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泊於東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代表日本政府簽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
一、
9月9日，中國戰區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校禮堂舉行。為了見證日本法西斯最後低頭的時刻，一大早，成千上萬的市民湧到侵華日軍總司令、日本投降代表岡村寧次車子必經的廣州路、珠江路、黃埔路兩側，等待歷史性一幕的到來。
9時整，受降儀式正式開始。岡村寧次低頭看了看投降書，取筆蘸墨寫下名字後，從上衣口袋內取出一枚印章，蘸上紅色印泥後，蓋在名字下方。他的手彷彿不聽使喚，出現了劇烈的顫抖，連印章都蓋歪了。
據受降儀式親歷者、時任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部作戰部少將參謀長的嚴開運回憶，岡村寧次的臉色十分難看，以前那種囂張的氣焰不見了，十分不情願地交出了隨身攜帶的那把沾滿中國人鮮血的軍刀。
為了這個受降儀式，中國人民浴血奮戰了整整14年。
投降簽字儀式結束之後，岡村寧次等人垂頭喪氣地走出會場。作為一名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岡村寧次的心裡一直是不服氣的。在蔣介石的庇護下，這個大戰犯神奇地逃脫了審判，於1949年1月回國。
1950年，他被臺灣當局聘為"軍事實踐研究院"高階教官，還出版了一本回憶錄。
在回憶錄中，岡村寧次對八路軍的評價是“作戰勇敢，內部團結”，充滿了對中共遊擊戰無奈的感嘆。
岡村寧次
但是對於日本的失敗，岡村寧次明顯心有不甘。在回憶錄中，岡村寧次提出早在1942年，日本便有“結束對華戰事的最佳時機”，只是日本海軍的一些將領“魯莽行事，這才葬送了帝國的希望”，導致了日本1945年的無條件投降。
歷史證明，這只是這個軍國主義分子的幻想，不管是1942年還是1945年結束戰爭，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命運都是無法更改的。
二、
岡村寧次1884年5月生於東京，是德川幕府的武士後裔。1915年，他以蒐集資料的名義第一次來到中國，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為日本侵略中國做準備。1928年，他任日軍步兵第六聯隊隊長，是濟南慘案的劊子手之一。
1933年1月指揮關東軍進攻熱河，並 代表日本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侵犯中國主權的《塘沽協定》。後歷任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華北派遣軍總司令，最後成為侵華日軍最高統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
抗戰中，他指揮日軍瘋狂推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被中國人民稱為"侵華惡魔"，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
“三光”為“燒光，殺光、搶光”之簡稱，是日軍在我抗日地區內殺戮居民與對糧襪房舍與其他物資裝置的徹底破壞的總稱，日本的作戰術語中稱之為“燼滅作戰”。
是日軍對我根據地內一個人不剩的殺光，一間房不留的燒光，一點東西也不留的搶光，其目的是徹底摧殘中國軍民抗日的戰鬥意志與物質基礎。
這個戰術的始作俑者，是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使其達到高峰的，正是岡村寧次。
1940年10月，日軍在掃蕩共軍晉冀魯豫邊區時，下過一道命令：這次作戰，與過去完全相異，乃是在於求得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八路軍根據地。
凡是敵人地域內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燬;所有糧襪，其不能搬運的，亦一律燒燬；鍋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這是日軍第一次提出“三光政策”。
1941年7 月，岡村寧次繼任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後，於8月集中了日軍5 個師團及偽軍共7萬多人，開始自了一場由岡村親自指揮的"總力戰"，也就是一次空前的大掃蕩。
