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是社會頑疾，很難治癒，在通貨膨脹之下，市場參與方無不採用提價的方式應對因通貨膨脹可能造成的損失，因此人們通常看到的現象是你漲我也漲，發生連鎖反應，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物價全面上漲，老百姓的收入變相縮水，淪為通貨膨脹的最後買單者，吃盡苦頭。
通貨膨脹真的就無藥可救嗎？也不是這麼回事，它是有剋星的，它的剋星就是降低物價，用低物價對沖高物價，通貨膨脹便會潰不成軍，落荒而逃。
解放初期，新中國就在上海市打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經濟金融阻擊戰”，大獲全勝。當時投機商在“兩白一黑”上囤積居奇，“兩白”是指糧食和棉紗，“一黑”是指煤炭，都是市民的生活必需品，因為投機商的囤積，造成市場短缺，物價飛漲。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舉全國之力，秘密從各地調入大量糧食、棉紗和煤炭，“彈藥”備足之後，一聲令下，國營公司突然之間“開倉放貨”，低價拋售，市場價格瞬間連連暴跌，市場供應越來越充足，投機商們哪裡見過這種陳勢，紛紛揮淚大甩賣，血本無歸，紛紛倒閉破產，檣櫓灰飛煙滅。
上海這一仗打得漂亮，一戰定乾坤，也體現也“降低物價”在應對“物價上漲”上的巨大威力。
在之後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新中國把“平衡收支，穩定物價”作為根本的財政經濟政策，保持了幾十年物價的總體穩定。即便在抗美援朝那樣需要大量用錢的特殊時期，毛主席對穩定物價的決心也絲毫沒有動搖，他提出的口號是“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在貫徹穩定物價這一大政方針過程中，國家常常用到的法寶仍然是“降低物價”。
1952年4月8日，毛主席致信鄧拓，建議將《光明日報》登載的《三千多種商品牌價為什麼能夠降低?》在《人民日報》上轉載。這篇文章說:
“最近全國各地國營貿易部門和合作社陸續降低了大批商品零售的牌價。這些商品牌價降低的幅度，由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平均約在百分之八左右。”
1953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對於物價高的問題，指出要有分析，要考慮供求關係，他說：
“降低工業品價格是工業的根本路線，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價還是受供求關係制約的。 現在的毛病是應降的未降，應提的未提如糧價。糖降價後又脫銷了，要提價。降低物價時要謹慎，要按情況用分析的方法解決問題。私商往往會鑽物價的空子，而且價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較難，群眾會不滿意。”
1955年11月28日，毛主席就西藏貿易等問題致信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談了他對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提出的對西藏貿易降低物價的計劃，他在信中說：
“和張國華談了一次，他提出對西藏貿易每年賠錢一千八百萬至二千萬元以求降低物價的計劃，我認為很值得注意，似應實行他這個計劃。因為我們去後，糧價漲了幾倍，茶價漲了兩倍，百貨也漲了百分之六十，這對西藏人民是很不利的，長此下去，什麼改革都談不到，最後可能引起失敗。因為西藏不能和新疆、內蒙相比，那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辦法解決。而目前行得通的辦法，就是經濟上長期補貼辦法。西藏面積很大，地質形成較全國許多地方為晚，很可能有極大的地下蘊藏，有待將來開發，目前賠一點錢，將來會補償的。”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到教科書講社會主義國家一貫實行降低人民消費品價格的政策時，他跟學習小組成員說:
“教科書說他們的辦法是降低物價，我們的辦法是穩定物價，一般的不漲也不降。我國工資水平雖然比較低，但是普遍就業，物價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稅；前幾年發了公債，現在停發了，職工的生活並不壞。究竟是不斷地普遍地降低物價好，還是一般的不漲不降好，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另一個是輕重工業品的比價問題。他們是重工業品價格低，輕工業品價格高。相對說來，我們是輕工業品價格低，重工業品價格高。為什麼這樣，究竟怎樣才好，也值得研究。”
1962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草案規定“ 不論輕工業或重工業，都要以五億幾千萬農民的農村為主要市場。”對於商業問題還作出規定：
“除了辦好國營商業以外，必須積極地發展合作商業和正確地發揮集市貿易的作用。必須在價格問題上照顧農民的實際利益，逐步地規定工農業產品的合理比價。”
1962年8月2日，毛主席閱國務院副總理兼財貿辦公室主任李先念報送的關於高價商品情況的簡報，簡報說:
“從一九六一年起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底止，國營商業部門在市場上掛牌高價出售的商品共有十種。一九六一年，這十種商品共回籠貨幣三十八億元，其中高價利潤二十六億元；今年上半年共回籠貨幣二十二億元，其中高價利潤十四億元。目前市場貨幣流通量減少了，集市貿易價格也有所下降，高價商品價格顯得過高。最近我們提出了一個降價方案，從八月五日開始執行。這次調整是否適合情況，還要在實踐過程中進行觀察，如果發現問題，準備再作調整。”
1962年8月17日，毛主席閱李先念報送的關於等價交換問題的口頭彙報提綱，彙報提綱說:
“目前市場方面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存在著兩個市場、兩種價格。計劃市場的價格低，自由市場的價格高，兩者懸殊很大。在國家同農民之間的交換和農民相互之間的交換，客觀上存在著四種形式:低價對低價，低價對高價，高價對低價，高價對高價。在這四種形式中，存在著兩種不等價的交換:一種是農民吃虧的不等價交換，在目前是主要的；另一種是國家吃虧的不等價交換，在目前是次要的。”
1965年2月21日，毛主席聽取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計委副主任薄一波彙報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全國工業交通政治工作會議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當薄一波彙報到工業支援農業有個問題，工農業產品價差大，農村市場不活躍，農村用不起拖拉機等時，毛主席說:
