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黨建網
1960年，剛剛年滿二十一歲的我便寫下了第一封入黨申請書，但因為家庭問題耽擱了。1962年，我國正處在危難時期，糧食尤為匱乏，我放棄了事業單位的工作，主動申請回到農村。
那時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時時刻刻用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回鄉後，在農活上，我從不挑肥揀瘦，髒活、累活、險活我都搶著幹，有時候還帶領一幫年青社員單獨作業。
1964年，上級批給我們一眼機井，我們全體社員望著快要被太陽曬乾的麥田十分高興。誰知，過了一年，地下水位急驟下降，井坑心必須再往下挖，這可是一項相當危險的工程，萬一發生事故，上百噸的石塊坍塌下來，井下的人霎時會被壓死。即便如此，為了拯救乾旱的田地，懷抱入黨之志的我主動要求下井作業。在井下仰首向上望，那石塊就懸在頭頂，隨時都有脫落的可能。萬幸的是，這一“虎口拔牙”的任務順利完成，機井又重新運作，澆灌著那廣闊的麥田。
回鄉以後，我感到農村的文化生活太少了，就借來一間小房間，把我買的幾百本書放置其中，算是辦了一個小小圖書館。房山縣文化館知道這件事後主動借書給我，自此，我每隔兩個星期向生產隊長請半天假，推著獨輪車步行60多里，到房山縣城換書。後來，這個小小圖書館在各級領導的關懷下，演變成房山縣第一個農村讀書俱樂部，房山縣委在農村三級幹部會上還表揚了我們。
天有不測風雲。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因在農村文化工作中產生的影響而被顛倒黑白地定了罪狀，多次被拉去遊街、被批鬥、被打得遍體鱗傷。當時，我下定決心，一不逃跑，二不自殺，命運交給黨來安排。造反派讓我掃大街、掏大糞，企圖在精神上給我更大的折磨，可是，我偏偏把這當成考驗，因為這正是體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時機，我一定把這些工作幹得更好。在殘酷的逆境中，我向黨組織提交了第二封入黨申請書。
雲開霧散晴了天。1974年，生產隊長派我去養豬場當飼養員，全場八九十隻豬，有三分之二都生病了，獸醫告知：你們的豬場沒辦法救了，死光了再養就行。我好說歹說才把獸醫請來給豬打上一針，然而第二天豬又犯病了。我急中生智，撿起空藥瓶，看準了藥名，一次性買回半口袋卡那黴素和一套注射器，不分晝夜，每四小時給病豬打一次針，困了就在豬棚裡睡，餓了就讓妻子送飯。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個多月過去，奇蹟終於出現，所有病豬都痊癒了。從那以後，我更加精心地打理豬場。一次，上級領導來視察，看到豬場後表示非常滿意，當即定之為“先進豬場”。
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不少人對共產主義產生了懷疑，擔心中國共產黨也會變，然而，我堅信中國共產黨不會變，因為她早已紮根在億萬中國人民的心中，她必然對人類解放事業做出重大貢獻。於是，我又寫下第三封入黨申請書。
1992年夏天，村黨支部通知我參加區委組織的培訓班，區委組織員對我說：“你入黨後，要繼續努力，才能無愧於共產黨員這個稱號。”聽到這裡，我的眼淚禁不住流了下來。1992年9月20日，我終於站在黨旗下宣誓，時年52歲。
又一個30年過去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一刻也沒有忘記“我是共產黨員”這句話，我寫下“把畢生精力都獻給偉大的農村”這十三個字，將它貼在牆上，讓它激勵著我更好地工作。三十年來，我共獲得鎮黨委、鎮政府頒發的榮譽證書34本。
今年我83歲，自知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間所剩無幾。我要爭取繼續發揮餘熱，用一生來兌現自己的誓言。
（作者單位：北京市房山區韓村河鎮曹章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