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我離開了家鄉。後來，我和我的作品，又不斷回到家鄉。這時的回去，和過去的離開又不一樣。我想說的是，延津與延津的關係，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關係，也是世界跟延津的關係。換句話，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
劉震雲與外祖母
河南延津是我的家鄉。
延津瀕臨黃河，“津”是渡口。因水運便利，三國時，曹操曾“屯糧延津”。官渡大戰，更早的牧野大戰，就發生在延津附近。但黃河不斷滾動翻身，兩千多年過去，延津距離黃河，已有三十多公里，成了黃河故道。作為渡口，已是兩千多年前的事了。
《詩經》也產生在延津附近。其中的邶風、鄘風和衛風，在周朝，皆是我鄉親口頭傳唱的民謠。臺灣有個學者叫李辰冬，他經過二十年的艱苦考證，又說311篇《詩經》，不是口頭民謠，而有一位文字作者，這位詩人叫尹吉甫，是延津人。我提尹先生，並無攀附之意，我們家，自我媽往前輩數，都不識字。
我從小生活在延津縣王樓鄉西老莊村。黃河故道盛出兩種特產，一，黃沙；二，鹽鹼；我們村得到的遺產是鹽鹼。春夏秋冬，田野上白花花一片，不長莊稼。據說，我外祖父他爹，是西老莊村的開創者。他率領家族，在這裡落腳，看中的就是鹽鹼。一家人整日到地裡刮鹽土鹼土，然後熬鹽熬鹼，然後推著獨輪車五里八鄉吆喝：“西老莊的鹽來了”“西老莊的鹼來了”。新起的村莊，就著“老莊”的村名，顯得出售的鹽鹼有歷史傳承。得承認，這是一種智慧。
我們村距開封四十多公里。放到宋朝，就是首都郊區。那時的宋徽宗和李師師，口音都跟我們村差不多；說的都是普通話。我母親年輕的時候，曾到開封學過汴繡；這趟旅行，成了她多少年聊天的經典話題。“我當年在開封學汴繡的時候，曾去狀元橋吃過灌湯包；元宵節那天，還去馬市街看過燈市。燈市你懂不懂？那陣勢……”我不懂。後來讀了孟老元的《東京夢華錄》，懂了。
劉震雲在老莊村頭
當我陰差陽錯成為一個作者，“延津”作為一個地名，頻繁出現在我的作品裡。為什麼呀？是不是跟福克納一樣，要把延津畫成一張郵票呀？這是記者問我的經典話題。我的回答是，我不畫郵票，就是圖個方便。作品中的人物，總要生活在一個地方；作品中的故事，總要有一個發生地；如果讓這人的故事，發生在延津，我熟悉的延津胡辣湯，羊湯，羊肉燴麵，火燒……都能順手拈來，不為這人吃什麼發愁；還有這人的面容，皺褶裡的塵土，他的笑聲和哭聲，他的話術和心事，我都熟悉，描述起來，不用另費腦筋。正如有人問，你好多部作品的名字，都是“一”字開頭，如《一地雞毛》《一腔廢話》《一九四二》《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是不是有意為之呀？我的回答是，有意為之是件痛苦的事，給每部作品起名字的時候，我真沒想這麼多；但走著走著，抬頭一看，它們像天上的大雁一樣，竟自動排成了行。我這麼說，估計人家也不信。不信就不信吧，一個作品名字，不是什麼經天緯地的大事。
我書中的延津，跟現實的延津，有重疊的地方，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因為都叫延津，容易引起混淆。現實的延津不挨黃河，縣境之內，沒有自發的河流；總體說，延津跟祖國的北方一樣，是個缺水的地方。但《一句頂一萬句》中，卻有一條洶湧奔騰的津河，從延津縣城穿過。元宵節鬧社火的時候，津河兩岸鑼鼓喧天，人山人海；第二天早上，沿河兩岸，剩下一地鞭炮的碎屑和眾人擠丟的鞋。一些讀過《一句頂一萬句》的朋友去了延津，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在縣城走了一遍，問：河呢？塔鋪是延津的一個鄉，我寫《塔鋪》的時候，以“我”為主人公；在高考複習班上，“我”與一位清秀的女孩李愛蓮，發生了純潔的愛情。一些朋友去了塔鋪，四處打聽：李愛蓮的家在哪條街？《一日三秋》的開篇，從六叔和六叔的畫寫起。六叔畫的，全是延津和延津五行八作的人；六叔死後，這些畫作被六嬸當燒紙燒了；為了忘卻的紀念，為了重現六叔畫中的延津，我寫了《一日三秋》這本書——這是書中的話。一些朋友讀了這本書，常問的問題是：延津真有六叔這個人嗎？現在，我用六叔的畫作，統一回答這些問題。
“六叔主要是畫延津。但跟眼前的延津不一樣。延津不在黃河邊，他畫中的延津，有黃河渡口，黃河水波浪滔天。延津是平原，境內無山，他畫出的延津縣城，背靠巍峨的大山，山後邊還是山；山頂上，還有常年不化的積雪。有一年端午節，我見他畫中，月光之下，一個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後合，身邊是一棵柿子樹，樹上掛滿了燈籠一樣的紅柿子，便問，這人是誰？六叔說，一個誤入延津的仙女。我問，她在笑啥？六叔說，去人夢裡聽笑話，給樂的。又說，誰讓咱延津人愛說笑話呢？”