“馬上降低拖拉機的使用費用，每畝降到一元以下，馬上降到一元以下。”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接見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成員，當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彙報說今年講過革命化春節，沒有人買肉時，毛主席說：
“豬肉有人要，農民才會養豬。物價是一個問題，貴得沒有道理，貨物多就要賣便宜些，薄利多銷這個問題講了多少年，總是行不通。”
1965年7月19日，毛主席在對醫療衛生工作進行的一次談話中，他對醫院賺錢問題說：
“縣衛生院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藥品、醫療隊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
1965年8月2日，毛主席在接見衛生部領導時反覆說“藥品應當降價”，他還說：
“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划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
1965年9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確定的會議議程之一是物價政策，指出：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要用二百億元人民幣調整物價，主要是降低有關農業的生產資料價格和一部分生活資料價格。”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關於財貿工作，會議決定：
“穩定徵購，三年一定，藏糧於民的指導方針，並決定在‘三五’期間，拿出二百億元來調整物價，降低農業生產資料和部分生活資料的價格，使廣大城鄉人民首先是農民獲得好處。”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審閱中共中央關於同意國家計委《關於一九七一年物價調整方案的報告》的批語稿， 報告提出：
“為了鞏固工農聯盟，考慮財政收支平衡，今年對物價擬基本上不作大的調整，著重提高油料、糖料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降低化肥、農藥等支援農業產品和一些機械產品的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
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裡，低物價是一個顯著的特徵，尤其是涉及民生領域的、涉及農業生產資料領域的物品及服務，價格普遍一降再降，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例如對諸如抗生素、解熱鎮痛藥、維生素和地方病用藥等關係百姓利益密切的藥品都進行了多次大幅降價，降價幅度最高的達95%以上，最少也在50%以上，尤其1969年的降價涉及1200多個品種，佔全部經營品種70%以上。
“降低物價”這個武器如此好使，為什麼國民黨的中國做不到，而共產黨的中國能做到？為什麼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做不到，而社會主義的國家能做到？這跟執行不同的經濟法則密切關聯。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什麼？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又是什麼？1953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他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給出了答案，他說：
“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受限制的。所謂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就是剝削剩餘價值，這一條已經受到了限制。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
從1959年12月開始，毛主席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於社會主義法則問題，他進一步指出：
“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
“社會主義經濟不是為剝削者謀利潤的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
毛主席的這些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認識，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經濟本質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和為人民服務，它不是以謀取利潤為目的的經濟，因此，當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威脅到經濟生產、社會保障以及人民的利益的時候，它能夠捨棄利潤，甚至不惜做巨大的虧本生意，來維護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本質要求。而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根本做不到這一點，它追求的目標是剩餘價值，是利潤，是資本的利得，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它並不是不懂得治癒通貨膨脹的那副藥的存在，是它的本性不允許它做出“降低物價”的選擇，而只能跟隨著哄抬物價，損人利己。
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曾評價說：
“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在發展中的國家裡，中國是唯一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國內通貨膨脹的國家。”
為什麼中國能？因為中國有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因為中國能將“降低物價”進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