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初春,我西路軍紅三十軍在甘肅高臺、臨澤等地和國民黨軍馬步青、馬彪等部幾經激戰之後,沿沙河堡,喇嘛寺向祁連山區轉移,與紅九軍會師。
我當時在三十軍二六八團三營,我們從沙河堡出發時,每人多少還有點糧食,不到一天就吃光了。以後,只得餓著肚子走。這一帶又是一片叢林,沒有人煙,莫說吃的,就連喝的水都很難找到。
部隊在前面走,兇殘的馬匪在後面一直追,一連三天三夜,我們一邊阻擊,一邊轉移,直到第三天晚上,才進入了祁連山山區。在山區進行了整編,把一些機關人員充實進了連隊,我們營派來了一個教導員,我就轉做營長工作了。
大家實在餓得很,就殺了一些馬吃,我們營搞到了一些馬的腸子,肚子。因為缺水,洗得不乾淨,煮熟了,有的人吃了一點,有的人根本沒吃。半夜過後,繼續前進。
九點左右,到了一個山溝,部隊開始休息,我剛想找李教導員研究一下部隊情況,又被通訊員叫到了團部,楊團長指示:今天部隊就在這裡休息,你馬上領一個連,到前進方向右翼山頭上擔任警戒。你營的其他四個連,由教導員負責,在山腳下休息。
我把警戒任務交給了七連。全連雖然兩天多沒有吃飯了,鬥志仍然很高,連兩個病號也堅決要求去,在指導員的耐心說服下,才留下來。
上午十點多鐘,七連出發了,一班在隊前一百五十米左右,沿著坎坷不平的羊腸小道搜尋前進。大家都很著急:希望快點到達山頂,但因人困馬乏,怎麼也走不快,走幾步,就得停一停,停的時間反比走的時間多。
從山腳到山頂,最多不過八九里,照過去行軍的速度,不過一個小時就能走到,現在呢?走了兩個來小時,才走了一半。
隊伍從山腳一直拉到山腰,零零亂亂。山頂上還有積雪,半山腰盡是亂石和深坑。
路的兩側都有懸崖,人在上面走,高一腳低一腳,踉踉蹌蹌,一不小心,就有掉下崖去和掉進坑內的危險。天氣冷得很,戰士們的臉上卻不斷地冒汗珠,汗出得越多,嘴裡越加焦乾,發苦,喉嚨裡好像起了火,肚子又餓,眼前直冒金花,兩條腿好像有幾百斤重。
山崖上的冰溜子被太陽曬融了,“崩當,崩當。”不斷地往下掉,我們多麼想吃點冰溜子啊,可是,冰溜子全在地上摔個稀爛,碎成冰塊,而且不是陷在懸崖上,就是滾進了石縫裡,就是撿不到手。渴得實在沒辦法,好多人躺到山崖下,張開嘴,接上幾滴融化的雪水。
忽然,一個小冰塊掉到王排長的跟前,他喜出望外地拾起它,塞到嘴裡,含了一會兒,就吐出來遞給他後面的人,後面的人含一含,又遞給再後面的人,就這樣,三個四個……一直往下傳,直到這塊小冰塊完全融化了為止,潤溼了十多個人的喉嚨。
越接近山頂,掉隊的人越多,一班六個人只有三個走在前邊了,跟著前衛班的自動槍班也有兩個彈藥手掉了隊,只剩下三個人。
我和七連指導員跟自動槍班的三個人走在一起。我老是催他們快走,可由於一直沒吃飯,就是走不動。
我把自動步槍要過來扛上,反而走得更慢,於是自動槍班班長又把槍扛過去。我們哈著腰,一隻手扶著膝蓋,一隻手攀著草木和岩石,慢慢地向前爬,口裡直喘粗氣,心臟跳得厲害,上一步,停一停,眼看著山頂,就是走不到。
我費了很大勁,趕上了前衛班,在石縫裡弄了一點水,於是稍停了停,每個人都喝了點。七連指導員也趕上來了,他對我說:“部隊掉隊都掉完了,山頂是制高點,萬一讓敵人先佔了可就不好辦。”
我說:“我們應該先上去幾個人搶佔這個山頭,事不宜遲,我們要趕快走。”
可是,哪裡走得動,兩條腿好像麵條,站著都直搖晃,真是寸步難移了,情況緊急。
七連指導員又開腔了:“已經到了最緊要的關頭了,把這點東西吃了吧。”
他一邊說,一邊解開自己的米袋子,倒出足有半碗炒麥子,他先抓了一大把給我,然後每個人都給一把,剩下還有一把,給了自己。
自動槍班長不同意一人分一點,他說:“這點麥子,還不夠塞牙縫的,分它幹什麼?你和營長吃了吧。”
指導員說:“別看就這一點,我們吃了它,再喝點水,就有勁了,吃完好儘快上山頂。”果然,我們吃了後,腳就有勁得多了。
不大一會兒工夫,一班的三個戰士先登上了山頂。我還沒有上去,一班長就跑下來向我報告:在左側山腰,發現了敵人的騎兵,約有二百人,正在下馬準備集合。
我和自動槍班的三個人跟著一班長馬上趕到山頂,組織射擊,敵人驚惶失措,躍身上馬,一溜煙地逃走了。
槍聲一響,掉隊的都跟上來了,我們控制了制高點。這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了。
看著山下的情況,這時我才感到了剛才的危急:如果我們再晚一點點,讓敵人先佔了山頂,那別說我們上不來,整個二六八團可都有好瞧的了!