《一日三秋》封面
不知我用六叔的畫，說明白這些混淆沒有。沒說明白也不要緊，文學混淆了一些現實，也不是什麼經天緯地的大事。
我的意思是，什麼叫文學？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
其實，如果我只是以延津為背景，寫了一些延津人發生在延津的一些事，只能算寫了一些鄉土小說。鄉土小說當然很好，但不是我寫小說和延津的目的；欲寫延津，須有延津之外的因素注入，也就是介入者的出現。是誰來到了延津，激活了五行八作和形形色色的延津因素和因子，諸多因素和因子發生了量子糾纏，才是重要的。這是一個藝術結構問題。在《一句頂一萬句》中，有一個介入者叫老詹。有老詹和沒有老詹，《一句頂一萬句》的格局是不一樣的，呈現的延津也是不一樣的。老詹是義大利一個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延津。老詹的本名叫詹姆斯·希門尼斯·歇爾·本斯普馬基，延津人叫起來嫌麻煩，就取頭一個字，喊他“老詹”。老詹來延津的時候，不會說中國話，轉眼四十多年過去，會說中國話，會說河南話，會說延津話；老詹來延津的時候，眼睛是藍的，在延津黃河水喝多了，眼睛就變黃了；老詹來延津的時候，鼻子是高的，在延津羊肉燴麵吃多了，鼻子也變成一個麵糰。四十多年過去，老詹已是七十多的人了，揹著手在街上走，從身後看過去，步伐走勢，和延津一個賣蔥的老漢沒有任何區別。老詹在延津待了四十多年，只發展了八個徒弟。老詹在黃河邊遇到殺豬匠老曾，勸老曾信主。老曾按中國人的習慣，問：“信主有什麼好處？”“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我本來就知道呀，我是一殺豬的，從曾家莊來，到各村去殺豬。”“你說的也對。”老詹想想又說，“咱不說殺豬，只說，你心裡有沒有憂愁？”“那倒是，凡人都有憂愁。”“有憂愁不找主，你找誰呢？”“主能幫我做甚哩？”“主馬上讓你知道，你是個罪人。”“這叫啥話？面都沒見過，咋知道錯就在我哩？”兩人不歡而散。由於延津的天主教勢單力薄，延津辦新學的時候，教堂被縣長征作學堂，老詹從教堂裡被趕了出來，住在一個和尚廢棄的破廟裡；但老詹傳教的心仍鍥而不捨，每天晚上，都要給菩薩上炷香：“菩薩，保佑我再發展一個天主教教徒吧。”在延津被傳為笑談。
老詹和延津的關係，不知我說明白沒有？
《一日三秋》中，也有一個介入者叫花二孃。花二孃就是六叔畫中那個仙女。老詹到延津是為了傳教，花二孃到延津來，是為了到延津人夢裡找笑話。你笑話說得好，把她逗笑了，她獎勵你一隻紅柿子；你笑話沒說好，她也不惱，說，揹我去喝碗胡辣湯。但花二孃是一座山，誰能背得動一座山呢？剛把花二孃背起，就被這座山壓死了。或者，就被笑話壓死了。
一個笑話，與延津的量子糾纏。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寫延津，延津就是延津，介入者的介入，便使延津和世界發生了聯絡，使延津知道了世界，也使世界知道了延津，也使延津知道了延津。
除了介入者，從延津出走者，對於寫延津同等重要。這是另一個藝術結構問題。在《新兵連》中，我寫了一群從延津出走的鄉村少年。他們在村裡，到了夏天，還是睡打麥場的年齡，當他們離開延津，到達另一個世界，馬上發生了困惑。剛到新兵連吃飯，豬肉燉白菜，肉瘦的不多，全是白汪汪的大肥肉片子。但和村裡比，這仍然不錯了，大家都把菜吃完了，惟獨排長沒有吃完，還剩半盤子，在那裡一個饃星一個饃星往嘴裡送。新戰士李勝看到排長老不吃菜，便以為排長是捨不得吃，按村裡的習慣，將自己捨不得吃的半盤子菜，一下傾到排長盤子裡，說：“排長，吃吧。”但他哪裡知道，排長不吃這菜，是嫌這大肥肉片子不好吃，他見李勝把吃剩的髒菜傾到自己盤子裡，氣得渾身亂顫：“李勝，幹什麼你！”接著將盤子摔到地上。稀爛的菜葉子，濺了一地。李勝急得哭了。事後“我”勸李勝，李勝說：“排長急我我不惱，我只惱咱村其他人，排長急我時，他們都偷偷捂著嘴笑。”這裡寫的不僅是李勝的難堪，也是延津在世介面前的碰壁。同時，“他們都偷偷捂著嘴笑”，是我那個階段的寫作水平，開始知道由此及彼。由延津到世界，也是由此及彼。
