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圖|鮑君甫

1950年10月，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開展，次年1月，“鎮反”高潮過後，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佈告：“凡是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一律到公安機關登記。”

很快，南京市公安局便開展了對反動團體、特務人員的登記工作，在登記過程中，有關部門及其負責登記的工作人員向登記者反覆宣傳“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

可即便如此，依舊有少數反動黨團人員對此顧慮重重，猶豫不決，不敢主動去公安局登記，當登記期限一到後，這些不主動進行登記坦白的反動團體人員及特務人員，便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

在這其中就包括曾任國民黨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院長的鮑君甫，因其有較多的偽職和身份，又沒有主動進行坦白，便被移送至南京市人民法院進行審理。

在審理過程中，法院認為鮑君甫在過去具有一定的身份，便下令對其處以重刑，當鮑君甫得知自己被判刑的時候，立即高聲大喊：“我為共產黨做過不少貢獻，陳賡可以為我出庭作證。”

法院院長鞠華聽到這句話後，便對此案十分重視，為了印證鮑君甫的身份，他曾兩次給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陳賡寫信，直到1951年11月才收到陳賡的親筆回信，也正是這封信改變了鮑君甫的命運。

圖|陳賡將軍

那麼，鮑君甫究竟是誰？他和陳賡之間又有著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絡呢？故事還得從鮑君甫的人生路開始講起......

“雙面特工”

1926年春的一天，連日陰雨的上海灘迎來了難得的晴天，這天上午，一個西裝革履、氣度不凡的年輕人來到鮑君甫的家中，他就是中共黨員陳養山。

此次，陳養山來到鮑府，是經人引見，以學習日語為名，想要探知鮑君甫的政治意向，並進而爭取他為中共服務的。

當然，中共之所以如此看重鮑君甫也是有緣由的。

1893年，鮑君甫出生在廣東，自幼時起他便在日本留學，最後畢業於日本著名學府早稻田大學。

在日本多年的生活和學習，使鮑君甫對日本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民情風俗方面瞭如指掌，也同日本的幾個通訊社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同一些日本商人亦有經濟來往。

在學習過程中，鮑君甫接觸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這讓他的思想上受到了極大的觸動。

1919年，鮑君甫回到了中國，來到了上海，他參加了當時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不久後，他便以一個日本通的才華在上海一家日商洋行擔任高階文員，同時還為一些通訊社撰稿，很快，鮑君甫便在上海灘聲名鵲起。

1924年，在大革命浪潮初起之時，鮑君甫加入改組後的國民黨，在“五卅”運動時，他結識了身為洋務工會負責人的青幫中人楊劍虹。

楊劍虹也是廣東人，與鮑君甫既是同鄉，又是同黨，二人志趣相投，過從甚密，後來楊劍虹去廣東投靠了陳立夫，逐漸成為了陳立夫的親信和助手，鮑君甫也因此結識了陳立夫及其身邊的人。

圖|陳立夫

為了摸清鮑君甫的政治傾向，爭取利用他的社會關係為我黨所用，中共特意安排陳養山接近鮑君甫，這樣就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

自那以後，陳養山經常出沒於鮑君甫的府第，利用學習日文的機會，常常與鮑君甫一起吟詩抒情，一起喝酒論時局，漸漸地他們二人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在這種情況下，陳養山是共產黨，鮑君甫也是知曉的。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不久，即因黨內鬥爭而被迫下野。

1928年10月，蔣介石復職出任國民黨軍隊總司令，又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在經歷這番折騰之後，蔣介石清楚地知道，要鞏固自己的地位，除了要嚴厲鎮壓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外，還需打擊國民黨的其他黨派。

為此，蔣介石指令陳立夫建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作為國民黨最早特務組織的頭目，陳立夫走馬上任後，大肆排斥異己，重用親信，楊劍虹因此被任命為採訪股總幹事，為搜尋中共及反蔣團體的情報，調查科除在南京設立總部以外，還在上海、武漢、開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員。

當時上海軍、警、憲、特眾多，各種勢力混雜，歷來是國民黨注目的重點，為了在這裡建立調查科下屬機構，陳立夫煞費苦心物色人才，經過楊劍虹的推薦，鮑君甫加入中統，並改名為楊登瀛。