日軍分為許多股“分割槽掃蕩”，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其瘋狂暴行達於極點，相繼製造了井陘慘案、野北慘案、北管頭慘案、下陀慘案，將根據地的老百姓殺得所剩無幾。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更加緊掃蕩我根據地，以加強其對華北的控制。
1942年1月，岡村寧次根據日本大本營所定"確保華北，遊擊華中，遷回華南，利用華北人力物力"的戰略方針，決定對中共根據地再度實行連續的掃蕩，實行"三光政策"，以摧毀抗日秩序，建立起敵偽統治。從這時起，"三光作戰"變得更系統、更大規模和連續不斷。
1942年5月，岡村寧次集中5萬多人鬼子，對冀中地區發動了空前集中性的大掃蕩，其“掃蕩地區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殘酷性之甚，均屬空前”。饒陽縣被日寇殺害3萬多人，武強縣被殺者13600多人，定縣被殺者14300多人，許多地區成為一片焦土。
三、
岡村寧次不僅僅只是一個只知道殺戮的劊子手，還是一個陰險的陰謀家。作為日軍日本少壯派“三羽烏”之一，岡村寧次長期供職於陸軍參謀本部，專門研究中國。
“七七事變”之後，岡村寧次與大多數日本將領不同，反對一昧用武力征服中國，面是主張以華制華，甚至提出了"討蔣愛民"的口號，企圖分化抗日力量。另外，他反對扶持汪精衛，認為這會刺激到蔣介石政權，實際上是逼迫其抵抗日本。
從種種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既兇殘又狡猾的軍國主義分子，比那些只知道殺人放火的強盜更加難以對付。
1941年，東條英機派岡村寧次來中國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其目的有二：一是要他維持華北“治安”，清剿掉華北地區的反日勢力；二是勸降蔣介石，儘快結束對華戰爭，以便日本能騰出手來，在太平洋與美國一較短長。
作為岡村寧次的學弟，東條英機深知岡村的手段。
東條英機
1921年10月，在德國一個叫巴登巴登的療養勝地，三名日本少壯軍官舉行了一次秘密集會
三人在這次秘密集會中，談論了滿洲問題，談論了日本陸軍的革新問題，決心要改革日本軍隊，為將來“征服世界”打下基礎。而當時還有一個日本年輕軍官，乖乖地替三人站在浴室門口放哨，這個人便是東條英機。
儘管他後來擔任了日本首相，但仍然一直尊重這三位“前輩”。
在華北發動了幾場史無前例的大掃蕩後，岡村寧次認為華北治安已得到了根本扭轉，他已完成了一半的任務。但他的身上還有一項更重要的任務，就是誘降蔣介石，儘快結束對華戰爭。
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原以為只要出兵，“三個月內便可滅亡中國”。可是他們很快便發現自己錯了。中國不但沒有屈服，而且也絲毫看不到屈服的跡象。被困在泥潭中的日本內閣，於是決定加緊對蔣介石的政治誘降。
日本軍方於是繞過外務省，指示日本駐柏林武官與德國聯絡，想請德國出面“調停”。
德國是蔣介石反共的盟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是帶著在內蒙古建立一個類似外蒙古的自治政府、在華北平津鐵路以南建立一個非軍事區、停止反日、共同反共等七項條件，去拜會了蔣介石。
蔣介石對陶德曼說，如果他同意了日本的七個條件，“中國政府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的。假如中國政府傾倒了，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共產黨將會在中國佔優勢。”
所以蔣介石婉言拒絕了德國的調停，但卻又提出“假如貴國總理向中國和日本提議停止敵對行動，中國願意接受。”之後，蔣介石還派吳鼎昌、翁文灝和曹汝霖、王克敏、梁鴻志等漢奸接洽，商討停戰事宜。
1937年12月22日，日本提出了一份"解決支那事變的建議草案"，要求中國“放棄反日和反“滿洲國”的政策，在有必要的地區建立非軍事區和特殊政權，日本、中國和“滿洲國”之間締結經濟合作協定，中國償付日本所要求的賠款。
這樣的苛刻條件，蔣介石表示“決無接受餘地。”
四、
德國調停失敗後，日本一直沒有停止對蔣介石的誘降活動。
日本對中國的誘降，採取的是"多邊"策略。誘降汪精衛的稱之為"梅工作"，誘降蔣介石的稱之為"桐工作"，有專門的機關和一套人馬。
汪精衛
“桐工作”由侵華派遣軍總司令部主持，具體負責人是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抗日戰爭中，岡村寧次曾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可以說他才是“桐工作”的幕後負責人。