在《我不是潘金蓮》裡，主人公李雪蓮也走出了延津：她從延津走到市裡，走到省裡，來到北京。走來走去，只是為了糾正一句話，“我不是一個壞女人”；但她走來走去，花了二十年功夫，這句話還是沒有糾正過來。一開始還有人同情她，後來她的絮叨就成了笑話，沒人願意再聽她說話。當這本書出荷蘭文時，我去荷蘭配合當地出版社做推廣工作，一次在書店與讀者交流，一位荷蘭女士站起來說，她看這本書，從頭至尾都在笑，但當她看到李雪蓮與所有人說話，所有人都不聽，她只好把話說給她家裡的一頭牛時，這位荷蘭女士哭了。接著她說，當世界上只有一頭牛聽李雪蓮說話時，其實還有另外一頭牛也在聽李雪蓮說話，他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這是李雪蓮和世界和牛的關係。
《我不是潘金蓮》荷蘭文版封面
再說一位從延津出走者，便是《一句頂一萬句》中的私塾先生老汪。老汪有四個孩子，三個男孩，一個女孩。三個男孩都生性老實，惟一個女孩燈盞調皮過人。別的孩子調皮是扒樹上房，燈盞愛到東家老范家的牲口棚玩騾子馬。牲口棚新添了一口淘草的大缸，一丈見圓。燈盞玩過牲口，又來玩缸，沿著缸沿支岔著手在蹦跳，一不小心，掉到缸裡淹死了。那時各家孩子多，死個孩子不算什麼，老汪還說：“家裡數她淘，煩死了，死了正好。”轉眼一個月過去了。這天，老汪去家裡窗臺前拿書，看到窗臺上有一牙月餅，還是一個月前，陰曆八月十五，死去的燈盞偷吃的；月餅上，留著她小口的牙痕。當時燈盞偷吃月餅，老汪還打了她一頓。燈盞死時老汪沒有傷心，現在看到這一牙月餅，不禁悲從中來，扔掉書，來到牲口棚的水缸前，開始大放悲聲。一哭起來沒收住，整整哭了三個時辰，把所有的夥計和東家老範都驚動了。轉眼三個月過去，下雪了。這天晚上，東家老範正在屋裡洗腳，老汪進來說：“東家，想走。”老範吃了一驚，忙將洗了一半的腳從盆裡拔出來：“要走？啥不合適？”“啥都合適，就是我不合適，想燈盞。”“算了，都過去小半年了。”“東家，我也想算了，可心不由人呀。娃在時我也煩她，打她，現在她不在了，天天想她，光想見她。白天見不著，夜裡天天夢她。夢裡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說：‘爹，天冷了，我給你掖掖被窩。’”“老汪，再忍忍。”“我也想忍，可不行啊東家，心裡像火燎一樣，再忍就瘋了。”“再到牲口棚哭一場。”“我偷偷試過了，哭不出來，三個月了，我老想死。”老範吃了一驚，不再攔老汪：“走也行啊，可你到哪兒，也找不到娃呀。”“不為找娃，走到哪兒不想娃，就在哪兒落腳。”老汪帶著妻小，離開延津，一路往西走。走走停停，到了一個地方，感到傷心，再走。三個月後，出了河南界，到了陝西寶雞，突然心情開朗，不傷心了，便在寶雞落下腳。這年元宵節，寶雞滿街掛滿了燈籠，萬千的燈籠中，他似乎又見到了燈盞。
不知我說明白沒有？
我進一步想說的是，地域性寫作，和走出地域的寫作，不僅有外來介入者、從地域出走者的區別，更重要的是，背後還有作者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分野。魯迅與其他鄉土作家的區別是，鄉土作家寫一個村莊，是從這個村莊看世界；魯迅寫一個村莊，是從世界看這個村莊，於是有了《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等作品。
我曾經說過，文學的底色是哲學。
接著我想說說幽默。目前我的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文字到達之處，讀過我書的人，都說我很幽默。其實這是一種誤會，因為他們沒到延津來過；到了延津他們就知道，我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我的鄉親，個個比我會說笑。這也是花二孃到延津來找笑話的原因。延津人日常見面，不以正經話應對，皆以玩笑招呼。張三到李四家去，李四家正在吃飯，李四邀請張三坐下吃飯，說的決不是“請坐，一塊吃點吧。”而是：“又是吃過來的？又是不抽菸？又是不喝酒？”如果是外地人，便不知如何應對，場面會很尷尬；延津人會這麼回應：“吃過昨天的了，不抽差煙，不喝假酒。”坐下一塊吃喝起來。兩個延津人，在一起討論非常嚴肅的話題，如張三與李四談一單生意，或李四想找張三借錢，也是以玩笑的方式進行討論；談笑間，已安邦定國；或者，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延津人為什麼這麼幽默？這也是一些記者問我的經典話題。當然，幽默的源頭不該從幽默本身找；如果幽默只是幽默，就成了耍嘴皮子；幽默的背後，可能有更重要的現實和歷史原因；結論可能是：喜劇的底色會是悲劇，悲劇的底色會是喜劇；或者，悲劇再往前走兩步會是喜劇，喜劇再往前走兩步會是悲劇；幽默再往前走兩步可能就是嚴肅，嚴肅再往前走兩步可能就是幽默。《一日三秋》中不會說笑話的人，在夢中被花二孃壓死了，等於被笑話壓死了，也等於被他的嚴肅壓死了。