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他寫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豪言；臨別好友時，他留下“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的贈語。今天是周恩來總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逝世46週年。
我們用幾段歷史資料
來紀念緬懷這位
開闢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偉人
開闢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進入低谷。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周恩來提議在上海建立中共秘密電臺，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確認。“六大”閉幕後，周恩來沒有馬上回國，而是前往莫斯科“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從在讀留學生中選出毛齊華、方仲如等六人，秘密參加“國際無線電培訓班”，學習收發報技術。接著又從留學生中選調塗作潮、宋濂等四人，到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
1928年11月的一個深夜，周恩來秘密前往中央特科交通科科長李強（1905年9月26日-1996年9月29日）的住處，嚴肅地說：“為了加強上海黨中央和各地的通訊聯絡，中央決定建立黨的無線電臺。你們交通科從現在起改為通訊科，專門負責電臺的建設和業務工作。你是科長，又是工科大學生，就由你負責研製發報機。”
李強想了想有點為難：“恩來同志，你曉得我是學土木工程的，從來沒和通訊打過交道，發報機是什麼模樣也不知道呀。”
周恩來鼓勵道：“不會可以學呀。李強同志，你腦子好使，動手能力又強，就幹吧。有什麼難處找我，我會幫你的。”
（拍攝於中國電信博物館一層）
隨後，周恩來又約見了時任中共上海法租界支部書記的張沈川（1900年4月—1991年7月）：“組織上決定讓你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從明天起，你就歸黎明（李強）同志領導！”次日，張沈川的組織關係調入中央特科無線電通訊科。
一年後，我黨第一座地下電臺在上海誕生。
周恩來的先見之明，讓我黨在無線電通訊技術上幾乎和國民黨處在了同一起跑線上，為我黨把握無線電技術發展機遇、與敵人展開電波暗戰，開了一個好頭。
親躬力行建立“豪密”
無線電是一種廣播訊號傳遞方式，無線電臺發出的電碼，可以被處在相同頻點的所有無線電臺收到，安全風險很大，必須設計一套密碼來保障資訊保安。
但此時在加密方法方面，我黨的經驗還是不足。根據黨的第一位報務員張沈川回憶：“當時（1929年上海黨中央首次與香港電臺通報時刻），我們用的兩種密碼都是我自己編造的。一種是用漢字明碼顛倒更換，另一種是用英文字母換阿拉伯字母再變成漢字密碼使用。”
但是這些加密方式很快就被敵人所破解，導致香港電臺被英國殖民當局破壞。甚至英方還用英文發回了一份電報，內容是：“你們的朋友情況很好，現在在監獄裡。”
周恩來得到電報被破譯的訊息後，非常震驚。為了保證我黨無線電通訊的安全，立刻決定重新編制密碼。
其實在培養李強和張沈川的同時，周恩來也帶頭鑽研無線電技術和應用知識。在學習研究編碼規則的基礎上，周恩來結合中國古代的一種傳遞暗語的方式，在1930年末至1931年初親自制定出一套只有我黨幾位核心領導和機要譯電員知道的密碼方案。因為早年在國外從事革命活動時，周恩來的秘密代號是伍豪，所以這套密碼被稱為“豪密”。
“豪密”具有好記好用、簡單卻難以破譯、密碼由數字與文字構成、所用的密碼從不重複、“一次一密”等特點，是周恩來做事認真仔細、頭腦聰慧過人的體現。一直到了國民黨敗退臺灣，該密碼也沒有被敵人破譯。
愛護通訊人才
周恩來不僅是我黨無線通訊事業的領航人，還是一位愛才惜才的領導人。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的主力部隊決定於10月16日開始長征。紅軍無線電通訊學校教員與學員們也以“紅星”第三大隊為代號，準備撤離。但這時，通訊學校政委曾三正患著“隔日瘧疾”，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即使蓋著兩床厚厚的棉被，他還是因病冷得發抖，上下牙不斷打戰，發出咯咯聲。窗外傳出陣陣喧鬧，口令聲與軍號聲響成一片，使曾三更加坐立不安。
