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個女同志指著臺上的周恩來:“那個戴鴨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人就是周恩來。”鄧穎超在心裡默默地說道:長得還真漂亮!
從相識相知到同甘共苦,鄧穎超和周恩來攜手走過了50多個年頭。他們的愛情故事誕生於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也讓他們的愛情烙上了鮮明的革命色彩,到如今仍別有一番韻味。
鄧穎超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她與周恩來不是萍水相逢,也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而是經過幾十年的戰鬥,才結成了這種深遠、永恆似戰友又似伴侶的夫婦。
1987年,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宴請來訪的日本客人,席間,鄧穎超首次向他們回憶起了她與周恩來相知相愛的經過......
周恩來為愛改變“獨身主義”
兩人相識是在五四運動時期,那時候周恩來已是天津學生界有名的會報主編,而鄧穎超則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會長。
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周恩來重回母校,也就在這時他第一次見到了鄧穎超。她滿懷激情地站在講臺上聲淚俱下:“諸位同學,你們在家安眠時,是我們代表在北京受難之時......”
周恩來為這個場景動容,他一邊提筆記著,一邊小聲詢問著鄧穎超的資訊。鄧穎超回憶中提到:當時彼此都有印象,但是很淡。
兩人真正開始接觸是在1919年9月,天津學界包括周恩來、郭隆真、鄧穎超等在內的二十多名青年男女,共同成立了一個愛國學生運動的核心組織——覺悟社。
當時鄧穎超只有15歲,周恩來比他大六歲,兩人慢慢熟識了起來,但卻絲毫沒有愛慕之情。一年後,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鄧穎超則在北京當起了教員。
雖然相隔雲山萬重,但是兩人卻從未斷絕聯絡,當然他們來往的信件內容大都是討論的革命與鬥爭。
1923年,鄧穎超收到了周恩來寄來的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不同尋常的是周恩來寫下的一句話:“希望我們兩個將來像他們兩個一樣,一同上斷頭臺。”
緊接著,周恩來的信一封接著一封,這讓鄧穎超的心裡疑雲無數。周恩來曾發表過一篇獨身主義的文章,鄧穎超當時頗為贊同,所以對於周恩來含蓄地告白鄧穎超渾然不覺。
她先是在信中向他徵詢工作,而後才委婉問道:“你不是一向抱獨身主義的嗎?現在是什麼想法?”周恩來向鄧穎超說明自己改變了“獨身主義”的想法,並且將自己的感情也全然傾吐了出來。
周恩來的深情讓鄧穎超不可抵禦,她明確答覆了周恩來,這一年開始,兩人之間就已經上升為了戀愛關係。
許多年後,周恩來教育晚輩正確的戀愛觀,又談起了兩人的感情:“......應該選一個經得住革命艱難險阻的人作為終生伴侶,我就是這樣選擇你們七媽的,然後就與她通訊了......”
鄧穎超在一旁笑意盈盈,兩手一張:“怪不得那會兒突然連連收到你的信呢!”就是這樣的靈魂聯盟,讓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攜手大放異彩,成為一對“模範夫妻”。
1924年底,周恩來回國,忙碌的工作讓周恩來即使回了國,也將近一年沒有見過鄧穎超。這年鄧穎超在天津工作,初轉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
1925年,天津反帝愛國運動正值熱潮,為了鄧穎超的安全,組織上決定讓其南下廣州,二來還可以將她和周恩來之間的事了了。8月鄧穎超到達廣州,周恩來派陳賡接應。
陳賡拿著鄧穎超的照片,瞪大眼睛尋找,直至人全部散盡他也沒找到。沮喪地來到周恩來寓所,陳賡見到了照片中的姑娘鄧穎超,周恩來玩笑道:
“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和你提到的陳賡,今天我有急事,本想讓他去接你,誰想他竟然把我的新娘接丟了。”
不久周恩來和鄧穎超舉行了他們的婚禮,鄧穎超踩著個小板凳,應大家要求,將二人相愛的過程娓娓道來。周恩來也被大家玩鬧,一邊接著自己的酒杯,一邊還要幫鄧穎超擋酒,到最後,他被抬回了房間。
痛失愛子,周恩來大發雷霆
剛結婚,兩人還沒有來得及享受一天蜜月,周恩來就奉命東征去了,而鄧穎超則是繼續留在廣州協助何香凝領導廣東的婦女革命運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雖然兩人不能時時在一起,但他們卻始終互相關懷思念著。10月的一天,鄧穎超時常噁心嘔吐,還渾身痠軟無力,悄悄到醫院檢查後,鄧穎超才得知自己懷孕了。
聽到這個訊息的鄧穎超不知道是該喜還是該悲,內心十分矛盾。她剛剛21歲,廣東的工作才剛剛展開,這個時候正需要她全力以赴,她哪有時間生孩子呢。
那段時間鄧穎超吃不下睡不好,妊娠反應十分嚴重,繁忙的工作讓她感到極度疲憊,人也明顯瘦了一圈。幾經思慮,她產生了一個瘋狂的想法——把孩子打掉。
本想著與人商量,但奈何丈夫東征,媽媽也不在,她親近的人一個個都幫不上忙,鄧穎超只得自己決定。她隨便在廣州街頭賣藥的人手裡買了一副墮胎藥,誰知藥性上來她血流不止,被送進了醫院。
母親聞訊趕來後已經為時已晚,孩子沒有保住,鄧穎超的身子也十分的虛弱,母親責備著女兒的不懂事,眼裡卻止不住的心疼。休息了幾天後,鄧穎超又投入到了工作當中。
11月,鄧穎超被派到汕頭一帶開展婦女運動,恰巧周恩來也率東征軍來到了汕頭,11月20日,久別的小夫妻重逢。
周恩來看著臉色蠟黃的鄧穎超,關切地問道:“小超,你這是怎麼了?生病了?怎麼也不寫信告訴我呢?”鄧穎超一臉欣喜:“我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想不想聽?”