一九四二年，因為一場旱災，我的家鄉河南被餓死三百萬人。三百萬人是什麼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納粹和希特勒迫害致死的猶太人，約一百一十萬人；等於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缺少的是納粹和希特勒。這些被餓死的河南人，是如何對待自己的生死呢？逃荒路上，老張要餓死了，他臨死前沒有憤怒，也沒有追問：我是一個納稅人，為什麼要把我餓死，國民政府為什麼沒有起到賑災的責任？而是給世界留下了最後一次幽默，他想起了他的好朋友老李，老李三天前就餓死了，他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老張為什麼能用幽默的態度對待生死？那是因為從商朝到一九四二年，黃河兩岸發生的餓死人的事太多了。我寫《溫故一九四二》的時候，曾採訪我的外祖母：“姥娘，咱們談一談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就是餓死人的那一年。”“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當嚴酷成為一種日常的時候，你用嚴肅的態度對付嚴酷，嚴酷就會變成一塊鐵，你是一顆雞蛋，撞到鐵上就碎了；如果你用幽默的態度對付嚴酷，嚴酷就會變成一塊冰，幽默是大海，這塊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關於幽默，不知我說明白了沒有？
劉震雲的外祖母在老莊自家院子裡
延津有一種地方戲，叫二夾弦，大家再去延津的時候，建議大家聽一聽。這個劇種管絃節奏急，唱腔語速快，從頭至尾，像兩個人在吵架，讓人目不暇接和耳不暇接。有什麼事，不能慢慢說嗎？急管繁弦，難說煙景長街；但它就是這麼快，不給人留半點間隙和喘息的時間；就像我們村的人吃飯，個個吃得快，生怕吃了上頓沒下頓一樣，大概也是歷史留下的病根。急切的戲劇，你聽著聽著就笑了，也是一種幽默。
至今想來，延津讓我第一次感到震撼，正是我離開延津的時候。我當兵那年，在新鄉第一次見到火車。那時的火車還是蒸汽機。我隨著幾百名新兵排著隊伍往前走，上到火車站的天橋上，一列綠皮火車鳴著笛進站了。在火車頭噴出的蒸汽中，從火車上下來成百上千的陌生人，又上去成百上千的陌生人，這些人我一個都不認識，我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過去我在村裡，村裡的人我都認識；熟悉沒有讓我感動過，現在為了陌生和陌生的震撼，我流淚了。排長問：“小劉，你是不是想家了？”我無法解釋熟悉和陌生的關係，我只好說：“排長，當兵能吃白饃，我怎麼能想家呢？”
劉震雲當兵時期照片
從此，我離開了家鄉。後來，我和我的作品，又不斷回到家鄉。這時的回去，和過去的離開又不一樣。我想說的是，延津與延津的關係，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關係，也是世界跟延津的關係。換句話，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
謝謝延津，也謝謝每一個讀過我作品和去過我家鄉的朋友。
2022年1月
關於作者
劉震雲，漢族，河南延津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創作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廢話》《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一日三秋》等；中短篇小說《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溫故一九四二》等。
其作品被翻譯成英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瑞典語、捷克語、 荷蘭語、俄語、匈牙利語、塞爾維亞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波蘭語、希伯來語、波斯語、阿拉伯語、日語、韓語、越南語、泰語等20多種文字。2011 年，《一句頂一萬句》獲得茅盾文學獎。2018 年，獲得法國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根據其作品改編的電影，也在國際上多次獲獎。
作者：劉震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