此時，伍雲甫急衝衝跑來對曾三說:“因為你有病，走不動，（大隊）已決定把你留下。”曾三一聽急了：“那不行，我要隨軍去，我要和學校在一起。”伍雲甫立馬向周副主席彙報他的情況。
周恩來聽了以後，立即命令身邊的警衛員魏國祿：“讓他們抬也要把曾三抬來。”這樣，曾三這才被允許和校長劉光甫一道，帶領“紅星”第三大隊轉移。
轉戰陝北期間，周恩來曾這樣比喻電信工作與黨中央的關係：“中央委員加電臺，等於黨中央。”（拍攝於中國電信博物館一層）
不僅是對教員，對學員也是關懷備至。長征途中，周副主席與朱德一起到“紅星”第三大隊考察。他們看見這些十幾歲的學員就和藹可親地問道：“都多大了？參軍前幹什麼呀？走得動嗎？”還鼓勵他們說：“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就能克服困難。”周恩來和朱德看見學員的蜂聲器和地上寫著的阿拉伯數字，很感興趣，便問曾三：“這些小鬼是在你們通訊學校學無線電的？”
得到肯定回答後，周副主席讚賞道：“戰士們利用行軍休息時間學習電臺技術真不簡單啊！在行軍路上辦學校，這是一件新鮮事，將來革命勝利了，你們要告訴後代，說紅軍戰士在幾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下，在敵機不斷轟炸的間隙，在極其艱險的條件下學習電臺技術，這可是相當寶貴的傳統教材啊！”
臨走前，周副主席對學員們親切地誇獎又鼓勵道：“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主席非常重視你們的學習，看到你們僅用半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學校的全部課程，首長們都非常高興，希望你們再接再厲，做出更大成績！”
電報大樓
周總理對新中國通訊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就有對北京電報大樓建設規劃的躬體力行。早期，電報大樓整點報時準備了兩首前奏曲，一首是《讚美新中國》的前幾句，另一首是《東方紅》的前兩句。後來，周總理親自選定了響徹京城半個多世紀的鐘聲——《東方紅》。
從60年代起，塔鐘只用《東方紅》的前4小節，而且是每天24小時整點都報時。後來有附近居民提意見稱太吵，周總理便指示，為避免夜間擾民，改為每天早晨七點至晚上十點間報時。
在“文革”時期，有人借鐘聲發難，問：“為什麼只播‘東方紅，太陽昇’兩句，而不播‘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周總理得知後，立刻指示重新創作，每早7點第一次報時播放全曲，其他時間播放樂曲的前8小節。周總理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日理萬機，對大樓塔鐘報時都事必躬親仔細安排，彰顯了一代偉人的平凡與偉大。
1959年3月15日，周總理與董必武、賀龍、李富春、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一起視察了北京電報大樓。（拍攝於中國電信博物館一層）
除了鐘聲，周總理實際上還親自參與了鐘面的設計。據業內人士回憶，這座鐘最初是古銅色錶盤、白色指標。為了醒目，電信總局於1972年將鐘面設計改造為白色錶盤、紅色指標和刻度。“可晚上大鐘燈光亮起，遠看一團紅，特像某國的國旗，於是這個配色馬上被周總理否定，他親自指示換為體現郵電系統的綠色，一直到現在都沒再變過。”現在白色錶盤搭配綠色指標，已成為北京電報大樓的象徵。
早期北京電報大樓的塔鐘使用純機械結構，時間久了難免會因為磨損而產生誤差。周總理在世的時候，每每聽到北京電報大樓的塔鐘鐘聲，就與自己的手錶校對時間。當他發現塔鐘時間有誤差時，就叮囑有關部門及時修理和校準時間。甚至在生命晚期，周恩來還不忘叮囑上海的領導同志，要求上海的電鐘廠為北京電報大樓更換精準度更高的電鐘。
1976年1月11日下午4時30分，靈車載著周總理的遺體前往八寶山火化。
“只見總理去，不見總理歸。”
百年前，周恩來為送別他的同學寫下了“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
百年後，我國的通訊行業在技術實力、智慧財產權掌控力和生態影響等方面已經全球公認領先。依託通訊技術的賦能，千百行業正在向智慧化、智慧化轉變，我國社會經濟活力持續增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
1963年，周恩來、鄧穎超等看望中南海電話局（39局）職工
深切緬懷、紀念
——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