周恩來饒有興趣地催促著鄧穎超快說,鄧穎超輕聲將自己打胎的事全盤托出,誰知周恩來的臉色卻由紅變青,越來越難看。
他勃然大怒,責備鄧穎超:“你怎麼這麼糊塗?怎麼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對立起來?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財產,他屬於國家、屬於社會,你有什麼權利把他扼殺?!”
鄧穎超從未見周恩來發過這麼大的火,有些不知所措。周恩來又道:“隨便糟蹋自己的身體,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身體是革命的資本,你要怎麼處理是不是應該來信和我商量一下,怎能如此輕率!”
聽著周恩來的一頓數落,鄧穎超也有一點生氣,但她也意識到這件事是自己的錯,便耐著性子不停地道歉。看著妻子委屈的眼神,想到妻子本意也是為了工作,周恩來也平復了一下心情。
他轉身握住妻子的手,將她摟在懷裡:“孩子已經失去了無法挽回,眼下,你應當注意自己的身體。不過,下次可不能再擅作主張了。”鄧穎超連連點頭。
1926年,鄧穎超再次懷孕,她滿心歡喜地將這個訊息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也十分高興:“我們將要有革命的下一代了!”
吸取上次的教訓,鄧穎超這次十分注意保養身體,母親也陪伴在她的身旁,給她準備著營養豐富的飲食。每次感受到小生命的律動,夫妻倆都會憧憬著小生命的降臨。
1926年底,周恩來奉命赴上海中央軍委工作,鄧穎超便一個人留在廣州等待孩子的降臨。很快就到了預產期,鄧穎超在母親的陪同下住進了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醫院待產。
分娩時,意外橫出,因為孩子過大,鄧穎超陷入了難產。生了三天三夜,孩子仍是沒有生出來,鄧穎超命懸一線,再拖下去,母子倆都保不住,鄧穎超的母親當機立斷,讓醫生保大人。
鄧穎超知道周恩來是多麼喜歡孩子,連連拒絕,母親勸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孩子還會有的”。鄧穎超含淚答應,醫生用產鉗將胎兒拖出母體,由於頭顱受損,胎兒夭折。
鄧穎超傻傻的看著一動不動的胎兒,痛哭流涕,心裡撕心裂肺的疼。然而就在這時,上海風雲驟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丈夫周恩來也上了蔣介石通緝的名單。
幾經周折,鄧穎超收到了丈夫的密電,於是便又匆匆啟程。在醫院的幫助下,鄧穎超和母親幾經輾轉平安抵達了上海,與周恩來取得了聯絡。短短五個月,幾經生離死別,鄧穎超忍不住在周恩來懷裡痛哭了起來。
醫生給鄧穎超檢查了身體,由於難產她的身體受損,產後又沒有休息調養,子宮沒有收縮,很有可能今後無法再孕。
這一訊息猶如驚天霹靂落在了兩人頭上,鄧穎超失聲痛哭,周恩來強忍悲痛,安慰著鄧穎超:“這是無法預料的事,你保住了就是最好的,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健康,孩子以後還會有的......”
兩人就這樣永遠失去了為人父母的機會,但是一想到這是為實現革命理想付出的代價,他們也漸漸看開了,兩個人一如既往地幸福甜蜜。
革命之路動盪不安,因為戰爭和工作需要,夫妻倆經常分處兩地,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鄧穎超總是將自己偽裝成一個農家主婦,提著菜籃子到處奔走。
在那種危機四伏的日子裡,鄧穎超無疑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都說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這話倒也不假,周恩來為革命奮鬥了多少年,鄧穎超就在他身後支援了多少年。
鄧穎超是理解周恩來的,她認為她和周恩來首先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其次才是同一屋簷下的伴侶。
同樣,周恩來所需要的也是能一輩子陪他經歷革命的驚濤駭浪的伴侶,這也是他們倆愛情延續的最堅固的保障。
為他完成最後的遺願
南昌起義失敗後部隊撤退,途中周恩來患上了重病,神志昏迷,在聶榮臻等人的護送下,他被送到香港治療。
第一次醒來,周恩來迷迷糊糊地問:“不知道鄧穎超同志有沒有訊息?”一位女護士走了過來:“到上海了。”幾經詢問,得知訊息準確,周恩來十分高興,心情好了不少。
後來中央撤出延安,周恩來轉戰陝北,中秋之夜,他給鄧穎超寫下一封信,以表達他的思念之情。鄧穎超的秘書收到信,開玩笑地說道:“大姐的情書來啦!”