即便是加入了特務組織，但鮑君甫的思想卻依舊處於極度的矛盾之中，雖然楊劍虹多次邀請鮑君甫參加特務組織，但他早已看透了國民黨一黨獨裁與腐敗統治，不願為其賣命，但其政治信仰又與共產黨人有距離，因而鮑君甫陷入了舉棋不定的狀態之中。

在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上海，中共中央更需要了解敵人的動向，於是中共在經過反覆思量後，決定把鮑君甫爭取過來，並派陳賡與他會面。

圖|陳賡將軍

1928年5月的一個晚上，陳賡與鮑君甫在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中秘密會晤了，鮑君甫對陳賡的傳奇經歷早有耳聞，心儀已久，因此雙方談得甚為投機。

在暢談良久後，鮑君甫被陳賡所折服，他決定為共產黨辦事，最後雙方約定，鮑君甫除了為調查科工作外，還要儘快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和租界情報機構，取得他們的信任，為此，中共特科還派出忠誠的衛士連德生充當他的保鏢。

那時，連德生跟隨鮑君甫到各偵探機關活動，與陳賡進行單線聯絡，為解決鮑君甫請客應酬之需，黨組織還每月給他提供可觀的經費。

就這樣，在周總理的指導下，經過陳賡、陳養山的細緻工作，中共特工隊伍中增加了一名特殊成員。

在當時極端險惡的形勢下，共產黨人到處遭逮捕不少人變節自首，鮑君甫這個舉動要冒極大的風險，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鮑君甫仍願意鋌而走險。

從此，在公開場合，他是國民黨特派員楊登瀛，在暗地裡，他又是非中共黨員的紅色特工鮑君甫。

當時，為配合鮑君甫“雙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便會給他送一些無關緊要的檔案，故意透露有一些已轉移的活動據點，讓鮑君甫帶人“破案”立功。

圖|特工（非鮑君甫）

在這種情況下，鮑君甫逐漸取得了特務頭子陳立夫的信任，1929年，鮑君甫被正式任命為駐滬特派員。

得知這一情況後，中央特科在經費特別緊張的情況下，還是破例給鮑君甫配置了一輛別克高階轎車，幫助提高他的社會地位，很快，鮑君甫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層人士建立起了聯絡。

“今後共產黨要得天下的，到那時我們絕不會忘記你”

鮑君甫同這些上層人士建立起了聯絡後，不僅方便了他為共產黨提供國民黨特務機關和帝國主義捕房陰謀破壞共產黨組織的情報，還為共產黨營救戰友和清除叛徒、內奸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9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去華德路竟業裡參加共青團江蘇省委擴大會議，但這個開會地點卻被敵人發現了，英捕房在會址埋伏了便衣，而與會同志來不及報警。

當任弼時走上臺階叩門，門開了一半時，屋內出現了一些探頭探腦的陌生人，這時，任弼時發現情況不對，便想轉身離開，可便衣已抓住了他的臂膀，想要離開已經不可能了。

與此同時，敵人逼著屋內的一個婦女說出他的姓名，這名婦女看了任弼時遺言說：“不認識。”

可敵人不相信，直接給任弼時戴上了鐐銬，推上了囚車，此時，任弼時乘機迅速把暗藏在衣兜內的字條放入口中嚥了下去。

圖|任弼時

敵人將任弼時押解到捕房後，從他身上只搜出了一張車票，別無任何憑證，在審問中任弼時說他叫彭德生，是從江西來上海投親謀職的失業青年，因記錯了門牌被誤捉來的。

但敵人對任弼時的這套供詞並不相信，便開始對她嚴刑拷打，可不管怎麼打，都始終得不到任何有用的口供，最後，只得把任弼時當作嫌疑犯轉押到監獄去。

任弼時被捕後，黨中央令中央特科營救，陳賡遵照中央指示，讓鮑君甫設法營救。

鮑君甫接到命令後，利用自己同英捕房的關係，向英捕房說被捕的彭德生是他手下的人，就這樣，英捕房就看在鮑君甫的關係上，把任弼時釋放了，使任弼時逃脫了敵人的殘害。

1930年4月，在鮑君甫的幫助下，共產黨成功挫敗了一起出賣周總理的案件。

當時，蔣介石的侍從室收到一封信件，寫信的是黃埔一期生、剛從蘇聯學習回到上海的黃第洪，他向蔣介石訴苦說自己在共產黨內不得志，準備“改過自新”，投向國民黨，請蔣介石親自接見他一下。

