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是中國歷史上若干次失敗的農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數不為不多,組織不為不強,它之所以失敗是由於領導人物之不學無術,既沒有對於當前客觀環境的正確瞭解,又沒有對於未來的理想社會與理想政府的構想,更不曾聚集或培育軍事的與政治的幹部人才。
作為黃巾徒眾之大頭目的張角,及其兩位弟弟張寶、張粱,懂得的只是以畫符唸咒、噴水治病的魔術或催眠術,用來廣收信徒,藉以推倒漢朝及其政府。漢朝的各級政府,何以會在安、順、桓、靈諸帝之時壞到那種田地?要用什麼樣子的政府來替換這東漢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雜稅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要用什麼措施來剷除當時經濟上的病根?這些大問題,不是張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們所能想得出的。
他們,正如其後若干次的農民革命的領導人物(黃巢、李自成等等),只不過是對現狀十分不滿而憑著一時衝動,“為革命而革命”、“先破壞了現狀再說”!從開頭起,他們便不想睜開眼睛,而只肯閉著眼睛在黑暗中盲動,安得不失敗呢?
計劃,張角不是沒有。他活動了十幾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頭到各地區活動,吸收了三十六萬左右的徒眾,以一萬人為“一方”,有些方超過一萬,有些方不到一萬。每方,設一個“大帥”。這三十六萬人,遍佈於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於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於今日山東省的青州、兗州,位於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荊州,位於今日江蘇省的揚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邊的中常侍封諝與徐奉二人。這二人加入了他的組織,願作內應。
他預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國各地同時起事。徒眾一概以頭裹黃巾為號。
這起事日期,由於有一個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漢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舉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張角一位負責洛陽地區的大帥馬元義被捕,受車裂之刑;也使得宮內宮外有一千多名徒眾被捕、被殺。否則,洛陽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間被馬元義率領的這一支黃巾軍佔領。
這邊,在洛陽的漢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儘量捉拿張角及其所有徒眾;那一邊,張角也十分緊張,在暗中通知各地徒眾,同時舉動。
舉動的一天,張角在他的家鄉冀州鉅鹿郡,自稱“天公將軍”,叫弟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鉅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鉅鹿縣,而是在鉅鹿縣西北很遠,今日寧晉縣西南的地方。范曄《後漢書》與司馬光《資治通鑑》,均說張寶是老二,張梁是老三。司馬彪《九州春秋》與袁宏《後漢紀》,以為張寶是老三,張梁是老二)。
張角的黃巾徒眾,到處攻村莊,攻市鎮,遇到衙門就燒。漢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們的很少。原因是:他們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在南陽響應他的一位黃巾頭目,是張曼成。在河北蠡縣之南博陵的,是張牛角。張牛角戰死以後。由楮飛燕繼為頭目,褚飛燕改姓名為張燕,不久便把部隊增加到一百萬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張丈八、陶平漢、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陽的漢朝政府,派三個中郎將到冀州、豫州,分別討伐張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將”盧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將”皇甫嵩與“右中郎將”朱儁。
盧植是劉備的老師,也是劉備的小同鄉:生長在冀州涿郡。他以極少的兵,對張角的基本武力作戰,竟然能把張角圍困在今日河北省威縣之東二十九里的漢朝廣宗縣城。靈帝派了一個姓左名豐的宦官來視察,盧植不向左豐送錢,左豐回去報告靈帝,說盧植有力量消滅張角而不肯賣力。靈帝就下了一道聖旨,把盧植逮捕,用檻車(囚籠)押解洛陽,派“東中郎將”董卓來帶盧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風強悍的邊地涼州安定郡朝那縣(朝那縣城的地點,在今日甘肅平涼縣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稜與叔父皇甫規,均為“度遼將軍”,可說是軍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過扶風都尉父親皇甫節做過雁門太守,他本人被推舉為孝廉,做過中央政府郎中(相當於今日的司長),也做過霸陵與臨汾的縣令,被調回中央做“議郎”(地位在今日的顧問與參議之間),轉升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寧夏的黃河兩岸及甘肅的慶陽一帶,東漢時的郡治,在靈武縣東南)。這樣看來,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標準型的文官。
他留在歷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黃巾起義。他成為東漢的最後一位名將。漢朝的讀書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離開孔子所創下的射御與禮樂書數並重的教育傳統。中國到了清朝中葉,仍然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幾個文人,先後擔任統帥。只是到了民國初年,有了保定軍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會同朱儁,把豫州潁川郡的黃巾打平。他於決戰之日。用夜襲兼火攻。黃巾徒眾本是鄉下的種田人,過慣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擻,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對他們實施夜襲,可說是看準了他們的弱點。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簡單,他們的頭目毫無知識,竟然“依草結營”。這河南禹縣附近“長社”的一戰,皇甫嵩殺了幾萬名黃巾。大頭目波才率領殘部逃往陽翟(禹縣),被皇甫嵩追擊,再度擊潰。皇甫嵩附帶掃蕩了汝南郡與陳國(河南大康縣一帶),及東鬱(山東濮陽縣一帶)的黃巾。
張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於盧植被檻車召回以後,打敗了盧植的繼任人董卓。漢靈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廣宗與張角的弟弟張梁決戰,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襲。這一次,不在深夜,而在凌晨雞鳴之時,張梁全軍覆沒,被殺了七萬多人,投水而死的黃巾又有五萬多人(張角這時候已經病死,皇甫嵩開棺剉屍,割下他的頭,送往洛陽)。
張角的另一弟弟張寶,逃去了“下曲陽”(今日河北省晉縣之西)。皇甫嵩指揮鉅鹿太守郭典,同往追擊,捉住張寶,斬他的首。據范曄說,十幾萬黃巾徒眾也同時被斬首,合埋在下曲陽的城南,造了一個很高很大的墳(京觀)。
生活在今天的我們,會覺得皇甫嵩不該殺人如此之多。漢朝以及迄於清朝的各個朝代的法律,有關“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嚴酷的(後來,黃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東北部,打敗他們,不殺而加以收編,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處)。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為槐裡侯,食邑八千戶。不久,由於在涼州造反的邊章與韓遂等人,進兵威脅長安一帶的“三輔”之地,朝廷把皇甫嵩從冀州調回迎敵,大宦官(中常侍)張讓向他要五千萬錢,皇甫嵩不給。張讓在靈帝面前,告皇甫嵩一狀,說他打黃巾無功,又浪費了公款。靈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車騎將軍”的印綬,削減食邑六千戶,改封為“都鄉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