鄧穎超拿過信,愉快的閱了起來,她大大方方的將信推過去:“哪裡是情書,是形式報告,不信你看。”秘書指著信:“今日春秋,對月懷人,這還不是情書呀!”鄧穎超默默地笑著。
那段風雲歲月中,所有人都見證了鄧穎超和周恩來的愛情佳話。談不上轟轟烈烈,但卻傾注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一個細節上。
不能見鄧穎超時,周恩來會專門遣人告知;生病時,即使工作繁忙,他也會想方設法瞭解妻子的情況。結婚幾十年,他們之間沒有肉麻的情話,最甜蜜持久的不過就是周恩來的一句“小超”罷了。
而鄧穎超對丈夫的愛,除了表現在對他工作、理想的支援上之外,更體現在生活中的處處關懷。為他親自設計小床桌,周恩來工作繁忙時的盡心照料,不如意時的互相安慰,方方面面......
即使是終生都沒有後代,倆人也從未心生嫌隙,周恩來坦然地說道:“我們可以把烈士的後代當成自己的子女,那都是我們的孩子嘛。”
那時起,他們夫妻倆就開始收養遺孤,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教育他們,還為他們建立了兒童劇院。她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也是全國人民心中永遠的“鄧媽媽”。
幾十年來,兩人平平淡淡,唯一一次例外是在1950年。那天是他們結婚25週年紀念日,導演孫維世興致沖沖地來到周恩來住所:“今天給爸爸媽媽舉行結婚紀念儀式。”
她興致勃勃的將兩朵大紅花拿出來,佩戴在周恩來和鄧穎超的衣服上,周恩來樂呵呵的說道:“這是給我們做銀婚紀念呢!”
鄧穎超也是十分高興:“結婚時沒舉行婚禮,今天倒戴了大紅花了。”一堆人樂呵呵地笑著,攝像機停留在夫妻倆的臉上,為他們留下了一張恩愛的紀念照。
1972年5月,周恩來被檢查出癌症,所有人都瞞著他,但是頻繁地尿檢早已讓周恩來起了疑心。1973年1月,周恩來出現血尿,藥物維持了一段時間後,鄧穎超陪他做了手術。
10月,再次復發,1974年6月,周恩來住進了解放軍305醫院,鄧穎超一直陪在身邊。多少個日夜交替,鄧穎超心如刀絞,但是她卻一直表現得極為鎮定,不想給丈夫增加壓力。
一天下午,鄧穎超坐在病床旁邊,周恩來緩緩開口:“我肚子裡還有很多話沒和你講呢!”鄧穎超一臉沉重:“我也有很多話沒和你講呢!”
沉默了許久,鄧穎超才緩緩開口:“只好都帶走嘛!”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舉國上下一片哀鳴。鄧穎超悲痛萬分,她用純潔的白色鮮花紮成花圈獻祭,上面寫著“戰友——小超哀獻”。
想到周恩來曾與她相約要將骨灰灑在江河大地上,她還堅定地說:“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的場景,鄧穎超不禁動容。她含淚將周恩來的遺願轉達給了中央:“將骨灰撒掉;後事不特殊;不開追悼會。”
1月15日,鄧穎超帶著工作人員,將周恩來的骨灰分開裝進了四個塑膠袋裡,一邊裝一邊喃喃自語:“恩來,你的願望要實現了,你可以安息了!”
幾人乘著一架小型飛機,將骨灰飄灑在了北京上空,鄧穎超陷入了深深的回憶:雪花紛紛揚揚,周恩來將鄧穎超叫到辦公室,待她匆匆趕來後,周恩來卻拉著他向外走去。
“請你來踏雪!你喜歡雪,下雪的時候又不多,我們一起踏雪的機會更少......”兩人緊緊的手牽著手,走在雪中,一圈又一圈......想到這兒,鄧穎超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1992年,鄧媽媽也離開了人世,臨走前她還囑託要用裝周恩來骨灰的盒子裝她的骨灰,然後再將其撒到16年前飄灑周總理骨灰的地方。
她用自己的一生演繹著對周恩來的戰友之情、伴侶之愛,這感情撼天動地,蕩氣迴腸。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他們互愛、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諒、互信、互識。
是並肩作戰的戰友,也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不管是什麼都是我們後輩的楷模。正如她曾送給周恩來的一首詩中所寫到的:“夫妻慶幸能到老,無限深情在險中,相攜相伴機緣少,革命情誼萬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