戰鬥結束後休息時,戰士們都在談論:幸虧那一把麥子充了飢,這就是一把麥子的力量!
譚慶榮(1908-1991),廣西東蘭縣東蘭鎮人。曾用名譚安才、譚桂標。
大革命時期,少年譚慶榮目睹廣大農民陷於水深火熱中,鬥爭精神日益堅定。1927年10月,19歲的譚慶榮加入東蘭農民自衛軍,在韋拔群的領導下開啟了自己的戰鬥人生。
1929年9月,譚慶榮隨農民自衛軍攻佔武篆、三石、太平鎮和東蘭縣城。同年12月11日參加百色起義,編入紅七軍第三縱隊,任戰士、班長。1930年11月,他隨紅七軍主力北上中央蘇區,後來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三、四、五次反“圍剿”。1934年10月,他任紅五軍團司令部作戰參謀,隨軍團部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徵。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合後不久,譚慶榮所在的紅五軍第三十七團編入西路軍西渡黃河,進入河西走廊。在敵軍馬步芳部的追擊圍剿下,西路軍開始了漫長而慘烈的西征之路。
1937年1月,紅五軍軍長董振堂帶兩個團進攻高臺縣,第三十七團奉命堅守臨澤縣城。高臺戰鬥失利後,時任第三十七團三營營長的譚慶榮奉命率部阻擊敵軍,掩護全團撤退。在城西外據點,譚慶榮部多次打退敵人的進攻,待按規定時間撤出戰鬥時,全營僅剩30人。同年3月,為擺脫敵軍追擊,總部決定分東西兩路行軍。譚慶榮率部隨部隊領導李卓然、李先念沿祁連山西行,前後翻過40多座雪山,趟過40多條冰河,行程1000多里。部隊行至西安時,被地方民團200多人和馬步芳兩個騎兵團追擊,譚慶榮奉命率第三營第九連打退追敵,保護全軍行進新疆。
1938年1月,經黨組織安排,譚慶榮化名譚桂標,與幾十名黨員到盛世才部工作。3月,譚慶榮任駐和田騎兵三十八團一連少校連長。1943年2月7日,譚慶榮與林基路、李雲揚等18人在三角地招待所被盛世才軟禁,後送新疆第四監獄關押。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下令殺害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等10多人,激起獄中共產黨員的憤怒,大家先後進行兩次絕食鬥爭。第二次絕食堅持6天后,直到黨組織作出儲存革命力量的決定,才恢復進食。
1946年4月,國共和談後,時任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宣佈釋放獄中100多名共產黨員。獲釋後,譚慶榮等人在劉亞哲的護送下,歷時3個月,最終衝破胡宗南部設立的重重關卡,於7月10日抵達延安七里鋪,得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接見慰問,受到當地1萬多名群眾的夾道歡迎。至此,經過近10年的長途跋涉、艱苦鬥爭和忍辱負重,譚慶榮再度回到黨的懷抱。
1955年,譚慶榮被授予上校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二級紅星榮譽勳章。1991年1月30日,譚慶榮在桂林逝世,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