作為見面禮，他同蔣介石說周總理近期準備接見他，並把詳細地址及時間等情況一併在信中作了交代。

圖|周總理

看完信中的內容後，蔣介石喜出望外，他立即讓陳立夫親自督辦這件事，陳立夫則指派徐恩曾出手，為了防止意外，儘快抓住周總理，陳立夫和徐恩曾認真商量了對策，經過慎重選擇，決定派出他們眼中最可靠的人——鮑君甫來辦理此事。

當這件事落在鮑君甫身上後，他立即向共產黨發出“警報”：

務必設法確保周恩來的人身安全。

按照黃第洪心中約好的接頭暗號，鮑君甫與黃第洪見面了，黃第洪見蔣介石果然重視自己，心裡十分高興，便向鮑君甫提供了一些情報。

周總理對這件事也十分重視，親自指揮，在確認黃第洪叛黨事實確鑿後，為避免他對黨中央造成進一步的傷害，便下令對其進行處決。

正是鮑君甫發出的“警報”才讓中央及時採取了防範措施，避免了一場危局的發生。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革命，顧順章叛變後，地下黨立即派陳養山對鮑君甫加緊進行氣節教育，指出：“只要你矢口不講，國民黨不敢對你怎麼樣！”並告訴鮑君甫：“不管形勢怎麼變化，共產黨是不會忘記你這個朋友的，若是一旦被逮捕，要意志堅定，只要你不開口，他們不會把你怎樣的！”

因當時形勢緊迫，陳養山已經不能再多去鮑君甫家，只能用電話取得聯絡，把人約出來密談，幾次，他都是同鮑君甫的妻子見面，除了對她進行安慰，他還代表組織給了她一筆錢，告知她：“有什麼要求和困難，隨時來找我。”說完後，陳養山把找他接頭的暗號和地方通知交給了鮑君甫的妻子。

圖|陳養山

在一次會面中，陳養山告訴鮑君甫的妻子：“請你轉告鮑君甫不要跑，即使被抓起來，也不要講，這樣是最好的辦法，不會出什麼問題，張道藩回來幫忙的，也請轉告君甫兄，你們鮑家的事，我們中國共產黨管到底的。”

因顧順章叛變告密，鮑君甫被逮捕，關押於南京憲兵司令部，在此期間，即便是經受酷刑，他也始終沒有供出中央特科工作的情況。

敵特在審問他時，他總是說：“我的事顧順章完全知道，我沒有什麼好講的。”

此後，鮑君甫在獄中始終緘口不言，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後，位居國民黨要位的張道藩暗中活動，果然將鮑君甫釋放出獄了。

後來，國民黨特務機關又故意將鮑君甫逮捕，讓他在獄中對中共被捕人員做勸降工作。

1933年，陳賡被捕後，在獄中與鮑君甫相遇，鮑君甫透過關係，在獄中對陳賡給予照料，這讓陳賡十分感動，對鮑君甫說：“今後共產黨要得天下的，到那時我們絕不會忘記你。”

鮑君甫聽了陳賡的話微微點頭：“哪怕明天就叫我上刀山下油鍋，我也絕不會後悔交了你這樣一個朋友。”

圖|陳賡將軍

後來，周總理、陳賡等已相繼離開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蘇區。

1937年國民黨再度起用鮑君甫，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但此時鮑君甫已經完全脫離國民黨特務系統，與共產黨也脫離了聯絡，生活歸於平淡。

時過境遷，世事沉浮。1949年，當解放軍攻進虎踞龍盤的南京石頭城後，鮑君甫已經是一個以文為名，在南京街頭擺小紙菸攤為生的一介平民了。

“請陳賡同志作證！”

鮑君甫原本以為自己就將平平淡淡地過完這一生，但1950年全國掀起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次年，南京市公安局開始對反動黨團、特務人員進行登記。

當時，鮑君甫認為自己曾為共產黨作過事，便沒有去登記，結果期限已到，鮑君甫便被立即逮捕了。

經法院有關領導審批，認為鮑君甫曾擔任過國民黨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長，準備對其處以重刑。

