輯順序，向多兵種一體融合的方向發展。當前，伴隨軍事智慧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機器人、無人機等不斷湧現，美軍預測2030年前，60%的作戰平臺將實現無人化，將人的優勢和機器的優勢融合起來，形成無人與有人作戰系統互動作用而又分工明確的新型作戰編成的趨向日益明顯。與此相適應，充分關注人工智慧技術的新發展，探索人的智慧向武器上移植的新方式和新途徑，促進人與武器邁向更高層次的一體化；積極探索智慧武器系統與傳統武器系統、保障系統及與後臺操控人員等的“智慧網聯”模式，促進各系統工作介面、工作機制、工作流程一體融合；構建功能需求牽引、自主適應的智慧編組方法，實現按任務自主抽組、兵力單元體系再造，快速在主要方向、重要節點聚集絕對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