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封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共同批閱簽發的電報，上面清晰地寫著這樣一段話：“大批黨的歷史檔案，十分寶貴，請你處即指定幾個可靠的同志，負責清理登記，裝箱，並派專人護送，全部送來北平中央秘書處，對儲存檔案有功的人員，請你處先予獎勵。”
值得注意的是，電報中“有功的人員”原本寫的是“有功的同志”，但毛澤東卻特別在這裡做了圈改，將“同志”改為“人員”，如此細微的修改究竟蘊含了怎樣的深意呢？
01
這還要從28年前，毛澤東參加的一次會議說起。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毛澤東作為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並擔任大會記錄員。
此次會議，產生了一系列中共早期重要檔案。但為了防止重要檔案落入敵手，很多檔案都是隨發隨燒，隨辦隨銷。因此，儘快建立一套黨內檔案保管系統，成為黨中央極為重視的問題。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對檔案管理進行了詳細規定，這是中共中央首次設立秘書一職，首任秘書正是毛澤東。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同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反共，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白色恐怖下，為了確保中央機密檔案的絕對安全，黨中央特別在中央秘書處的文書科設立檔案保管處，專門進行檔案檔案保管工作。這是黨內文書工作與檔案工作的第一次明確分工，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檔案工作機構由此形成，所保管的檔案就是後來的中共中央檔案庫。
為更好的保管檔案，遵照周恩來的囑託，瞿秋白起草出一份《檔案處置辦法》，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關於管理檔案、檔案的規定。
上海這處剛剛修繕完成的地方，是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舊址。90多年前的1926年7月，為適應工作需要，中共中央設立中央秘書處，總攬中央文書、交通、會計等各種技術事務性工作。
02
中央文書檔案分三套儲存，除保管處一套外，另外兩套，則分別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時任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進行儲存。在血雨腥風的革命鬥爭中，因其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使得危險也如影隨形。
1928年4月15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羅亦農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國民黨反動派妄圖趁此將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機關一網打盡，查獲共產黨的機密檔案。
危急時刻，時任中央秘書處內部交通科科長的張寶泉挺身而出。
他快速趕到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林塞維克》編輯部，緊急通知有關人員撤離。隨後，張寶泉又馬不停蹄地趕到周恩來住處，得知周恩來已安全撤離後，張寶泉再次前往其他聯絡點，不料中途遇到外國巡捕搜查，來不及轉移所攜檔案的張寶泉不幸被捕。
但是無論威逼利誘還是嚴刑拷打，都無法讓張寶泉有任何屈服。最終，年僅27歲的張寶泉壯烈犧牲。
張寶泉用實際行動踐行了他對黨的忠貞誓言：“如果我被捕，我是無論如何受非刑拷打，寧死不肯洩露黨的秘密的！”
03
1928年12月6日，中共各省區黨部收到一個重要通知，通知中強調：“應單獨建設一個與中央通訊的地址，與別方面不發生任何關係；同時要有一個單獨接待中央交通員的地址，此地址亦不準與別項人員接洽。”
這是黨中央為確保機密安全而採取的新的檔案傳遞方式。與此同時，周恩來舉薦老成持重的張唯一擔任中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主任，全權負責相關工作。
張唯一辦事嚴謹沉穩，接受任務後，他首先將秘書處裝扮成一個經營木器的家庭商行，自己以“張老太爺”的身份扮作商行老闆。同時，從秘書處選調秘密黨員於達和張小妹假扮夫妻，三人共同組成一個家庭。
為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緊急情況，他們還提前做了預案，將重要檔案挑選出來，裝在幾隻皮箱裡。箱內鋪上火柴，一遇險情，首先搶救這些箱子，萬不得已時就划著火柴，將檔案全部燒掉，絕不能讓檔案檔案落入敵人之手。
一直關心檔案保管工作的周恩來特地把曾擔任過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的陳為人調來管理檔案，並與調任上海中央局秘書的張唯一保持單線聯絡。自此，“中央文庫”正式形成。
1935年，張唯一因叛徒告密被捕，陳為人妻子與之接頭後遲遲未歸。情急之下，陳為人放棄營救妻子，決定馬上轉移中央文庫。
陳為人用高價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租下了合興坊十五號一幢二層樓房，作為中央文庫新的落腳點。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單線聯絡中斷的陳為人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絡。
直到1936年秋，陳為人才再次與黨組織取得聯絡。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組織決定將中央文庫交由另一位同志保管。
在此後的歲月裡，徐強、李雲、吳成方、繆谷稔、陳來生等多位文庫保管員，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下，依舊頑強鬥爭，嘔心瀝血，用生命接力守護著中央文庫的安全。
無數仁人志士為保護紅色檔案忍辱負重，無聲地奉獻著自己的青春、汗水乃至生命。也正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才會將那封電文中“有功的同志”改為“有功的人員”。這一詞之差，正是黨和人民對那些無名英雄赤膽忠心，用忠誠與信仰，賡續守護革命之魂，使紅色基因不斷薪火相傳的褒獎與肯定。
來源 | CCTV國家記憶
編輯｜可意
編審 | 止戈
稽核 | 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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