這時，鮑君甫提出自己在大革命時期曾為中共地下黨組織做過工作，他說：“我曾在大革命時期，為共產黨作過不少貢獻，1926年，我由陳養山引薦打入敵人內部，在1930年至1931年打入國民黨時期，並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滬辦事處主任，擔任這個職務是經過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同意的。在上海期間凡有搜捕共產黨員時，我總是事先通知陳賡，使其轉移躲避，後因叛徒告密，我和陳賡都被國民黨逮捕，先後關押在南京市白下區羊皮巷首都特別刑事法庭看守所，後又被關押在瞻園路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等處，在獄中遇到了陳賡，當時我在甲級號房，陳賡在丙級號房，我設法透過關係將陳賡轉到條件較好的甲級號房，我即與中共失去聯絡，我絕無叛黨出賣組織之事，故請陳賡同志作證！”

時任法院第一任院長的鞠華聽到鮑君甫的發言，對此案十分重視，為了確保此事的真實性，市法院兩次給陳賡發函，希望證實鮑君甫在大革命時期的政治身份。

因當時陳賡赴朝作戰，未能收到信函，在經過幾番周折後，此信才終於到了陳賡的手中，接到信後，陳賡立即寫了一封回信，內容如下：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長:

關於鮑君甫(又名楊登瀛)之供詞是否屬實一事，據我所知，鮑確係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係，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絡，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此時表面上還好，以後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據說表現不好，其他詳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為好，特此函覆。

並致敬意

陳賡

11月24日

陳賡的這封信肯定了鮑君甫在大革命時期作出的貢獻，為法院審判此案提供了重要證據，這也使得鮑君甫的命運發生了轉機，法院又進一步查實，取得了大量共產黨高階幹部證詞，經法院研究對鮑君甫予以釋放，判處管制一年。

鮑君甫獲釋後，無生活來源，只得靠擺小攤子維持生計，處境窘迫。

1952年11月，司法部副部長陳養山得知鮑君甫的情況後，立即寫信給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再一次強調了鮑君甫在大革命時期對共產黨的工作有很大貢獻，信中還寫道：“我與陳賡同志商量給鮑君甫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

圖|陳賡將軍

當鮑君甫得知陳賡和陳養山對她的處境和生活給予了關懷後，十分感激，但由於種種原因，他的生活費一直沒有著落，1954年鮑君甫因生活困難，便以戰友的名義致信陳賡，懇求在生活上給予幫助。

陳賡收到信後，立即給予回覆：“君甫先生：頃接來信得悉先生仍住南京，解放後，我曾託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照顧您，我想對您一定會予以照顧，有機會再見。”

此後的歲月裡，陳賡始終關心著鮑君甫的生活狀況。1955年3月，在陳賡的提議下，國務院又專門派人來調查瞭解了鮑君甫的生活狀況，從1955年5月起，經陳賡提議並徵得李克農、羅瑞卿的同意，每月由南京市公安局發給鮑君甫生活費100元。

1956年3月，陳賡再次給鮑君甫寫信：

“君甫同志，久未通訊，不知近況如何，得便請來信告知。前次您說想來北京參觀，我們十分歡迎，並望於3月20日前到京。旅費已囑南京軍區司令部代為設法。您何時動身請用航空信告我們，以便赴車站接候。敬禮。陳賡。”

圖|陳賡將軍

不久後，南京軍區又給鮑君甫增加了生活費50元，1956年3月15日，經總參辦公廳的同意，由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鮑君甫去北京。

這一次，鮑君甫受到了陳賡大將、陳養山部長等人的親切接見，在此期間，陳賡詳細詢問了鮑君甫的生活情況，並委託國防部安排，在協和醫院為他安裝了假牙，添置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

然後，在陳賡的安排下，由專人陪同鮑君甫在北京逗留了三個星期，臨別時又同陳賡、陳養山等領導人話別、合影留念。

此後，每當陳賡來到南京，都要看望鮑君甫，對其生活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直到1961年，陳賡將軍在上海逝世為止。

1969年12月，鮑君甫在南京逝世，享年68歲，在臨終前，他曾再三對子女說：

“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麼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總理是知道我的......”

當週總理得知鮑君甫逝世前的遺言後，立即指示有關部門：“要好好照顧鮑君甫的家屬。”

圖|鮑君甫之墓

1976年，周總理病重時，曾叫來羅長青，向他提到了一些鮮少有人知道的名字，這其中就有鮑君甫，並囑咐道：“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

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像鮑君甫一樣艱苦戰鬥在隱蔽戰線的戰士們，才有了今天的中國，黨和國家也從未忘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