當時宋美齡的弟弟宋子良常住香港，蔣介石決定派軍統特務曾廣冒名頂替，以宋子良的名義與鈴木接觸。
雙方的會談真真假假，充滿了戲劇性。為弄清“宋子良”的真實身份，日本人還偷拍了一張“宋子良”的照片，帶回南京找人辨認，結果有人說是，有人說不是，所以日本一直對香港的這個“宋子良”持懷疑態度。
直到 1945年 6 月，日本人才發現了這個“宋子良”是假冒的，自己上當了六、七年。
日本方面處心積慮策劃的“桐工作”非但沒有達到誘和重慶國民政府的目的，反而被國民政府軍統方面摸清了日本的底牌，所以戴笠曾在蔣介石面前嘲笑岡村寧次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岡村寧次與一些死硬的法西斯軍人不同，他懂得從日本帝國的利益出發，知道如何採用更高明的手段實現侵略目的。
七七事變後，他贊成所謂的"不擴大主義"，認為日本應先經營好東北再說，怕日本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後來汪偽政權成立，岡村寧次大罵這是“不瞭解中國情況的人做出的蠢事”，認為以汪精衛的人品、威望和實力，不但幫不了日本的什麼忙，反而會成為日本的累贅。
同時，他出於鞏固佔領區的目的，甚至有意改善日軍的所謂"形象"。所以這個岡村寧次較一般日軍將領更富有欺騙性，也更加狡猾。
1944 年 7月，日本敗局已定，更把"爭取重慶" 作為開啟外交全域性的最大要務，制定了《關於對重慶政治工作之實施》的檔案，表示"願意以完全平等的條件為原則"，與重慶方面“實現和平”。
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汪偽政權越來越成為日本的一個"包袱"，岡村寧次便建議日本大本營丟棄汪偽政權，來討好重慶。
岡村寧次親自挑選了與重慶聯絡的人選——大漢奸繆斌。繆斌接受任務後，透過秘密電臺聯絡上了戴笠。
繆斌
戴笠接到繆斌的電報後，立即向蔣介石請示，蔣介石同意派繆斌密訪日本。
雖然開羅會議時盟國便已約定不準單獨與日本媾和，但在1945 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英、美兩國為換取蘇聯在遠東出兵，出賣了中國利益，蔣介石十分氣憤，在日記中寫道：“國勢之危急極大，不知何日有濟？”故而同意繆斌訪日， 摸清日方態度。
1945年 3月15日，繆斌化名 "佐藤"，由上海秘密飛往日本，提出了“和平實施方案”，並私下裡對東條英機表示：重慶不願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毀，因為中國的自保依賴日本的繼續存 在。日本是中國的防波堤。 如果現在締結和平，我們也能阻止蘇聯出兵。
繆斌的這次赴日，沒有起到多大作用，因為日本自首相以下，陸相、海相、外相都是死硬的法西斯分子，他們狂妄而又自大，不願意承認日本即將失敗的命運。所以蔣介石的這次與日本接觸，也以失敗告終。
岡村寧次得到訊息後，頓時面如死灰——他知道，日本的覆滅已經無可挽回了。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勝利之後，繆斌突然被逮捕，併火速被槍決。據說是美軍在清理日本內閣的檔案中，發現了繆斌在日本的活動，蔣介石為了掩蓋事實真相，只有將繆斌殺掉，造成死無對證的局面。
這個繆斌在抗戰中投靠日本人，固然是罪有應得，但他“有幸”成為第一個被槍決的漢奸，與這次日本之行不無關係。
五、
作為一個“中國通”，岡村寧次很早就意識到，單靠戰爭根本解決不了中國問題，更不可能滅亡中國。所以與中國妥協，是日本唯一能自救的機會。
這裡要加以說明的是，岡村寧次並不是什麼“和平使者”，他和日本所有軍國主義分子一樣，是一個侵略成性、殺人如麻的魔鬼。只不過在怎樣“征服”中國的策略上，他比其他人要清醒一點罷了。
岡村寧次的如意算盤是：佔領中國東北後，與中國議和，中國接受日本佔領東北的事實，日本能騰出手來，將中國戰場上的百萬大軍轉移到其他戰場。所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岡村寧次會大罵日本海軍是一群豬。
但是岡村寧次沒有料到，1943年11月開羅會議期間，中、美、英三國便約定，不得與日本單獨媾和。
岡村寧次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出的，1945年之前，日本有和中國求和的最佳時機，也只不過是他的一廂情願罷了。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都不會和敵人媾和。我們需要的，是徹底打敗侵略者，把他們趕出中國。
